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紘麟》民進黨權力運作 向主導型共治轉化

民進黨祕書長徐國勇公布中常委當選名單：陳怡珍、林俊憲、簡舒培、王世堅、鍾佩玲、張宏陸、陳培瑜、許智傑、林智鴻、陳茂松。

文/葉紘麟

2026年7月19日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改選中執委、中常委與中評委，表面上雖未如2024年改選時呈現強烈的派系衝突氣氛，但若從席次分布、當選人屬性與派系聯合方式加以觀察，仍可發現民進黨黨內權力結構已出現值得注意的位移。

此次全代會由593席全國黨代表選出30席中執委，再由30席中執委互選10席中常委，此一制度安排本身即使黨內權力競爭具有高度間接性，也使派系角力不僅止於表面的投票結果，而是涉及地方黨部、黨代表結構、中央派系協商與領導人權威等多重因素。

若僅就形式而言，民進黨的中常委改選仍可被理解為其一貫的「派系共治」模式之延續。全國黨代表先選出30席中執委，再由中執委推選10席中常委，意味著中執委席次的多寡，基本上決定了各派系進入核心決策圈的能力。換言之，中常委改選雖然是最後的權力定局，但真正的競逐起點其實在黨代表與中執委的配置。若忽略此前提，而只從中常委當選名單理解黨內權力變化，便容易將結果視為單一時點的人事分配，而忽略其背後長期積累的組織實力與制度條件。

此次中執委選舉結果顯示，新潮流取得9席，英系與正國會各4席，蘇系與綠色友誼連線各3席，妃系、民主活水與湧言會各2席，另有邁系1席。若依照3席中執委約可支撐1席中常委的常態推估，新潮流原本即具備穩定取得3席中常委的條件，而其他派系則必須透過合作、禮讓或臨場協調，方能確保席次分配不致失衡。此一結構說明，民進黨的權力分配並非單純由黨主席意志直接決定，而是在制度規則下，由各派系依其可動員的代表數量與政治盟友多寡，共同形成的相對均勢。

然而，若進一步觀察中常委的最終結果，則可發現所謂「共治」之下，其實已出現明顯的重心偏移。最終10席中常委由新潮流取得3席，正國會、民主活水、綠色友誼連線與湧言會各得1席，合計構成7席可視為信賴陣營的政治聯合；非賴陣營則僅餘英系、蘇系與妃系各1席，共計3席。若與2024年親賴系統6席過半、非賴系4席相比，此次信賴陣營再進一步擴大至7席，顯示賴清德兼任總統與黨主席後，其在黨內的權力整合已較前一屆更為穩定。

此一變化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席次數字的增減，更在於民進黨權力結構的內涵正在轉換。過去民進黨固然長期呈現派系共治，但不同時期的共治，其實具有不同的主導中心。2022年前後，英系在蔡英文執政後期仍有相當影響力，中常委席次尚可維持一定規模；2024年雖然蔡英文卸任，但英系尚能維持2席中常委，顯示執政資源退場後仍保有組織慣性與政治餘緒；至2026年，英系進一步縮減至1席，則說明此種慣性已明顯減弱，而賴系聯盟開始由「取得過半」進一步走向「主導全局」。因此，本次改選若僅解讀為派系席次的例行更替，恐怕低估了其背後所呈現的權力重組幅度。

除此之外，本次改選也顯示新潮流仍是民進黨內最具組織化能力的派系。其不但在中執委取得9席，於中常委穩定保有3席，亦在中評會主委的競逐中由邱志偉出線，意味著新潮流不僅掌握決策核心，也在紀律與評議體系中維持主導位置。若從制度運作角度而言，一個派系若能同時在中執委、中常委與中評會三個層次維持優勢，其影響力已不再只是席次上的多寡問題，而是足以左右黨內重大人事、提名協調與路線定義的結構性力量。

不過，若據此認定民進黨已走向單一權力中心，亦不盡準確。此次非賴陣營雖僅保有3席中常委，但英系、蘇系與妃系仍各據1席，顯示黨內制衡機制尚未完全消失。尤其妃系能夠獨立保有席次，說明在正國會之外，地方型與個人型政治勢力仍有自我生存空間。此一現象也反映民進黨派系政治的一個長期特徵：黨主席固然能藉由總統權威與行政資源擴大控制力，但地方派系、區域性政治網絡與特定人脈體系，並不會因此完全被吸納或消滅，而是以較低調但持續的方式保留其談判能力。

從這一點來看，湧言會保住1席中常委的過程，尤其具有指標意義。原先湧言會在中執委選舉中出現鄭文婷意外落馬，使其在中常委改選中的席次一度產生變數；然而，在陳其邁出手奧援後，湧言會仍保有1席常委，只是由王定宇交棒予高雄市議員林智鴻。此一結果顯示，部分派系的存續基礎，已不完全是傳統黨中央派系的山頭政治，而更接近地方執政者、區域政治網絡與在地民代所構成的支持結構。換言之，民進黨的派系轉型，並非單純由舊派系消失、新派系興起所構成，而是由部分派系逐步地方化、網絡化與議題化所形塑。

若將上述變化放在更長的時間軸中觀察，本次全代會的結果可以被理解為民進黨由蔡英文時期的多核心平衡，逐漸轉向賴清德時期以信賴聯盟為中心、但仍保留若干制衡空間的「主導型共治」結構。其特徵並非取消派系，而是在既有派系框架之內，透過與友賴勢力的整合，使決策核心出現較明顯的同心化。這種同心化現象，既來自賴清德作為現任總統與黨主席的雙重正當性，也來自各派系在2026地方選舉與2028總統大選布局之下，對於政治現實所作的提前調整。

此外，若要更深入理解本次改選的意義，尚須注意世代交替與派系轉型之間的關係。表面上看，林智鴻接替王定宇似可被理解為年輕世代進入中常會；但若仔細分析，這未必意味著派系內部已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世代交棒，而可能更接近派系因應局勢變化所做的人選調整。因此，觀察民進黨的世代更替，不能只看個別席次由誰接任，而應進一步檢視年齡結構、政治歷練、地方與中央的銜接，以及新生代是否實際掌握資源分配與提名協調權。否則，所謂「年輕化」便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更新，而非權力實質的轉移。

綜合而言，本次民進黨全代會改選至少呈現三個層次的訊息。第一，在制度層次上，黨內權力分配仍依循黨代表、中執委與中常委的間接選舉規則運作，派系政治並未退出制度，而是更深地嵌入制度之中。第二，在政治層次上，信賴陣營由2024年的過半，進一步擴大為2026年的7席主導格局，顯示賴清德對黨內權力的整合已進入較穩定階段。第三，在組織層次上，英系的持續萎縮、新潮流的穩定居優、以及湧言會等派系的地方化生存，則說明民進黨派系政治正從傳統的多頭共治，轉向一種以領導核心為中心、但仍保留多元山頭協商空間的新平衡。

因此，理解本次全代會的真正意義，不宜停留於「哪一派多一席、哪一派少一席」的表面描述，而應看到其背後所反映的權力配置邏輯：民進黨並未脫離派系政治，反而是在制度化的派系競爭中，逐步完成由前一執政核心向現任執政核心的轉移。所謂權力分配的變化，並不是從派系共治走向無派系統治，而是從相對分散的派系均衡，轉向以總統兼黨主席所帶動的主導型共治。這種轉變是否能持續，仍需觀察2026地方選舉提名、中央與地方派系的互動，以及未來2028接班布局中，非賴陣營是否仍具足以制衡的實力；但至少就本次全代會而言，民進黨權力重心向信賴聯盟集中，已是相當明確的事實。

（作者葉紘麟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