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三）《共同綱領》與民主黨派
會議討論通過《共同綱領》時的民主黨派座席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46年11月，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主同盟拒絕參與，1947年7月，國民政府宣佈動員戡亂，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民主黨派共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中共在北平組織新政協籌備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召開，有多個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參與。新政協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定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謝雪紅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身分與會。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而中華民國則自5月19日起在臺灣實施戒嚴與白色恐怖統治。
溫大同：
各位聽眾好！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這個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我們要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主持人跟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温大同：
曾老師，我們今天進行的是第三集。曾老師定的題目是〈《共同綱領》與民主黨派〉。這一段歷史就是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過程。這個過程跟「民主」的主題是息息相關的。抗戰勝利之後，以黨領政的中國國民黨，必須要實現孫中山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裡面所提出來的建國三程序，透過軍政、訓政而到達憲政。經過了這麼久的努力，而且事實上國民黨在實施訓政的過程當中，也不斷地在推動憲政，譬如說有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在做制憲的準備，全國人民也期待著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抗戰勝利之後，大家就覺得說，一個新的時代要來臨了，中國已經變成世界五強之一了，對不對？然後不平等條約也都廢除了，感覺到說，這個國家充滿了希望。對不對？在這個情況之下，要求國民黨實施憲政，這個壓力其實也是必定存在的。所以我覺得蔣介石他其實蠻倒楣的，就是說他領導抗戰勝利，結果到最後他必須要把權力交出來來實施憲政，對不對？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共是最大的反對黨，而且那時候不是國共在第二次合作嗎？中共也不是國民政府的敵人。在這個格局之下，其實是有政黨合作建立憲政的那個氣氛。對不對？
曾建元：
我們看抗戰勝利後的政治協商會議，那真的是各黨各派，然後也是國民政府採納共產黨周恩來的建議而來召開。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歷史時刻，可惜沒有跨過去。你可以看到政治協商會議，最後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實施《憲法》。這個《憲法》呢，還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民主集中制那一套，而是偏向西方的權力分立憲政制度，它的人權觀念不是蘇聯的那一套，也不是國民黨講的另一套革命民權，它就是講普世人權。
政協會議當中爭議很大的，就是裁軍的問題。國民黨的確在重重的阻止之下進行裁軍，只是這個裁軍的過程沒有把復員軍人的生活後續問題處理好，他們只好跑到共產黨那裏去，跑去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了。不管怎麼樣，這個政治協商會議的特點，是採取共識決。這表示什麼？各黨各派要怎麼樣各自去和平建國，至少先通過一個綱領建立共識共同來遵守。這是稍縱即逝的一個歷史時刻和憲法時刻，執政的國民黨我覺得沒有把握好，所以整盤棋就輸掉了。
温大同：
曾老師您剛剛說的，就我資料上看到的。1945年的8月6日和8日，日本被美國先後丟了兩顆原子彈後，便決定無條件投降，請蘇聯代為洽詢同盟國，蘇聯即於9日對日本宣戰，並指示中共協同進軍東北。10日日本正式請瑞典轉達同盟國投降決定，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即於11日命中共軍事委員會所屬國民革命軍番號第18集團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在原地駐防待命，但朱德抗命，下令各地共軍出動協同蘇軍並擴張勢力。14日，蔣中正邀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共向日軍要求對其投降，同時加速進軍接收，而在接收過程中與國民革命軍爆發衝突。27日，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李達部包圍山西省襄垣縣，國共上黨戰役前哨戰爆發。次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共產黨人，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陪同搭機到達重慶跟國民政府展開談判，談判內容主要是關於受降地區重劃、全國軍隊整編分區實施、還有共產黨戰後參政議政等問題，雙方雖然交戰，仍繼續談判。9月中共中央宣布「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決定搶占東北與熱河、察哈爾兩省。10月10號國共雙方簽署了《雙十協定》，即《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確定依中共建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雙十會談甫結束，內戰即擴大，13日，蔣中正對國民革命軍下達《剿匪密令》，同一日毛澤東也下令共軍對華北、東北發動攻勢，全力擴大解放區並搶佔戰略要地。接下來第二年的1月10日，在美國調停下，國共雙方簽訂停戰令，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國共內戰這段歷史真的是很難說。剛才您說的，事實上有一個機會，可是雙方的信任不夠，就把它破壞掉了 。
曾建元：
對，我覺得從蔣中正的角度來說，當年也是中山艦事件我先出手，我才有機會北伐，然後清黨，我才能統一中國，站到今天國民黨總裁兼國民政府主席這個位置。因為西安事變，沒有把你消滅掉。現在呢，我又有一個新的機會，就趁抗戰復員這個階段，在你沒有機會喘息、意識到的時候，先把你剷除掉。可以看到國共內戰，是在雙方互不信任之下，難以避免發生的。但作為執政黨，對於在野力量，一心一意想用軍事的行動來解決，我覺得這是可議的。
温大同：
可是我們也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事實上雙方也都在談，我們要共同合作來建設一個憲政的國家。我們也知道，制憲，共產黨沒有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事實上是共產黨跟民主同盟一起開的。所以有兩個不同的憲政發展方向。
這其實也蠻有意思的。
曾建元：
對。我們看到民盟的分裂，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了國民政府的行列，參與了制憲國民大會；那共產黨呢，它就另外拉了民主黨派，另外搞了一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去搞另外一套制憲，然後雙方在競爭，一方面在軍事上競爭，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競爭，競爭誰能夠實現三民主義的憲政之治這個理念。
温大同：
憲政的比較，在國共鬥爭的時候，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對不對。
曾建元：
以臺灣人來講，像我父親曾群芳的那一代，他們在戰後，同時可以在臺灣接觸到來自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後者在大陸一度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黨，所以共產黨的資料文獻，能夠進入到臺灣來。對當時很多臺灣人來說，他們就在看，哪一個政黨能夠真正去實現新中國憲政民主的理想。可是他們看到什麼，在臺灣看到的都是國民黨打人的醜事。
温大同：
對啊，228事變事實上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曾建元：
所以人民當然就很容易去同情那個看起來是挨打的、弱勢的共產黨，或者跟隨它的民主黨派。因為在政治上受到打壓，受到委屈的就會過去一起抱團取暖。當時的這樣一種氛圍，讓共產黨在政治宣傳上面，有拿到制高點。所以顯然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最後的勝利，不完全是軍事的力量才能夠決定，最後政治上的勝負。民心向背當然是重要因素。戰後共產黨的崛起，是因為蘇聯接收滿洲國，將掠奪而來的武器等等，拿去武裝共產黨。
温大同：
對，然後美國又不支持蔣介石，這也是一個原因。
曾建元：
這當然是一個部分。可是你就當時整個客觀形勢來講，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
原本還是遠大於共產黨的。東北的內戰，就這樣打起來。美國調停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和平解決，結果雙方打起來，最後是看誰有實力，把對方消滅。
温大同：
東北的內戰，我們知道在1948年，有長春圍城，餓死了16萬人民，非常非常恐怖。還有像淮海戰役（徐蚌會戰）的人海戰術，解放軍把平民當成沙包、砲灰。共產黨打起內戰來，不可思議，非常非常地兇殘。
曾建元：
雙方都在用憲政、人權、民主等等概念，對國內民眾宣傳。可是在戰場上面，共產黨竟把人民也當成戰爭的武器。
温大同：
毛澤東於1934年那時候，面對國民政府的剿匪戰事，還喊過一個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曾建元：
所謂「不打」，就是把老百姓餓死，或者說：「人是槍炮打的，不是我殺的」
，都是狡辯，就叫屁話。所以真的是非常無奈。像長春圍城這麼殘忍的事情，新聞封鎖，外界看不到，看不清楚，不敢相信。結果這樣的政黨，還能夠拿到天下，然後還有那麼多民主黨派，歡天喜地跟它一起慶祝建立新中國，這實在荒唐。
温大同：
共產黨有所謂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統戰的作用首先是要搞清楚誰是我的主要敵人、次要敵人？然後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它在建國道路上的統一戰線工作，我們應該可以這樣理解。政治協商會議和跟國民政府的其他談判，可不可以完全地照國民黨後來的解釋，它一開始就是騙人的。你怎麼理解這段歷史呢？
曾建元：
我覺得也不見得一開始就想騙人。我們說權力要用權力制衡，真的是這樣子。共產黨當時如果在建國後願意像很多國家一樣，仍然維持多黨競爭的形態，你共產黨不可能獨大的話，它就比較不會有機會可以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取得絕對的權力。所以我也不認為，共產黨都在騙人，因為你要是能維持當時國共合作的一種形式，形成一種平衡，黨國體制就不太可能在中國出現。因為它們彼此會去競爭，會去制衡。可是當這個黨國體制失去內外部的權力平衡後，它只有一個黨，一個執政黨主導的政治體制，無論是在中華民國或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失去這個平衡之後，威權或極權的制度就會出現了，再加上民主集中制的黨和政體組織原則罩頂，下級服從上級，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就難以避免同時在共產黨和國民政府當中出現。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是當時能夠讓政黨之間的那種權力制衡能夠維持住，不見得在戰後的中國，會造成這種分裂，然後都歷經了紅色恐怖跟白色恐怖的階段。讓彼此之間有一種權力的互相制衡，搞不好才是那錯失的一次機會。
温大同：
我們可以這樣講，至少在當時抗戰勝利之後，國家迎來一個新的局面，至少國際地位提高了，帝國主義基本上不會再輕易壓迫中國。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國共雙方都不斷地在提倡民主，而且以互相比誰比較民主來爭取民心，所以看起來其實是有機會的。
講到這邊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去再討論相關的情況。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温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
我們今天談到的歷史階段是從1945年戰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我們現在臺灣，實行的是《中華民國憲法》，我們每一年的12月25號，都會紀念行憲紀念日。《中華民國憲法》是民國35年，也就是1946年11月到12月，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召開的。參加的政黨基本上是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跟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共產黨跟其他民主黨派都拒絕參加。非常有意思的是，在1946年制憲之後，國民政府在第二年1947年7月，在國務會議上通過蔣中正主席所提《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家統一、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實施動員戡亂，第一屆國大則於1948年4月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部分《憲法》。我覺得這部憲法好像被人家趕鸭子上架，然後它自己又部分停下來了。我覺得蠻可悲的，不曉得曾老師你是怎麼看的？
曾建元：
當時有一說法，行憲跟戡亂並行不悖，而且那時候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它的制度還是有限地凍結《憲法》，主要是在中央政府體制。原來按照政治協商會議中民盟張君勱的設計，國家最高行政首長就是行政院長，行政院長的任命要得到立法院的同意，所以一般的情況是由國會立法院的多數黨來執政，國民大會選出來的總統，因而基本上是虛位的。但是基於動員戡亂的需要，因總統又是蔣中正，他本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軍的領袖，他才有聲望和能力來統領國軍對抗解放軍，所以在動員戡亂時期，國家的權力會產生一種移權的效果，總統可以發布緊急命令，把軍事和政治上的權力，從內閣行政院移轉到總統手上，使統帥權變成實權，總統也因擁有大政方針決定權而取得行政權。既然總統跟動員戡亂有關的權力可以從行政院長手中移轉過來行使，可以這麼說政治體制實質上又回到軍政跟訓政的架構了嗎？說是，也不完全，因為它畢竟是在《憲法》的基礎之上，動員戡亂並不是永久的，是可以宣告結束的，導致黨國復辟的更關鍵的一點是什麼，是後來實施的全國戒嚴和臺灣省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那才是一個問題。因此動員戡亂是在有限的軍事動員上面，讓總統可以主導軍事統帥權，可不像戒嚴的概念，戒嚴是全面的軍事統治，甚至可以接管政府、立法和司法機關，所以還是不太一樣的。
國民政府當時的確想要取得在憲政上的統治正當性，所以它再怎麼樣，也急於要制憲來證明它實現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建國理念。共產黨則是以新三民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標榜自己才是孫中山的正統繼承者，他們怎麼對付國民政府的制憲呢？就是抵制不參加，讓你變成少數黨派閉門的遊戲，自己玩自己的。當時國民政府所控制的區域，不是整個中國，它主要只有華南和西南的部分省份。那表示什麼，就只有這些省份實際選出制憲國大代表參加了制憲，其他不在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省份，如東北九省，則是由國統區內的同鄉會選出。所以我們在討論《憲法》第4條規定的中華民國固有疆域在哪裡，有人就說，固有疆域指中華民國自大清帝國繼承受讓的領土，這是一個說法；第二種說法，固有疆域就是《五五憲草》上面列舉明定的省區。因為現行《中華民國憲法》是修正《五五憲草》而來的，所以《五五憲草》上面有列舉的，才是固有疆域。而《五五憲草》頒布的時候，中華民國是沒有臺灣的；第三個說法，是我們現在臺灣憲法學界比較主流的，就是當時參與中華民國制憲的這些地區，它的國民意志有進入到國大而形成這個《憲法》，這個才是中華民國固有疆域。我們現在有很多人，或者是所謂的民國派，說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效力，在當時制憲的時候，是涵蓋整個大中國的，我想這個說法也不盡然。因為至少共產黨控制的地方，它沒有選出制憲國大代表參加，原要由共產黨指定的席次都缺席了，所以《憲法》在這些地區是沒有民意基礎或是不充分的。再如制憲國大中的東北各省代表，都是從流亡者中選出來的，並不是普選，所以嚴格來講，它不能夠真正代表那所謂的淪陷區人民真正的意思。還有像什麼蒙古、西藏，也沒有真正舉辦選舉。我們還要特別提醒，《中華民國憲法》裡所稱的蒙古，僅指內蒙古（南蒙古），因為制憲之時外蒙古已經獨立，中華民國也接受其獨立，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要宣稱它代表大中國，其實是有瑕疵的。但從內容來講，它的人權條款是沒有問題的，共產黨當時原也支持的，你看1945年4月聯合國的制憲會議，中華民國代表團就是由國民黨、共產黨跟各黨派代表一起組成的，中華民國選派張彭春參與《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工作，共產黨也是支持的，只是現在變成「七個不要講」，不講普世價值了。
温大同：
曾老師，我們剛才談到了《中華民國憲法》這一部分的制定實施，然後動員戡亂的一個問題。相對來說，在共產黨這一方面，他們根據雙十會談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主軸繼續往下走，在1948年4月30號，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共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新政協在1949年的9月21日於北平正式召開，中共之外有多個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參與，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定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0月1號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在新政協民主黨派共同參與之下，看起來是一個很民主的程序當中成立的，它有它的正當性。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的時候，基本上國共内戰即將進入尾聲，蔣介石那時候已經在臺灣臺北草山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了。當然後面還有幾個戰役，包含12月25日前後的金門古寧頭戰役、還有1950年初海南島保衛戰那一類的。不過，如果我們就民主政治這個角度來看，你怎麼看新政協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意義。
曾建元：
第一個就是說，它也是局部的中國人民創立的新國家跟新的憲法秩序。新政協代表的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力量，而由此一政治力創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新國家的憲法秩序。但它終究未能完全取代中華民國，而且自身的民主正當性也被後來中共背叛革命的國家暴政全面推翻，未能轉化為正常的民主憲政體制。這是令人遺憾的歷史發展。在新政協裡，有我們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謝雪紅等人出席參加，代表參與中國人民革命的臺灣群體匯入新中國的政治意志而共同發動制憲，但這個臺灣人民的政治意志必然要轉化進入新中國的憲法秩序中，由臺灣民意定期更新與監督。如果不能建立和維持與臺灣人民的關係，脫離了臺灣民意，導致其代表性因時效長期經過而情事變更消滅，最後只會是一個僅具歷史意義的政治象徵而已，亦即不是臺灣人民選出來的，不能代表臺灣，反映臺灣民意。這就像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中央級民意代表，經過將近半世紀無法改選，而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情事變更為由頒布《釋字第261號解釋》命令限期1991年底解職一般。從國民主權的原理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無法從革命政權轉化為憲政民主國家之後，它就不能宣稱它代表大中國，當然在未能實現對中華民國的完全國家繼承的情況下，更不能宣稱代表它從未統治管轄過的臺灣。它跟中華民國一樣，都是片面的、局部的中國，是擁有分裂憲法且彼此間具有憲法上特殊關係的兩個主權國家。
《共同綱領》係以新政協暫行國家最高政權機關全國人大的職權，全國人大的產生則以普選。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共產黨曾經支持張君勱無形國大的概念，無形國大即公民總投票。《共同綱領》主張政治體制採民主集中制，由新政協和全國人大掌握國家最高權力，也就是說，它設有一個代表國民主權的國家最高政權機關來行使國家最高的權力。這是共產黨講的新民主主義的政體設計，也就是人民代表制。全國人大在形式上，跟國民黨在政協和後來制憲時極力主張的國民大會制是類似的，都是受到最早1918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最高蘇維埃制度影響的產物，但還是有差別。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新政協或者人大，是一個常設的權力機關，但是按照被張君勱修改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國大卻只是象徵主權在民的政權機關，它的實際功能甚至被限制到只能選舉罷免正副總統和修憲，真正的國會功能，是在立法院，也因此張君勱限制了國大對國會立法的創制和複決權。立法院，是黨派的自由競爭多數黨地位從而決定執政權歸屬的最高民意代議機關，和《共同綱領》當中的制度設計原理，雖然說都標榜民主，背後皆有一個不同的民主與憲政理念，也就是說，在《中華民國憲法》當中，它保留了權力分立制衡的機制和政黨政治的精神；反之，在《共同綱領》，新政協雖然也是由各個民主黨派共同組成，可是它明顯地讓共產黨有一個優越的地位。這種人民代表制，不像我們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間的分立、制衡，它不講這個東西，因為它有一個由共產黨操縱才能運作的龐大架構的最高政權機關，可以實質行使各種國家最高權力，政府和司法部門所有首長都由它來選任，所以誰能掌握這個國家最高政權機關，它幾乎無所不能。
温大同：
所以事實上就演變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大和政協，最早形成的那個狀態就是共產黨獨大，其他都是尾巴黨派。我想那時候的架構，基本上就是這樣定下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可以說是在新政協的政治基礎之上。可是它是一個過渡，因為要等待所謂民主改革運動告一段落再來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後才會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你看，現在每次開兩會，政協先一天開，第二天人大開，它具有某種傳統。但事實上，就像今天政協基本上沒什麼權力作用，看起來就是一個榮譽職而已，它只有議政權，你愛聽不聽，無可奈何，而且甚至政協委員講得太過分，還可能把你當成反革命來處理。在制度上，人民代表大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新政協雖然建立了這個國家，可是地位後來好像被篡奪了，對不對，你怎麼看？
曾建元：
應該是說它背後的那個體制的設計原理，當中就內含了這種問題，即是它已經賦予了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有特殊的權力地位，後來的政制發展一開始就被設定了方向。民主黨派，實際上也只是新政協和人大的客人，就是花瓶的這個角色，只是那些民主黨派，沒有把問題想清楚，把自己想得太大，所以後來當然很多就是被反革命罪名所壓垮。這是很無奈的事情，可以說是俄羅斯十月革命經驗的遺毒，而透過共產黨召開的這個新政協跟其所制訂的《共同綱領》，在中國大陸生根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毒更深耕了，《共同綱領》通過生效後到現在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最重要的一個奠基性憲法文本，或者是 它奠定了日後中共整個統治基礎，人民就是在這樣的統治秩序之下，一代、兩代、三代人這樣生存下來，可以說從建國一開始，民主基因就沒有被真正地移植進去。本來中國古代就沒有這個民主制度，沒有權力分立競爭的觀念，結果你從蘇俄引進了這套適合黨國體制寄生的憲政架構，其憲政思想還是一個革命民權的概念，效忠於新中國的人民才能享有完整的人權。
溫大同：
「中國共產黨」被寫《共同綱領》的序言裡，顯示中共在新中國建國歷史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2018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修憲，取消國家正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序言做為國家根本指導思想，還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條第2款，使現行《八二憲法》於1982年頒布時在憲法序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由政策指導上的憲法基本原則進一步在憲法正文具體化為國家制度的核心要求。天底下哪有一個民主的憲法，是教我們整個國家全都要接受特定政黨的領導的？這根本就不是民主的憲法，甚至它連它的憲法都不能叫做憲法。
曾建元：
對，但你若說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革命過渡階段就算了，你最後還是要還政於民。在這一點上呢，孫中山他講得很清楚，他推動國民黨領導建國的目的，是要還政於民，進行普選、總統民選，這在你共產黨的憲法當中看不到。《共同綱領》通過的那一刻，它已經隱含著要往一黨獨裁的方向走去，所以這也很無奈。原本大家都以為這個新政協要建立的新中國，應該是一個過去沒有機會、也不期待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能實現的憲政中國，其實不是。我覺得這對於當時那些左翼或者是進步派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這些力量，那真是重大的一次打擊，而在他們這些人身上留下多少的集體創傷。
温大同：
相對來說，《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動員戡亂時期，也是經歷了非常久的時間無法正常運作，等到了李登輝總統的時期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才真正實施。臺灣在戒嚴時期和動員戡亂時期，也是黨國體制，比較像訓政時期。這個時期慢慢地有一些選舉的開放，包含1950年的地方自治選舉、1969年中央民代補選，等到條件成熟了以後，一下子就回歸正常的選舉政治，而有1991年第二屆國代和1992年第二屆立委的全面改選，後來1996年的全民直選總統，國民黨全面還政於民。你看這個過程，從1949年到1996年，半世紀，這麼長的時間。
曾建元：
對，我們一路上大家都在痛罵，國民黨實施白色恐怖。但它至少樣子還做一下。臺灣人民在光復之後舉辦的選舉中，我們都還都可以選出許多非國民黨的人，像吳三連、高玉樹當臺北市長，臺灣省議會有五龍一鳳，郭國基（臺北市）、吳三連（臺南縣）、李萬居（雲林縣）、郭雨新（宜蘭縣）、李源棧（高雄市）以及許世賢（女性，嘉義縣），這樣選了好幾屆，而且我們選舉的時候，候選人還可以公開批評國民黨，號稱民主假期，至少《憲法》它有的條文，你國民黨不得不照著做，做做樣子也可以，可是共產黨的憲法就根本沒有這個精神，直接把反對共產黨的人當成敵人，以反革命論罪。
温大同：
沒有，它沒有這個希望。我們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它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面最狠的一條是，憲法序言宣告：「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民權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事實上有一部分人，是國家的敵人。它在憲法裡面明定這樣子，那這就代表了，這個國家是會以暴力對待民眾的，這樣就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憲法。
曾建元：
所以共產黨當它執政以後，它的真面目終究會露出來，或者說哪怕是真正的虔誠的、左派的、進步的社會民主信念的信奉者，當它擁有絕對的權力的時候，也有很大的可能因絕對權力而腐化。
温大同：
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接下來就是肅清、鎮壓反革命，然後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然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透過這個方式，奪取民間的私有財產，後來乃至於有反右派鬥爭，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就開始大舉修理自己人。你可以看到它照向敵人的探照燈，先探到反革命壞分子，再不斷地鬥到文化大革命，連自己黨內高層全部都被鬥爭。就這個政權而言，它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獨裁的。
曾建元：
其實在一開始，它的政治理念就有問題，當時有少數人看得出來，張君勱看得出來，所以他最後選擇跟國民政府合作制憲。他看出來共產黨的政治理念跟他是完全不能相容的，特別是中共標舉毛澤東思想做為黨的指導意識形態。《中華民國憲法》相當程度上是張君勱憲政理念的實現。但他也看出國民黨實施黨的改造，也會在臺灣走向個人獨裁，所以他根本就不願到臺灣來，他要是來臺灣，命運恐怕會和《自由中國》雜誌社的雷震一類的下場，好一點的像胡適，被當樣板，政治上沒有太大作用。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張君勱很無奈作為第三勢力，他只能在國民黨跟共產黨兩個黨國之間做選擇，選擇一個比較不爛的蘋果，就選擇了國民黨，最後飄零海外，所以真的很無奈。
温大同：
蔣介石他透過藍衣社，某種程度黨內的特務蓋世太保（Gestapo）來剷除異己，他其實就是一個納粹，就是一個軍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就是要建立像蘇聯那樣的黨國極權體制。它們都是黨國體制，都是極權恐怖統治。自由知識分子，在這兩者選擇的時候，選了蓋世太保還有一點點希望，可是選了共產黨，就甚麼都沒希望了。好像是這樣子。
曾建元：
對，可是在那個時候，國民黨的血債比較多，與人民為敵；共產黨還沒有真正執政，後來歷史這樣地發展就很荒謬。我覺得當時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民主人士，其實還是有很多非常值得我們尊敬的人
温大同：
梁漱溟、章伯鈞，章詒和的爸爸。確實是蠻多的，非常非常優秀的民主派人士。
曾建元：
像吳玉章，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系創辦人，辛亥革命的參加者，長期在為人權奮鬥，最後在共產體制之下，人們幾乎完全看不到他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那種為人權抗爭的堅持和勇氣，他變成這個體制的一部分，然後坐看多少人民被這個體制用更殘暴的方式消滅。你說的那個肅反、鎮反，剷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都是把人的肉體消失，殺人如麻。怎麼會一個民主國家，標榜保障人權、民權的，是以這種方式來建國呢？
温大同：
所以我們講中國民主史話，事實上是一部血淚史，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衝突。
好，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邊，謝謝曾老師！謝謝各位聽眾。下個月同一個時間，我們還會繼續進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民主運動大致上的情況。好，謝謝曾老師！也謝謝各位聽眾的收聽，我們一個月的同一時間再見！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3月22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22日1時半
新北市板橋區喬崴萊芬園校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