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中國「新長城」戰略布局 全面戰爭準備的理性透視
2026年5月，一篇由俄羅斯知名中國研究者卡辛（Vasily Kashin）等人發表的長篇分析，以「新長城」為核心意象，勾勒出一幅引人深思的戰略圖景：中國大陸以2020年代後半至2030年代前半為時間軸，正系統性地強化國家承受大規模制裁、海上封鎖乃至本土遭受攻擊時的整體韌性。與西方分析慣常聚焦的「正面軍事力」不同，這批俄羅斯學者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隱蔽卻更根本的領域，也就是支撐戰爭機器的後方體系：產業布局、物資儲備、基礎設施、社會制度與國家和國民之間的信任關係。這種視角轉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國家的戰爭承受力，最終取決於其後方體系的運轉效率與抗壓韌性，而非單純的武器先進程度。
「新長城」的核心命題：從正面軍事力到後方體系的視角轉換
卡辛等人之所以將大陸當前的戰略動員命名為「新長城」，在於他們洞察到一個關鍵差異：更新武器裝備、舉行聯合演習、派遣軍艦軍機赴海外，這些「正面軍事力」的展示具有外交信號與國威宣揚的政治功能，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即時產生可觀的政治回報。然而，大陸近年來將大量資源密集投入於一個政治回報相對有限、甚至難以被外部觀察者察覺的領域，也就是產業後方、國民生活基礎與社會制度韌性。這種資源配置方向本身，反映出其戰略思維的深層邏輯：真正的安全保障，必須建立在國家整體韌性之上，而非僅僅依賴前線的軍事部署。
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卡辛等人提出了衡量大陸戰略決心的核心維度：產業基地的內陸遷移與「戰略腹地」建設、戰略物資的備蓄與自給體制、公共基礎設施的軍民兩用化改造、大量戰死者發生時的補償與表彰制度，以及國防動員體系的全面重構。這五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相互支撐的系統性框架：產業內遷確保「能夠生產」，物資備蓄確保「能夠生存」，基礎設施改造確保「能夠運轉」，烈士制度確保「能夠承受代價」，動員體系確保「能夠持續作戰」。以下將依次剖析這些維度的戰略邏輯及其深遠意義。
產業大遷徙：「戰略腹地」構想的戰略邏輯
2023年12月，大陸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戰略腹地」構想，以四川與重慶為核心，將集成電路、醫療器械、工業設備與工業軟體等關鍵產業，系統性地從易受攻擊的沿海地區向內陸遷移，同時建立從平時生產到緊急生產的快速轉換能力，並在國家層面主動建構貫通東西南北的戰略運輸走廊，將軍民緊急物流支援與情報管理系統嵌入基礎設施網絡之中。這意味著，即使在沿海地區遭受打擊的極端情境下，內陸的生產體系仍能維持運轉，確保國家的工業命脈不致中斷。
卡辛等人將此與1960年代的「三線建設」進行對比，指出關鍵差異：當年純屬防禦性質的三線戰略因布局分散與經濟效益低落而未能持續，當前的戰略腹地則試圖將安全保障與經濟成長、技術創新整合為一體，力求在和平時期也能產出經濟效益，避免重蹈「為備戰而犧牲發展」的覆轍。從戰略思維來看，這一構想體現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深層邏輯，將廣闊的內陸地理縱深轉化為國家戰略資產，既是分散風險的防禦性措施，更是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縮小沿海與內陸差距的戰略契機。
戰略物資備蓄：法規密集化展現的戰略定力
2020年代以來，大陸在戰略物資領域的法規建設節奏密集：2024年施行《糧食安全保障法》，2025年1月施行《能源法》，同年7月施行《礦產資源法》；2026年1月更推出《國家儲備安全保障法草案》，將糧食、能源資源、礦產、重要設備與零件、應急物資等統一納入國家儲備體系，並強調「緊急時快速擴大生產的能力」同樣構成儲備能力的一部分，顯示其儲備思維已從單純的「囤積」升級為「囤積與產能並重」的動態模式。
這些法規背後的政策選擇，反映出國家安全優先次序的清晰設定：為確保糧食產量而調整退耕還林節奏、為穩定化肥供應而重新平衡環保與生產需求。據公開數據，大陸穀物儲備量已達歷史最高水準，原油儲存能力在2024年前已超過18億桶，約為美國儲存能力的130%；銅、鋁、鋅、鈷等戰略礦產儲備也在積極擴張，新一輪礦產探勘被列為國家重點行動。卡辛等人將這一系列動作定性為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國際混亂與對大陸封鎖的預防性準備，這一判斷在當前國際局勢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城市即堡壘：基礎設施兩用化的前瞻思維
大陸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已超越傳統民防範疇，當前推行的是將軍民兩用理念從設計之初就嵌入交通、通訊、公共設施與地下空間，使其在緊急狀態下能夠即時轉換為醫療站、避難所與指揮中心。俄烏戰爭中民用基礎設施遭到系統性攻擊的現實，進一步驗證了這一方針的前瞻性與必要性。當城市的地下停車場可以轉為避難所、地鐵站可以轉為指揮中心時，整座城市的生存概率便大幅提升。
(本文轉引自梅花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