國戰會論壇/蔡鎤銘》烏克蘭無人作戰經驗 台灣能完全複製？

烏克蘭研發的「藍眼戰盒」，是一種戰場環境偵測系統，而且它的判斷不依賴連線系統，即使訊號失聯也可使用。

文/蔡鎤銘

2026年7月8日，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大衛•裴卓斯（David Petraeus）與Mental Help Global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克拉拉•卡盧德羅維奇（Clara Kaluderovic）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指出，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五年，提供了關於未來戰爭形態的非凡教訓。然而，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警告，軍事戰略家們很可能只看到一份可以購買的武器型錄，而忽略了更深層的真相。

烏克蘭的經驗顯示，真正決定戰場勝負的，不是無人機本身，而是圍繞無人機的整套作戰生態系。對於同樣面臨更大威脅的台灣而言，這個被忽略的教訓格外迫切。台灣的領導人和夥伴經常表示正密切關注烏克蘭戰事以準備應對中國大陸的入侵，但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的觀察顯示，欽佩烏克蘭的成就與複製這些成就之間，存在台灣尚未跨越的巨大鴻溝。

烏克蘭在戰爭中展現的最深刻教訓，在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作戰架構，將感測器、分析人員、領導者和打擊單位串聯起來，使遠程操作監視與武器系統能夠大規模運作。烏克蘭開發了「Delta戰鬥管理系統」，由國防部運營，匯集來自地面、海上和空中的感測器數據，形成高解析度的戰場圖像，分發給各軍事單位。而這套系統成為連接大量廉價系統與少數昂貴傳統武器的關鍵組織。

烏克蘭同時建立了Sky Fortress聲學感測器網路，由1萬4000個感測器組成，能夠透過聲音定位俄羅斯無人機，即使在雷達無法偵測的高度也能提供高精度威脅圖像。更值得注意的是，烏克蘭創立了無人系統部隊（Unmanned Services Force），成為與陸軍、海軍、空軍並列的全新軍種，擁有自己的教範、領導人培育、採購流程、招募和基礎訓練。烏克蘭將指揮與控制轉化為軟體問題，軟體工程師與技術人員而非傳統軍火商，主導了這場軍事革命。

相較之下，台灣將國防視為需要「供應」而非「建構」的事項。過去30多年來，台灣投資於傳統有人操作平台，由他人的軍事教範所引導。這種本能雖然自然，但使台灣的國防體系只懂得如何購買裝備、熟悉美國教範，卻不知道如何開發系統，也無法闡述自己的戰略信念。

後果顯而易見。台灣的軍隊仍然優先採購昂貴的有人操作平台。今年稍早，立法院從國防特別預算中刪除了國內無人機生產項目，卻保留了數十億美元用於採購美國武器系統。在野黨以財政紀律和對國內採購貪腐的擔憂為由反對，此舉的整體效果是大幅減少無人系統的國內新採購，並削減了與美國聯合開發此類系統的資金。

台灣的軍方至今仍未確立承認無人系統貢獻的國防與嚇阻新教範，這將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軍事組織結構、訓練、領導人教育、採購、人事政策和設施都無法有效更新以部署無人系統。

至於，烏克蘭克服了人力與經濟劣勢，靠的是改編其防禦體系。台灣擁有世界頂尖的工程師，卻似乎被晾在一邊。現代軍隊必須能夠在整個電磁頻譜上進行競爭，建立電子戰能力，同時保護自己的數據鏈路。但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表示，沒有跡象顯示台灣的工程師已被徵召來應對這項挑戰。

在烏克蘭，Sky Fortress和Delta系統最初都是志願工程師專案，隨後被軍方採用。台灣卻沒有產生任何可對比的管道，讓世界級的民間工程師為國防專案貢獻心力。無人機製造商公開抱怨看不到來自政府的明確需求。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認為，如果台北展現出對當代戰爭需求的理解，將能催生台灣強大工業基礎的關鍵變革。

然而，就在中國大陸以百萬計的數量生產無人機之際，台灣的立法機構卻撤回了任何認真擴大規模所需的資金。製造商無法為沒有承諾購買的客戶建立產能，外國夥伴也只會將合作帶往能夠展現真實需求的市場。

當然，地理因素使這些缺陷尤其令人擔憂。作為島嶼，台灣過度依賴海上進口，一旦戰鬥爆發可能被中斷或封鎖。台灣進口能源，有時僅持有數週的儲備。海底電纜也曾因海上「事故」而斷裂。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強調，台灣不能假設自己可以選擇準備面對的戰爭類型。

時間也不站在台灣這邊。裴卓斯和卡盧德羅維奇指出，台灣仍有時間建構嚇阻中國大陸入侵的架構，但很可能沒有時間靠購買來獲得安全，尤其考慮到主要供應商的交貨速度。直到2026年4月，台北才收到2019年訂購的108輛美國M1戰車中的最後一批。

烏克蘭的教訓當然不能未經調整就直接套用在台灣。烏克蘭沿著近1000英里長的連續前線作戰，擁有相當的縱深可以撤退。台灣則必須在海峽作戰，承受針對家園的空襲和飛彈攻勢，沒有任何退縮空間。因此，台灣的任務不是模仿，而是轉譯：將烏克蘭的創新重新詮釋為更海洋化、更暴露於空中的戰場應用。

而台灣最大的機會在於大規模部署分散式、可消耗的無人海上系統，由空中無人機導引，能夠阻止入侵艦隊自由行動。台灣需要烏克蘭Delta系統的對應版本，由台灣人的雙手構思和維持，而非從國外授權，並以台灣自身環境而非烏克蘭的數據來訓練，台灣要複製的不是特定系統，而是其製造方式：操作人員、工程師和分析人員之間的緊密持續協作，以及授予最接近問題的人持續改進解決方案的權力。

台灣的潛在對手擁有無人機、全球最大的傳統飛彈部隊和世界最大的製造產能。因此，台北不能依賴少量稀缺而昂貴的攔截器，雖然應對飛彈威脅確實需要相當數量。台灣必須部署可負擔、多層次、有韌性且充足的防禦體系，並在危機發生前就製造和累積這些能力。

烏克蘭的適應節奏來自與活生生的、不斷演變的敵人的持續接觸。台灣應該專注於嚇阻，沒有這樣的導師也無法憑空創造。但台灣可以模擬類似條件，透過足夠嚴謹和非劇本化的演習來暴露真實問題，將工程師與操作人員置於一處而非分開，並有紀律地研究烏克蘭經驗。

擺在台北面前的選擇，以及在相當程度上擺在對台灣自衛能力有利益的國家面前的選擇，是要繼續採購數量有限、昂貴且日益脆弱的有人操作平台，還是承擔更艱難的工作：在國內建立可消耗的大規模產能以及實現此目標的架構。其他國家可以協助，但無法代勞。台灣的嚇阻態勢終究要由台灣自己維持。而烏克蘭戰爭的主要教訓是：一個決心生存的國家，必須願意學習如何自衛。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