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紘麟 / 從中立到集體防衛：瑞典戰略轉向對台灣啟示錄

台灣的戰略選擇需要更高密度的自主防衛能力，包括全社會防衛韌性，而不是單純移植瑞典模式。

文/ 葉紘麟

2024年3月7日，瑞典正式成為北約第32個成員國，結束超過兩個世紀的軍事中立傳統。這一歷史性轉折不僅重塑北歐安全格局，更對全球中小型民主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戰略教訓。作為長期處於大國競逐前沿、兼具地緣脆弱性的台灣，瑞典的戰略轉向具有高度的參考意義。兩者所面對的核心問題高度相似：當鄰近大國展現修正主義意圖時，非同盟或模糊戰略究竟是保護傘，還是裹屍布？

瑞典的中立傳統並非出於和平主義理想，而是源於1809年失去芬蘭大公國的歷史創傷。這場在俄羅斯壓力下的領土喪失，使瑞典形成「永不與俄羅斯正面對抗」的國家DNA，以武裝中立換取生存空間。冷戰期間，瑞典表面維持不結盟，實際上卻與美國及北約進行廣泛的秘密軍事合作，形成「形式中立、實質傾西」的雙重結構。

然而，冷戰結束後的「歷史終結」幻覺，使瑞典走向危險的裁軍路徑。國防預算從1990年佔GDP 2.7%降至2013年的歷史最低點1.1%，武裝部隊動員能力，從85萬人銳減至不足15萬，哥德蘭島甚至完全撤軍。2013年，瑞典武裝部隊總司令公開承認：「以目前兵力，最多能防衛哥德蘭島一週。」這句「一週防衛論」揭示了中立政策在現實安全能力上的空洞化。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對瑞典來說是第一記警鐘。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周邊部署核飛彈、加強空中侵擾，瑞典旋即恢復哥德蘭駐軍、重啟徵兵制，並加深與北約的制度合作。然而，最終的決定性催化劑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面對一個試圖維持非同盟立場，卻遭到全面侵略的案例，瑞典社會迅速意識到：中立立場非但未能保護烏克蘭，反而可能成為侵略的誘因。

民意轉變之迅速令人驚嘆。戰前支持加入北約比例不足40%，三個月後突破60%。社會民主黨這一長期守護中立的主要政黨宣告轉向後，瑞典與芬蘭於2022年5月18日同步遞交入盟申請。從俄軍越境到申請書送達，僅歷時69天，是近代歐洲中小國家安全政策轉向最迅速的紀錄。

瑞典的經驗對台灣提供了三層深刻啟發。

第一，「維持現狀」並不等同於安全保障。

瑞典兩百年的武裝中立，在俄羅斯尊重現狀的條件下有效運作；一旦修正主義大國重新訴諸武力，中立政策便立即失去可信度。台灣長期維持的戰略模糊，雖在冷戰後的相對穩定時期具有一定緩衝效果，但當中國大陸持續加強軍事壓力、擴大灰色地帶行動，這種模糊是否仍能提供足夠嚇阻，已是嚴肅課題。瑞典的教訓是：嚇阻必須建立在可信的軍事能力上，而非僅依賴對手的克制。

第二，歷史記憶是戰略動員的最強資源。

瑞典民意能在69天內急劇轉向，關鍵不僅在於外部威脅升級，更在於烏克蘭的遭遇激活了瑞典人對「1809年失去芬蘭」的集體記憶。台灣同樣擁有豐富的歷史記憶資源：228事件、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對岸長期的軍事恫嚇與外交孤立，均可成為凝聚自我認同、強化防衛意志的動員基礎。如何將這些歷史經驗轉化為對民主價值與主體意識的積極認同，是台灣政治精英的重要課題。

第三，制度預整合降低戰略轉型的門檻。

瑞典能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完成入盟，關鍵在於其自1994年起已透過「和平夥伴關係」（PfP）深度整合北約標準、訓練體系與情報共享，軍事互通性已達相當高水準。台灣雖無法加入北約或直接申請類似機制，但可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軍售、聯合訓練、情報合作與工業安全夥伴關係，持續累積制度性連結，以便在局勢驟變時能迅速獲得外部支援。台積電等戰略資產的全球布局，亦可視為廣義上的「制度預整合」，讓台灣的安全與民主陣營的核心利益深度綁定。

當然，台灣的處境與瑞典不盡相同，必須審慎辨別異同。瑞典加入北約的選項對台灣並不適用：兩岸關係的複雜性、中華民國憲政架構與「一個中國」的外交框架，使台灣無法複製瑞典的入盟路徑。此外，台灣面對的是唯一鄰近大國的直接主權宣稱，而非瑞典所面對的俄羅斯區域擴張；台灣的戰略縱深極為有限，哥德蘭島的防衛空間對應至台灣，幾乎沒有退讓餘地。

這意味著台灣的戰略選擇需要更高密度的自主防衛能力，包括不對稱作戰、全社會防衛韌性，以及更廣泛的同盟連結，而不是單純移植瑞典模式。

瑞典用69天終結了兩百年的中立傳統，其背後是歷史創傷的重新激活、民意的迅速轉向與政治精英的果決選擇。對台灣而言，最深刻的啟發或許不在於「是否加入某一聯盟」，而在於：在修正主義大國強化壓力的當代，任何依賴他方克制的安全策略都必須輔以可信的軍事嚇阻、深厚的制度連結與強韌的社會意志。中立可以是一種戰略，但它的前提是對手也願意尊重規則。一旦這個前提不再成立，歷史經驗已經多次證明，等待往往會付出最沉重的代價。

（作者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與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