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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吧「華盛頓共識」,「康沃爾共識」要來了

6月11日在英國康沃爾召開G7高峰會議

吉蓮•邰蒂(《金融時報》美國分社主筆)

譯/ 觀察者網傅洛拉

30年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創造了一個短語「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用來描述美國領導人(以及其他人)正在全球推廣的一系列自由市場、支持全球化的理念。

約翰·威廉姆森今年4月去世,他提出的「華盛頓共識」也在式微。

然而,現在,一個新的標籤即將誕生: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

可別笑,6月11日在康沃爾召開G7領導人會議之前,一份廣為傳閱的諮詢備忘錄用的就是這個標題。這份報告由來自這七個國家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組成的委員會撰寫,它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議程,以更好地應對這場疫情」。

這份文件包含了一些含糊不清、冠冕堂皇的想法,例如「在全球衛生對策中實現更大的公平和團結」。但它也提出了更為詳細的建議,例如設立一個類似于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資料和技術委員會」,負責監管全球互聯網,並設立一個類似歐洲核研究組織(CERN,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的機構負責氣候技術。

不管怎樣,這份備忘錄表明,最近G7的企業稅協議應該預示著,西方將進入按照新的意識形態路線合作的新階段。

投資者應該得出什麼結論?許多人可能會嘲笑。畢竟,七國集團的會議往往是純粹的儀式性事務,而附帶的備忘錄只是儀式性的象徵。無論如何,「康沃爾共識」的提議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採納,不管它們看起來多麼明智。

但對任何企業或投資者來說,忽視這種儀式性的展示都是愚蠢的。正如人類學家經常指出的那樣,符號很重要,即使它們看起來「空洞」或脫離現實,因為它們反映並強化了關於世界應該如何運轉的群體假設。因此,這份最新的備忘錄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快照,說明了這些假設是如何變化的。

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因為一些投資者和企業領導人的職業生涯始於「華盛頓共識」占主導地位之時,他們現在正努力應對不斷變化的時代思潮。我們人類一直是自己文化環境中的生物,然而我們對待自己的信仰卻好像它們是「自然」的思維方式。

這裡有五個要點需要注意。

首先,今天的西方領導人害怕以「拿著乾草叉的農民」為代表的底層政治(political pitchforks)。

30年前,瑪格麗特·柴契爾和羅奈爾得·雷根等政治人物認為,自由市場全球化理所應當將使每個人受益。如今的領導人擔心,自由市場的果實分配得如此不均,以至於引發了民眾(實際上是民粹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包容」就成了一個新的時髦詞彙。

第二,G7領導人現在也承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競爭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造成了脆弱性。

此前,他們希望個別企業的激勵措施能創造一個優化的跨境供應體系。現在他們知道,全球供應鏈正受到「集體行動」的威脅,因為各家企業往往將活動集中在對每家都非常有意義的節點上,但如果這些節點斷裂,就會造成嚴重破壞。」因此,「彈性」是另一個時髦詞彙。

第三,G7的辯論被對中國的恐懼所困擾。

「康沃爾共識」備忘錄中沒有提到北京。但是,全球供應鏈多樣化的呼聲此起彼伏,不僅是針對先進技術,對醫療設備和礦產也是如此。姍姍來遲的是,西方政府已經承認,讓全球晶片生產集中在臺灣地區這個中心,是一個可怕的戰略錯誤。他們不想重蹈覆轍。

第四,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微妙但深刻的重新調整。

在「華盛頓共識」中,公司被視為相互競爭的獨立行為體,沒有國家的參與。現在所有的話題都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夥伴關係」。

自由企業仍然受到讚揚,但「夥伴關係」是應對當今重大社會挑戰的框架,無論是開發疫苗、應對氣候變化還是與中國展開技術競爭。

最後,在拜登的白宮和其他地方,經濟學正在被重新定義。

對精確定量模型的狹隘關注被取代了,現在的重點是以前僅僅被視為「外部性」的問題——比如說,環境、健康或社會因素。

懷疑者(或自由市場的狂熱信徒)可能會說,所有這些僅僅反映了美國政壇暫時的左傾,或是對這場疫情的短期反應。

可能吧,但我想不會。畢竟,推動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不僅僅是新冠病毒,還有中國的崛起、氣候變化的威脅,以及蘇聯解體後西方關於自由市場思想的傲慢已消散。

在整個政治光譜中,都能找到這種新體制的擁護者。畢竟,是保守黨英國政府,組織了這個諮詢小組,提出了「康沃爾共識」備忘錄。

因此,無論你是喜愛還是憎恨新時代精神,你都不能忽視它。歷史表明,當人們頭腦中的假設發生變化時,它們會以緩慢的橢圓擺動的方式發生變化,這種擺動可以持續很長時間。

而且,有時儀式上的「手工藝品」真的很重要。「康沃爾共識」備忘錄可能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