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六）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

1976年4月4日北京的遊行群眾，高峰約有200萬人。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四五運動，又稱四五天安門事件，是1976年4月4日至4月5日清明節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各地（以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為主）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大批群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同時表達對四人幫的不滿情緒。最終，群眾運動逐漸走向失控，北京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驅離在廣場遲滯的群眾收場。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是事件總指揮，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197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温大同：

    各位聽眾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我要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的常務理事。

    曾建元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周恩來之死

温大同：

    今天曾老師跟我們介紹的主題是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我們在第4集上次介紹的是《李一哲大字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個運動。接下來是文化大革命末期，特別是經過了批判林彪之後整個大陸經濟的衰敗，所以中國共產黨把早期被打倒的鄧小平，讓他復出擔任副總理。當時中國大陸的民間，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事實上是非常非常不滿的。

    我們知道四五運動的觸發點是周恩來在1976年1月去世。這時候中共中央除了毛澤東之外，有所謂的四人幫幫他們掌權。在這之前，黨內就已經對周恩來有一些批判，也就是說他們在批林彪批孔子的同時，還提出了批周公批黨內大儒。

    你怎麼看這個運動的觸發點，周恩來的去世為什麼會引起當時的民間很大的哀悼，還有所謂的「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歷史畫面。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想我們在看中國大陸像悼念周恩來或之後胡耀邦等等的活動，都捲起了天安門運動。我想先從這邊來看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個。人死為大，我們傳統文化就是會尊重往生者，不論他人生前怎麼樣，都有這個基本的尊重，所以追悼是在法律上基本上不會禁止的活動。像我們臺灣有《集會遊行法》，但是在戒嚴時期，你要上街為亡者送终遊行，政府也管不了。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長期擔任總理，他把毛澤東那種狂放不羈的政治決策，在某種程度上，透過他所領導的政府，很穩定地讓這個國家還能夠維持一個運作。像在文革的時候，紅衛兵的打砸搶等等，甚至是毛澤東是鼓勵的，周恩來他就有不同意見。他用非常地柔順的方式保護了一些人。雖然很多人批評他，好像沒有脊梁骨，這麼柔媚地侍奉毛澤東。可能在那時候也透過這種方式，他才能夠維持他的位置，也擁有一點權力可以保護一些人。所以文化大革命，雖然是中國的重大文化浩劫，也造成了也是民族文化基因上很大的傷害，可是如果沒有周恩來在那個位置上，讓他想辦法去把傷害降低，後果可能影響更大。這個事情，我想中國大陸的人民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對周恩來有一份感謝，因此他的過世會讓人們擔憂，沒有人可以管得動他，很多人擔憂缺乏了一個可以穩住陣腳的元老級政治人物，所以透過追悼周恩來的方式，把他們心中的想法，或者是他們的主張、他們的訴求，利用這種場合或名義來做個表達。那可能是唯一可以有這種大規模的集會遊行的機會。為什麼周恩來的過世會釀成四五運動，在中國那種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環境之下，顯然周恩來的死給了人民這樣一個機會。

文革鍛鍊出的時代智慧

温大同：

    我們知道四五運動它的發生，是由於3月25號《文匯報》發文影射地批判周恩來，引起了民間的反彈。接下來就是3月28號，南京大學數學系助教兼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支部委員會書記兼新生政治輔導員李西寧，帶領了系上師生，擡出毛澤東的畫像，發動了上街遊行憑弔周恩來，引起了南京非常非常大的響應，以至於後來影響到了北京。到了30號，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组長曹志傑，發起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纪念碑貼出第一個悼詞跟花圈。

    當時悼念周恩來的悼詩跟花圈，淹沒了整個天安門廣場。我記得那時候我讀高級中學，那時候臺灣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關注中國大陸的運動，特別是這第一個民主運動出現的時候，我們那時候也看到了蠻多四五運動的那些悼詩，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桀／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就是那個詩詞的美跟激情的感覺，事實上給我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其實四五運動有一個很大的訴求，是對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也就是比較左的那一部分的文革的主導者的反擊。對於鄧小平，也就是黨內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他是比較同情。剛才曾老師你也談到，事實上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就是這樣的一種民間的所謂的自發性運動，其實還是跟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有一種呼應，對不對？我們怎麼去理解這樣的民主運動？

曾建元：

    它應該是彼此之間的互相利用。運動要能夠持續，中央要有人出來替他們說話，來避免立即的鎮壓。因為多一天，就有多一天的聲量可以出來，所以中央要有同情的力量，這個勢才做得出來。在中央的內部的這種政治鬥爭當中，民意的走向，也會影響到鬥爭的形式。我們事後可以看得出來，雖然在中央的鬥爭當中，鄧小平下去了，可是人民對他有寄望，──照理講他是周恩來指定的接班者，他彷彿是周恩來政治路線的繼承者，所以人民把對周恩來的悼念，或對周恩來的期待寄託或投射在鄧小平身上。鄧小平我現在鬥不過你毛澤東和四人幫，可是這也是我付出的資本，因為民意站在我這邊，這個民意也代表一個歷史的潮流。所以我們就看到在幾年之後，四人幫等等就通通垮下來了，在四五運動當中被鬥下來的鄧小平，很快就復出了，而且之後主導了中國的政局。他的影響直到現在。很多人知道工業、農業、國防及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就是周恩來在建國的時候就提出來的。可是要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四個現代化的執行要看鄧小平。鄧小平利用了當時的這樣一種局勢，作為他復出掌權的政治資本。而民眾，也透過在此之後的鄧小平時代裡的幾個政治運動，利用鄧小平在黨內非常曖昧的角色，爭取到空間，把中國人民對於民主、法治人權、第五個現代化的嚮往，在那個時候充分地表達出來，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的記錄。無論是他們的文字或他們的主張，我們現在回過去看，那也很了不起啊！

    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學關門。可是在那種歲月的歷練之下，你看他們筆下所談的那些問題，真是非常地深刻，不會少於我們在學校裡面教科書所學到的東西，那是在他們的真實的生活經驗、還有政治鬥爭的環境當中去體會出來的，而和民主的理論相去不遠。所以我覺得這樣回去看，其實中國人很聰明，在亂世當中，是有機會產生重要的社會啟蒙者或政治家。可是共產黨的極權政治太糟糕了，這些優秀的人才，最後都流離失所，這也是一個悲劇。

温大同：

    曾老師您談到這個，我們過去在採訪過程當中，也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基本上，幾乎所有後來的這些民主運動人士，包含在海外的以及今天還留在中國大陸的，如果是年紀有到的話，基本上都曾經參加過四五運動。譬如說青島的牟傳珩先生、最近從杭州到美國的朱虞夫先生，像陳子明啦，王軍濤啊。

曾建元：

    他們那時候才幾歲啊，他們沒有機會受完整的教育，為什麼文革十年一結束，馬上爆發出這麼一代人出來，那真的很優秀啊。所以我覺得，再回顧這些歷史，在中國大陸，一般人連六四都不知道，還管你什麼四五呢？這些人都是反革命。但我們就是要讓中國大陸的人民知道，他們應該要紀念這些人，了解這些人。沒有這些人呢，你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不管怎麼樣，就算他們被鄧小平、被中共政權打壓，可是，如果沒有當年他們站出來擁護改革開放的路線，我想毛澤東啊，四人幫啊，凡是派啊，他們的勢力在沒有人挑戰的情況之下，一定會繼續下去的。所以這些人扮演犧牲者，而造就了後來中國只做了一半的改革。第五個現代化沒有做，但是你的經濟改革，造就了中國當前某種程度的小康的狀態。你不會想一想說，當年這些年輕人，他們為了提出來讓你今天所享受的這些主張，這些有著先見之明的人們，就這樣犧牲掉了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今人該不該為他們當年的這些付出，有一點心存感謝？這個社會，應該要有這樣一種反省跟感恩！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段歷史，所以無感和沉默。如果認識到了的話，心存感謝的心理，我覺得那表現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品格。現在比較可惜的，是中國大陸這方面的資訊被封鎖，等於讓中國人的良心，失去了一個被檢驗的機會。

温大同：

　　我們也知道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反抗運動，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停止。譬如說，我們至少拿一張白紙，都可以掀起一場運動，也就是說，即使在最嚴酷的打壓之下，中國民眾的這種反抗，其實是沒有停下來的。如果我們從頭把握這個歷史的長河，所有這些人與事能夠被紀念，你就不會覺得，原來我們是孤零零的。中國人追求民主的決心，一直都沒有停下來。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跟聽眾朋友介紹中國民主史話最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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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運動誕生中國民主運動

溫大同：

　　曾老師，您在這節目中談到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這個界定是蠻有意思的，「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您為什麼會這樣說？因為如果四五運動的起因是追悼周恩來，它的訴求是要鄧小平快回到位子。所以說，感覺到某種程度上，是黨中央其中的一部分人參與黨內鬥爭的派系，但民意也是對於黨內某一派系強烈支援的。我們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有上百萬人聚集在那邊，有花圈有詩詞，每個人都這麼狂熱地做這些事情。這樣的一種民主運動，您卻說，它是一種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你是怎麼說的？

曾建元：

　　我們可以看到，在四五運動當中的那些活躍在北京或各地的聲音，後來都對中共這套體制失望了。他們的這些主張、這些訴求，說實在也沒有背離共產黨的建黨或建國的理想。差別就是說，要共產黨履行它的承諾，你要實施社會主義民主、人權，這也是共產黨主張的，但是共產黨的這個體制，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就是一種集權的體制，讓它所有的政治承諾都成為謊言。因為無論是任何人上來，哪怕是他們當年寄望的鄧小平，他坐上了那個位置，他錯誤的決策不容糾正，或者是他們仍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江山是共產黨他們打下來的，不容許旁人染指，而有那種家天下黨天下的觀念。你搞了半天，去擁護另外一個上來，他還是共產黨的集權體制的成員或者是領袖，他還是坐享著這個集權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那我那麼累幹嘛呢？我今天推翻了這個，明年上來的，坐上那個位置也是一樣，哪怕是這個改革者，只要我進入到那個體制，我馬上就被這體制同化了。因為你擁有那些權利，你要做什麼都可以，比任何人都還自由，我們一般老百姓的自由還要受到法律限制，還要受到一個自由內在的約束，就是你不要侵犯別人的自由。可是你成為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幹部，或者是黨國領袖，你想幹嘛就幹嘛。這個國家所有的財富，可以讓你隨便揮霍，你用共產的名義，用管理者的名義，其實就是你自己在用。所以這個體制不改，你寄望於個人，到頭來都變成海市蜃樓，都是空想。

　　所以我覺得，對當年四五運動這些參與者、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們在文革的時期那種政治的風暴當中去磨練出來的，他對時代這個病灶深刻的思考，然後在四五運動或接下來的大大小小的，如北京之春等運動當中，看到了這個體制的局限，所以最後不得不跟這個體制決裂。體制外的政治力量，它的產生就是這樣來的。

温大同：

　　四五運動當中，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像譬如說「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訴求裡面，都有民主、人權這樣的意味存在，所以它事實上，是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覺醒，非常非常強烈的，而且四五運動啟蒙了、集結了一批像陳子明、王軍濤等的青年學生。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體制外政治力量，在眾聲喧嘩當中無意地誕生了。在這當中，我們真的可以看到，中國最優秀的、具有民主意識的年輕人，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深刻認知的這一群人，在這個運動當中，他們彼此之間認識了，團結了。他們形成一個社群，而且這個力量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停，像譬如你剛剛談到的王軍濤先生，他今天都還是在美國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還仍是領袖人物，都還在領導著的運動的發生。

曾建元：

　　像這樣非常傑出的紅二代，曾經是共產黨有意栽培的領袖人才，如果連黨內的開明派，如當年的鄧小平，或當年的胡耀邦，當年的趙紫陽，都不見容於這種體制，連他們自身的政治歷程也都是起起伏伏，在生死邊緣徘徊。那你說這些在體制外的年輕人、大學生，他們顯得就更蒼白無力。可是我覺得就是讓人感動的地方就是，儘管他們很年輕，但是他們很真誠地發出他們的屬於那個時代的聲音，而且回音還在今天迴盪。我覺得這應當給現在受到很好教育的年輕一代，去好好反省，當年他們沒有機會讀這麼多書，可他們去深刻思考中國的問題，轉換為他們的具體行動。現在大家讀書讀這麼多，畢業生致辭時，對黨非常諂媚，盡是歌功頌德的頌詞，怎麼會這樣子呢？當然也有很優秀的，洞穿了這些現象，但這些優秀的青年，國家沒有給他們機會。這些從十幾億人當中，被時代歷史篩選出來的，曾經發出像彗星一般光芒的人，不要一下子因為這個體制又被掩蓋掉。所以要至少像他們那樣，大家彼此互相鼓舞。

　　四五運動，今天我們還能夠被人們記起，並不是中國大陸內部資訊和相關歷史材料的保留。不是，是我們臺灣、海外、自由世界記得他們。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回過來講給中國大陸內部的人聽，說你們在幾十年前，曾經出現過，這麼樣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當中引領一代風騷的風流人物，他們還在為他們的理想在那邊奮鬥，中國的人民要記起他們，他們當年所談的那些理想，在今天中國還是適用的。所以一代一代的，在中國土地上思考得出來的思想的結晶，對中國問題的處方，還是可以作為今天中國的改革很重要的參考。我覺得那個精神，是了不起的。追求真理的那種精神，還有行動的勇氣。一個民族要能夠維繫壯大，就是要靠這個東西，而不是靠那個等因奉此、對領袖、對上級唯唯諾諾的品格。我們就是需要有這種剛正不阿品格的人，社會要對這樣的人要尊敬，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

四五運動打開改革開放機會

温大同：

　　曾老師我請教你，我們知道這個1976年四五運動，是從4月4號到4月5號，因為悼念周恩來，所以在天安門廣場上有非常多的花圈、非常多的輓聯、非常多的群眾，我們看到資料最多的時候是有上百萬人。它的結束事實上時間非常短，只有兩天，基本上就是動用衛戌部隊、透過公安、透過人民警察，把這些花圈，把這些人拉走。它是沒有動用坦克車，但是基本上它也是透過警察暴力，應該這樣說它也是國家暴力，就這樣子結束了。接下來一直到了197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它平反，而還把一些人叫四五英雄。我覺得當然是跟鄧小平復出有關，他源於這個力量，覺得他是有民意支持的，而後經過了黨內鬥爭之後，鄧小平出來把它平反，而且事實上是肯定的。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曾建元：

　　我們說他在黨內被肯定，那個也是短暫的一段時期。因為你看四五運動當中的這些活躍的人物，其實在後來北京之春啊、民主牆，還是冒出來的。你表面上把他們從廣場上清除，可是人心不死啊，所以未來有機會，當中很多人他還是要說真話。對鄧小平來講，最後他六四要動用坦克，他已經逼到認為是中共黨國的生死存亡。他為了這個保衛這個紅色江山，最後痛下毒手。而在四五運動的那個階段，可能都還沒有這些念頭，因為四五運動基本上也還沒有升高到說要推翻共產黨體制，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大家講話其實都還蠻客氣的，主題就是悼念周恩來過世。

温大同：

    然後把毛澤東的像抬出來。

曾建元：

　　對，就這樣，你還沒有去否定共產黨，所以當時的鎮壓，當然比不上之後的殘酷，畢竟你還是可以看出來，一個集權的政權，對人民這種自發性的行動，發現很難限制他們的想法，或者是觀念的傳遞，它非常害怕。所以在歷史上，當政治運動的某種政治目的達成了，它就會回過來去收拾這些運動者。這種反反覆覆的歷史循環，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當代史看了很多，所以這個只是缺了那麼離門一腳，能夠讓這個政權藉由這個政治運動的動能，來推動徹底的改革。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這種歷史的機遇被把握住。但是我相信每一代人。你可以看到這個歷屆的運動，大概就是十幾年之後，新的一批人上來了。新人比較沒有過去的運動傷害，所以一批新人就都非常勇敢，初生牛犢不久又出來了。所以為什麼一直是學生運動啊，歷史就是這樣反覆。

温大同：

　　四五運動它是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老百姓的不滿非常非常強烈的這個情況之下，有上百萬人到天安門廣場。這樣的一個運動，如果我們就全世界的歷史來看，這樣的力量事實上是足以讓一個政府垮臺的，或說引導一個新的政治變革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它事實上也預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鄧小平的復出，跟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確定改革開放後的某種程度的自由化運動。

    可以這樣說，它事實上也起到了一種革命性的作用。但可能後面由於鄧小平這個人的極權本質其實沒有變化，而且他的政治選擇並不是像他以後用的可能是最自由化最開明的胡耀邦跟趙紫陽，可是後來他還是受不了他們，把他們罷黜。

    如果從這個脈絡來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的自由化傾向，確實是在四五運動當中看到了一個苗頭，而且它事實上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是最可惜的，就是那個領導者，他在那個關鍵時刻，其實是放棄了民主化，這可能是最深最大的影響。

曾建元：

　　那個領導者從來就不相信民主化。

温大同：

    中國大陸不像臺灣，就是臺灣的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放棄了獨裁。領導者的一念之轉其實也挺重要的。

曾建元：

    是啊，要嘛就是成佛，要嘛就是沉淪成魔，就這麼一念之間。有權力的人其實身在公門好修行，好好善用你的權力，其實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想到我之前才剛發表而即將出版的一篇論文〈李登輝的憲政選擇：關於中央政府體制〉，李登輝在晚年的時候過世前，曾經回顧反省他推動臺灣寧靜革命的過程，他承認他是利用了中國國民黨不民主的體制，利用他作為黨國領袖，他的集中權力來推動民主改革。如果李登輝在這過程當中，最後有私心，他本來就利用一個不民主的手段，最後會造就他自己成為一個獨裁者。

温大同：

　　是，這叫天佑臺灣。

　　好，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我們《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談〈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就到這邊。

　　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大家！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6月7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7月3日中午12時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人權學習中心會議室校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