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珈君》北京戰略進逼 歐美在聯合國權力式微

在「全球發展倡議」（GDI）提出5周年之際，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高層會議上再次重申了北京的戰略宣示：將該倡議深度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並以「全球南方」代言人的姿態，推動國際秩序轉型。

文/葉珈君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的版圖正經歷著二戰以來最為深刻的權力搬移。在「全球發展倡議」（GDI）提出5周年之際，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高層會議上再次重申了北京的戰略宣示：將該倡議深度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並以「全球南方」代言人的姿態，推動國際秩序轉型。

這一外交動作不僅是一場發展政策宣告，更是一份針對以西方為中心之國際體系的「結構性戰略檢驗」。多年來，聯合國曾是歐美確立戰後規則、輸出價值觀與主導全球治理的核心舞台；然而，隨著全球南方國家的集體崛起以及北京「發展優先」戰略的進逼，歐美在聯合國體系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角色式微與邊緣化危機。

王毅在倡議5周年大會上發出的核心訊號，著眼於將發展議題制度化、去政治化，並將其轉化為全球治理的主導議程。北京的政策支柱可歸納為三大戰略層面：

第一，話語權轉移：以「發展權」轉化「人權與規則」。多年來，西方國家偏好以「民主、人權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作為聯合國論述的基石。北京則藉由全球發展倡議，試圖將國際焦點重新拉回減貧、糧食安全、工業化與基建等實體生存議題。王毅強調對接聯合國2030議程，正是利用開發中國家對歐美「價值觀附加條件」的疲憊感，建立一套以經濟發展為最優先的平行正當性。

第二，陣營制度化：建立「全球南方」聯合陣線。全球發展倡議並非停留在宣示層面，北京已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推進成立「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吸引了近80個國家加入，並成立專項基金與合作項目庫。這種在聯合國體系內組建多邊聯盟的手法，使其政策影響力得以直接影響至聯合國大會（UNGA）及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的投票生態。

第三，雙軌並進：整合金磚與上合組織的外圍力量。北京將全球發展倡議與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擴員後的金磚（BRICS）機制串聯，形成一套對抗西方G7架構的外交組合拳。這種外圍機制與聯合國內部的內外連動，大幅削弱了歐美對多邊議程的獨占性。

面對中國大陸來勢洶洶的政策攻勢，歐美各國在聯合國內部的應對顯得被動且支離破碎。這種角色式微並非一夕發生，而是由三大深層困境累積而成：

首先，價值觀外交與南方國家務實需求背離。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盟）在提供多邊援助或推動聯合國決議時，往往高度連結碳排放限制、民主轉型、治理透明度等規範性條件。然而，對於許多正面臨通膨、債務危機與能源短缺的南方國家而言，歐美的條件化援助顯得遠水救不了近火。北京透過全球發展倡議提供「無附加政治條件」的實體計畫，成功在聯合國大會塑造了「西方講道理、中國給資源」的對比，導致西方在許多關鍵投票中逐漸失去開發中國家的支持。

其次，安理會僵局與多邊主義信任赤字。在美中戰略博弈與俄烏衝突、中東局勢交織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SC）頻繁陷入停擺。歐美過度仰賴安理會作為施加制裁或維護安全的工具，但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其權威性遭到嚴重削弱。當歐美在安理會深陷地緣爭端泥淖時，北京則以全球發展倡議在聯合國大會與專業機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工業發展組織UNIDO等）大力鋪路，實現了「安理會癱瘓，但發展議程推進」的非對稱優勢。

再者，內部戰略分歧與資源疲態。美國政治體制對多邊主義的立場反覆，削弱了其在聯合國承諾的長期可信度；歐盟則受制於內部經濟衰退與烏克蘭戰事的財政負擔，難以向聯合國發展系統提供足夠的全球性資金注入。當歐美削減對聯合國常規預算或特定發展計畫的挹注時，中國大陸適時填補了資金與政治真空，進一步鞏固了其在聯合國秘書處與執行機構內的影響力。

全球發展倡議五周年的里程碑標誌著一個明確的訊號：聯合國正從西方主導的「規範制定場域」，加速演變為多極權力下「發展資源與話語權競逐的舞台」。

歐美若希望扭轉在聯合國內部影響力下滑的局勢，必須徹底反思其全球外交策略。西方必須放棄單純依靠「民主對抗專制」的外交二分法，轉而提供具體、可負擔且具吸引力的全球公共財；同時，歐美需要真誠面對聯合國改革議題，包括提升全球南方在國際金融機構與聯合國決議中的代表性，而非僅將聯合國視為捍衛既有特權的堡壘。

然而，如果歐美繼續轉向「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或排他性的「盟友委外」（Friend-shoring）戰略，甚至逐步淡出國際組織的核心運作，那麼聯合國的運作規則，將加速轉由中國大陸主導，並進而推動「發展至上」哲學重塑。這不僅意味著西方在聯合國的主導地位走入歷史，更預示著一個更為分散、由南方國家集體聲量所驅動的新多邊時代已經到來。

（作者葉珈君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英國雪菲爾大學國際政治碩士，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