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社會

耗盡積蓄、無薪實習:中國年輕人找工作有多難

THE NEW YORK TIMES

文/紐約時報王月眉, AGNES CHANG, SIYI ZHAO

他們知道就業市場很艱難。但沒有人想到竟會如此艱難。

中國經濟正在持續放緩中掙扎,房地產開發商深陷債務泥沼,家庭不敢支出,企業家猶豫是否要冒險。年輕人的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採訪了五位中國年輕人,了解他們在這種不確定性下如何找到工作。他們描述了搬回父母家、耗盡積蓄、接受無薪實習或同時打兩份工等情況。

他們還談到了一代人的幻滅。他們出生在中國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成長過程中比他們的父母擁有更多的機會,生活更加舒適,也有著更高的期望。他們被告知,通過努力工作和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未來幾乎是有保障的。

如今,那些繁榮歲月正在消逝,許多年輕人的希望也在消逝——這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不可預測的後果。

納迪亞·楊(音),2019

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納迪亞·楊花費了約3.5萬元,從繁榮的沿海城市搬回家鄉,在20個月的時間裡,除了學習之外幾乎什麼都沒做。

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一個工資還不到她以前收入一半的職位。但這不要緊,因為那是一份政府工作。

中國的公務員工作往往收入較低且乏味。但它們被視為有保障的工作的典型——這對楊女士來說很有吸引力,她曾從事的私人補習行業一度蓬勃發展,但在2021年突然被政府的打壓所摧毀。

楊女士的經歷並不罕見:近年來,隨著政府的打壓和經濟放緩導致私營部門大規模裁員,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中國年輕人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

為了準備考試,楊女士離開她居住了兩年的杭州,搬去和父母同住。在花光了自己的積蓄後,她開始靠父母資助。她花了約1400元購買學習材料。她報名參加了15場考試(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考試)——再支付1500元的報名費。

由於中國的新冠限制措施當時仍然存在,她還必須負擔跨城市出行總共三週的隔離住宿費用。

然而幾個月以來,楊女士一直苦於無法通過初試進入下一輪。

「你會覺得自己把自己逼入了一個死胡同,」她說。

2022年10月,開始學習一年多後,她發現自己進入了北方小城市延安一份工作的最後一輪面試。為了做好準備,她報名參加了為期一週的面試準備課程,費用為1.6萬元。她買了新皮鞋、化妝品和衣服。然後是等待——持續痛苦的五個月的等待。

今年3月,楊女士終於通過面試,並於同月被延安市交通運輸局錄用。

她的月薪只有約3000元,而她在杭州的工資是7000元左右。但現在她工作時間正常,不用擔心被解僱。住房和餐費均有補貼。內心的平靜是值得的——至少現在是這樣。

「我就是說知足常樂,」她說。「不然怎麼辦?」

菲奧娜·秦(音),2023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直到最近,菲奧娜·秦一直都有自己的計劃。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學,然後是一所頂尖的研究生院,最後在大城市的新聞機構找到一份記者的工作。

2022年秋,隨著畢業臨近,似乎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在北京攻讀碩士的同時,她還完成了幾份實習。她設定的目標是向100份職位遞交申請,她覺得這肯定足以讓她獲得一份工作。

但很快,她的計劃開始崩塌。那年秋天,隨著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中國實施了新一輪的大規模封鎖。秦女士連第二天是否能離開家都無法預測,更不用說幾個月後她會在哪裡了。

由於經濟大環境不景氣,她的大部分求職申請都沒有得到回覆。秦女士開始申請任何她認為可能會要她的領域,不僅是新聞業,還有科技行業、出版社,甚至零售品牌。

無助感讓她不知所措。她說:「你想,投一百個,沒什麼回覆,這是很恐怖的一個事情。」

今年1月,上海一家新聞媒體終於向她提供了一份無薪實習機會。她依靠自己的積蓄和父母的資助搬到了這座城市,簽下了一個月2600元的租約。

不過,秦女士以前可能會想辦法盡可能增加留在上海的機會——比如申請其他工作——但她現在決定只專注於手頭的實習。如果實習變成長期工作,她會很高興。如果沒有,她會到時候再想辦法。

幾個月後,她獲得了一個全職職位。但即使是現在,秦女士也對制定任何長期計劃持懷疑態度。

「有太多意外了,」她說。「現在盡量做好當下。」

伊森·易(音),2022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回想起來,伊森·易覺得自己有點自以為是,至少是太天真了。

易先生於2022年6月畢業,獲得了管理學學士學位。他一直聽別人說,大學學位會帶來一定的好處,他不需要像父母那樣辛苦地做蔬菜批發商。他可以得到高薪和尊重。

起初,他的期望似乎得到了證實。他在中國吉利汽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近7000元,高於像他這樣的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水平。

但剛入職時,分配給他的主要是行政工作,比如申報費用,易先生認為這些工作配不上自己。五個月後,他辭職了。

在尋找下一份工作期間,他做了一些臨時的工作。失望隨之而來。他只做了三天服務員就辭職了,不久又離開了在一家酒店和一座遊樂園的工作。

「我好歹也是個本科生,」他說。「你讓我去給別人當服務員,我覺得有點卑躬屈膝,說實話。」

易先生遭遇的是一個中國的新問題:大學文憑不再是像過去那樣的敲門磚。幾十年來,政府成功地推動了大學擴招。然而,與畢業生資質相匹配的工作崗位供應卻沒有跟上步伐。

不過,隨著有關失業的新聞越來越多,易先生開始懷疑問題是不是在於自己的期望太高。其他做著不理想工作的年輕人似乎就能堅持下去。

去年9月,易先生決定到上海碰碰運氣。他發誓,這一次他一定要堅持下去,即使這意味著要做一些他曾經不會考慮的工作。

「其實我有時候會想憑什麼我去挑,別人挑我就算了,我沒有什麼太大資格去挑別人,」他說。

兩周後,他被一家農業化學公司錄用,月薪5200元。他在市郊租了一套公寓,全身心投入到培訓中。

「發展怎麼樣就再慢慢來,」他說。「掙快錢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想到了這一點。」

菲比·劉(音),2022屆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菲比·劉十分想在TikTok背後的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工作。於是,當她獲得了在這家公司的面試時,她決定全力以赴。

她花250元雇了一個線上面試輔導,會給她進行一個小時的模擬面試,並給她反饋。

許多大學生通常會在秋季校園招聘期間拿到工作機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儘管發出了數十份簡歷,但劉女士一個工作都沒定下來。由於壓力太大,她開始嚴重爆痘,於是她去看了醫生,花了大概500元。

花出去的錢越來越多。在北京,她在另一家科技公司小紅書實習,為在這個城市一間與他人合住的房間本來就要支付大約3000元房租。實習工資為大約150元一天——幾乎不夠線上面試輔導費用的一半。

但劉女士很是迫切。進入了字節跳動第二輪面試後,她又花錢買了一次輔導。然後她又進了下一輪面試——於是,又買了一次輔導。

「人就會在這個時候想盡一切辦法,買一個保底和心安,」她說。

劉女士最終沒能獲得字節跳動的工作。為了準備別的面試,她需要跟實習單位請假,每次都要放棄半天的工資。她又去看了醫生,導致她在醫療方面花的錢已經達到了約1000元。

最終在12月,劉女士憑藉著她在小紅書的實習獲得了一份全職工作。她拿到的薪水高於平均值,年薪約為25萬元。

但找到自己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如此之難,令劉女士感到心有餘悸。例如買房等其他成年生活的傳統指標感覺更難以企及了,尤其是在北京這個如此昂貴的城市。儘管她經商的父親在中國經濟繁榮發展時頗為成功,但她對自己是否能像父親一樣向上流動感到懷疑。

「我想,我自己奮鬥10年20年,真的會變得那麼有錢嗎?」她談到自己的父母一輩時說。「現在你靠努力或者什麼的,你絕對不可能這樣去實現。」

蘇琪·金(音),2020屆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蘇琪·金在中國內陸一個小城長大,但一直都想體驗外面的生活。4月,她決定實現這一夢想——不管外面好不好找工作。

金女士要求文中只用她的姓氏和別名。她辭去了已做了兩年的人力資源工作,在下一份工作還沒著落且僅有約5000元積蓄的情況下搬到了上海。

「我覺得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適,」她說。「去外面看看挺好的。」

金女士走的路體現出一些年輕中國人是如何堅守自己的抱負的:他們願意在其他幾乎所有事情上妥協。

她迅速接受了另一份人力資源工作,儘管那份工作工資每月只有約5000元,只比她在老家掙得多一點,而老家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她找了兼職工作,週末在遊戲廳做收銀員。

金女士盡可能地減少支出。她的主要目標是留在上海。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對工作的要求。

「我的要求不高,」她說。「有許多人要優秀得多。」

她的實用主義讓她一直有底氣冒新風險。她在第一份工作做了幾周後就辭職,以尋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因為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完全可以回去做不那麼光鮮的工作。

大約一個月後,她又換了現在這份工資約為每月9000元的工作——比她在老家掙的多了一倍。

即便是有了這份新工作,金女士還是已經在提前思考她的下一個冒險了。在上海工作幾年後,她想試試其他城市。

「都是人生經驗,」她說。

連結:耗盡積蓄、無薪實習:中國年輕人找工作有多難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