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王崑義》「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民進黨不必急著拒絕討論

針對「兩制方案」，台灣彰化師大副教授李其澤提出民主選舉、司法終審、不駐軍、保留必要自衛力量，以及必須經由台灣社會法定程序確認等條件的制度設計。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回應「我看中共一條都不會同意」。（圖／台灣國際戰略學會提供）

文/王崑義

近日兩岸民間針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掀起一陣討論潮。台灣彰化師大副教授李其澤在大陸公眾號「正當石」，提出民主選舉、司法終審、不駐軍、保留必要自衛力量，以及必須經由台灣社會法定程序確認等條件的制度設計。然而，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對此表示「我看中共一條都不會同意」。這種回應反而凸顯一個更值得討論的問題：當一項涉及兩岸政治秩序重組的方案出現時，政府究竟應該負責替社會預判答案，還是負責建立一套可以檢驗答案的公共討論機制？這兩者具有根本差異。

「一國兩制」不是單純的政治口號，而是一套涉及兩岸的主權安排、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司法制度、選舉制度、國防權、財政權以及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複合性制度問題。因此，若要對其進行學術或政策分析，首先就必須把「一國」與「兩制」分別加以制度化理解。

所謂「一國」，核心涉及政治權力的最高歸屬、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最終決策權如何配置；至於「兩制」，則涉及不同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並存。真正困難的地方，恰恰不在口號，而在兩者之間的權力邊界如何界定。

例如，若台灣保留高度自治，那麼「高度」究竟具有什麼法律意義？自治權是否具有明確的法律保障？中央政府能否單方面修改自治範圍？如果中央與台灣地方政府對權限發生爭議，由誰進行最終裁決？司法終審權究竟屬於哪一套司法體系？台灣現行選舉制度可以保留到什麼程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如何配置？國防與安全事務由誰負責？台灣人民的財產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教育制度及社會福利制度又如何受到保障？這些才是「一國兩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

所以，討論「一國兩制」，不應停留在政治立場，而應進入憲政制度、權力配置與權利保障的層次。只有如此，支持者才能說明它為何可行，反對者也才能指出究竟哪一項制度設計無法接受。這也是為什麼「大陸不可信、不接受」本身不足以成為終止討論的制度性理由。

在現代政治制度中，制度設計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對個別政治人物、政府或政治承諾的依賴。如果一項政治安排必須建立在「相信對方」的基礎上，它確實存在高度風險。但合理的制度回應並不是因此停止討論，而是應進一步追問，如何透過法律文本、權力制衡、司法救濟、第三方監督與爭端解決機制，把「承諾」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制度設計？沒有完整的制度設計，很可能會出現類似當前台灣行政院長堅持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不副署的制度困境。

這個邏輯同樣適用於兩岸關係。

如果台灣社會擔心承諾無法落實，那麼應該要求對方把承諾具體化。如果擔心制度可能被改變，就應要求建立更高層次的法律保障。如果擔心權力失衡，就必須討論中央與地方權限如何配置。如果擔心人民權利受到侵害，就必須建立明確的司法救濟與制度監督。所以，不信任、不接受應該促使制度設計更加嚴密，而不是讓制度討論直接停止。

當然，香港經驗是台灣社會討論「一國兩制」時無法迴避的重要參照。支持者可以指出香港與台灣在歷史條件、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及兩岸關係脈絡上存在差異。反對者可以從香港制度發展所產生的政治與法律爭議，提出對制度可信度的質疑。兩種觀點都可以進入公共討論。

問題在於，香港經驗究竟是「一國兩制」必然結果，還是特定歷史與制度條件下的結果，本身就需要學術研究與制度比較，而不能直接以政治口號取代分析。

更重要的是，討論一項制度，不等於接受這項制度。亦即，研究統一方案，不等於主張統一；分析「一國兩制」，不等於支持「一國兩制」；檢視北京的政治條件，也不等於接受北京的政治立場。民主社會真正重要的能力，恰恰在於能夠將「理解」與「認同」區分開來。

如果台灣認為「一國兩制」不可接受，更應該透過公開辯論說明不可接受的理由。例如，是因為主權安排無法接受？是因為中央與地方權力配置失衡？是因為司法終審權缺乏保障？是因為民主選舉制度無法維持？還是因為缺乏可信的履約與爭端解決機制？

不同問題，代表完全不同的政策討論。而真正成熟的反對方式，不是只說「不要談」，而是逐項回答，哪裡不能接受、為什麼不能接受，以及如果不接受，替代方案是什麼。這也是民主政治與政治動員的差別。

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政府替人民預先決定答案，而是提供充分資訊、制度選項與公共辯論，使人民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政府當然可以提出政策立場，也可以認為某種制度具有高度風險。但政府的責任應該是提出證據、分析風險、說明替代方案，而不是將複雜問題簡化成「可以談」或「不能談」。

尤其兩岸關係長期處於高度安全困境之中。台灣必須面對軍事安全、經濟依賴、國際競爭、政治互信不足與戰略誤判等多重風險。因此，國家戰略不可能只有「維持現狀」選項。維持現狀本身是一種政策選擇，但如何維持、維持的條件是什麼、如何降低危機升高的可能性、如何建立兩岸溝通與風險管控機制，同樣需要制度性討論。

特別是台灣正在選舉周期中，兩岸議題更容易被轉化為政治動員工具。「抗中保台」可以是一種政治表述，但它不能取代國家戰略的完整性。選民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拒絕某一方案，替代方案是什麼？如果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的成本與風險如何處理？如果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政府準備採取哪些危機處理措施？如果兩岸重新建立交流，又有哪些制度性安全欄杆？

這些問題都比單純喊「統」或「獨」更加接近國家治理的核心。所以，今天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台灣現在是否應該接受「一國兩制」，而是台灣是否有能力在不預設答案的情況下，把這個問題進行制度化的討論。

北京歡迎台灣提出方案，台灣學界已經提出條件，支持者可以提出理由，反對者可以提出反證。政府也可以提出安全疑慮，學界可以進行制度比較，人民則應該擁有充分資訊後形成自己的判斷。這才是民主社會面對重大國家議題應有的基本態度。

兩岸未來究竟走向何方，今天沒有人可以替歷史寫下最後答案。但民主社會至少應該保留一項最基本的權利。即可以提出問題，可以比較方案，也可以在充分資訊下說「不」。

「一國兩制」究竟可不可行，可以讓時間、制度與公共辯論回答。但如果連討論本身都被視為是不能觸碰的「抗中」禁區，那麼台灣真正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個政治方案的選項，而是面對複雜的兩岸問題時，應有的制度理性與民主選擇能力。而不是一句「中共一條都不會同意」，就四兩撥千斤完全否定討論制度設計與創新的意義。

（作者王崑義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