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紘麟》韓國能翻轉生育率 台灣為何不能？

東亞祭出大量生育津貼與補貼，近年更明確以砸錢為主，用直接金援來催生。

文/葉紘麟

如果我們只從表面數字來看，2025年的台灣總生育率跌至0.695人，正式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而韓國同期卻出現罕見的回升，新生兒人數估計達25.4萬人，年增幅約6.8％，創下2007年以來最大增幅。這樣的數字翻轉，若僅被視為一則統計新聞，或僅被簡化為「台灣做得不夠好、韓國做得比較好」的二元評價，恐怕無法真正掌握這場變化背後所反映的結構性課題；毋寧說，這是東亞兩個社會在面對相似壓力時，各自累積已久的制度選擇與社會心態，在此刻顯現出的分流結果。

台灣與韓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長期以來共享著相近的家庭倫理觀念與現代化經驗；兩者皆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累積出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長工時文化，以及傳統性別分工與現代職場結構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這樣的共同處境，使得兩國近30年來的少子化趨勢幾乎如影隨形。也因此，論者往往習慣將兩國並列比較，彷彿彼此互為對照的鏡子。

然而，若僅停留在「誰的生育率更低」這樣的表層比較，便容易忽略兩個社會在制度調適能力與治理節奏上，其實存在相當不同的內在邏輯。

韓國近年將少子化問題提升至「國家緊急狀態」的層級，由最高行政首長直接統籌跨部會協調，使住房、育嬰假、企業補助等原本分散的政策工具，得以在同一套治理框架下彼此呼應。這種將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範疇的議題，重新界定為國家存續層級的治理課題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值得深究的政治決斷；它不僅涉及資源分配，更涉及一個社會如何重新想像其未來世代與國家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

相對而言，台灣的政策設計雖然數量並不匱乏，卻長期被批評為「政策分散、缺乏整合」，各部會依其自身職能各自推進，未能形成一套具有整體戰略高度的協調機制。這樣的差異，與其說是誰更用心，不如說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治理體質——一種傾向於集中決斷、快速整合，另一種則傾向於分散執行、逐步累積。

若進一步比較住房政策，韓國仁川等地推出月租約650元台幣的社會住宅，直接大幅壓低青年家庭的居住成本結構；台灣則以「新青安」房貸放寬作為主要工具，試圖透過降低貸款門檻來緩解購屋壓力，但年輕家庭仍須承擔相對沉重的長期還款負擔，兩者對「安心成家」這一心理門檻的實際緩解程度，恐怕不在同一個層級上。這樣的差異並非單純的政策慷慨與否之分，而更接近於兩種不同的政策哲學：一種選擇直接介入居住成本的結構性負擔，另一種則傾向於透過金融工具間接調節。

育嬰假制度亦呈現類似的落差。韓國父母可共同申請長達三年的全薪育嬰假，並配合企業補貼機制以降低雇主對員工請假的抵觸心理；台灣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雖已存在，但薪資替代率與韓國相比仍有落差，加上企業文化對於請假的支持程度不足，導致許多受雇者即便擁有法定權益，也未必敢於實際行使。

這種「制度存在但難以落實」的現象，其實透露出比單純數字更值得關注的訊息——法律條文的存在，未必等同於社會實踐的可能，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文化慣性與職場結構所形成的落差。

在性別分工方面，韓國近年強化男性陪產假至20天，並透過政策鼓勵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責任，試圖鬆動「育兒是母親職責」這一長期存在的觀念結構。台灣雖亦設有陪產假制度，但男性實際請假比例仍偏低，育兒責任仍高度集中於女性一方，這也直接影響許多女性面對「是否生育第二胎」乃至「是否生育第一胎」的決定。

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少子化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僅在於經濟補貼的多寡，更在於一個社會是否真正準備好重新分配傳統性別角色所承載的責任。

除了具體制度設計上的差異，亦有論者指出，台灣近年勞動份額持續下降，民眾未必能充分感受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實質分配果實，這種「總體成長、個體無感」的落差，可能才是壓抑結婚與生育意願的更深層原因。相對而言，韓國生育率的回升，部分原因來自後疫情時期集中出現的結婚潮，顯示韓國青年對於成家一事，正緩慢恢復某種程度的信心。

這提醒我們，生育率的變化，終究不只是福利政策的直接產物，而是整個社會對於「未來是否值得投入」這一集體心理判斷的間接反映。

必須說明的是，台灣政府並非對此毫無作為。2026年5月，行政院公布「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提出18項具體措施，部分內容明確參考韓國經驗，顯示政策方向確實已出現轉向的訊號。同一時期上路的「12歲以下可請外傭」新制，亦可視為政府試圖同時處理「生育壓力」與「缺工問題」的雙重政策嘗試。然而，正如一般評論所指出，台灣政策方向未必有誤，問題在於「沒有串聯到底」——住房、托育、職場與育兒假各自推進，卻未能形成一套讓青年世代真正感受到「生育不是一場經濟災難」的整體方案。

台灣超越韓國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或許不應僅被視為一則值得驚呼的統計新聞，而更應被理解為對台灣人口治理體質的一次檢視契機。韓國的短期回升固然仍需時間驗證其持續性，但至少證明了一件事：當制度能夠真正將住房、育兒、職場與社會氛圍串聯為一體時，青年世代對於「成家」的信心，並非全然不可挽回。

台灣若僅將少子化視為補貼多寡的技術問題，恐怕會持續停留在治標層次；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青年為何不願生育」，而是這個社會的制度與文化，是否已經準備好，讓下一代的誕生，重新成為一件值得託付信任的事。

（作者葉紘麟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