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轉型
文/上報吳介民
編按：《上報》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通訊》合作策劃「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本文回顧冷戰以來中國研究的演變，指出在中國政局安全化與地緣對抗升高的「新冷戰」局勢下，傳統田野路徑受限，學界必須轉向替代田野、跨境文本與數位方法創新。作者強調台灣在制度自由與語言文化優勢下，具備發展為全球中國研究中心的潛力，並點出「全球中國」與「中國影響力」等新研究路線的重要性。
一、牆高浪遠、星星仍在
最近幾年，各國學者進入中國從事調查研究愈來愈困難。學者在入境關卡被留置盤查時有所聞，甚至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進出香港都會遭到盤問。曾在美中和解共榮蜜月期下的中外學術合作榮景不再，社科學界紛紛提出新概念和觀點來描述新情境，例如「安全化」就是對中國政治體制變化的新描述， 註更多但安全化只是中國發生變化的冰山一角。
今天，國際學界對「中國研究」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感。中國政局的封閉化、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的張力升高，以及跨境學術合作與田野調查環境的惡化，都使研究中國變得日益困難與複雜。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局勢中，關於中國研究的歷史經驗、理論架構、方法論更新等，逐一被提出，學界正在思辨如何在「新冷戰」條件下，走出中國研究的下一階段？為了清晰掌握變化幅度與回應之道，本刊在上一期（37期）策劃了「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
黃兆年從世界體系角度，觀察中國國力的提升與變化，判斷中國已從邊陲進入半邊陲，甚至在某些領域躋身核心國家之林。因此，眼前局勢即使牆再高、浪更遠，研究者仍大有可為：
儘管近年中國政治環境緊縮導致有人對中國研究的未來感到憂慮，但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化，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強化，已然使得中國研究在經驗上、理論上、知識供給面及需求面的「質」與「量」均有所提升。 註更多
陳至潔從方法論切入，認為新的研究技術與工具已經有長足進步，然而：
推動中國研究的進步不僅在於採用新技術，更在於將這些技術融入於整個方法工具箱（toolkit）中，並靈活應用於不同的研究問題。研究者從掌握單一技術，到能夠運用整合多重方法的技能，這是促進中國研究這門技藝（craftsmanship）能保有活力並持續發展的關鍵。 註更多
中國實質的巨大變化和學術工具的進展，促使學者的研究主題也相應產生變化。然而，正所謂「萬變不離其宗」。精通中國文史的林培瑞（Perry Link）認為，從毛時代、經過數十年改革開放，到今天習近平的「返毛」現象與網路時代來臨，學者仍面臨一樣的基本挑戰。他主張：「即使做研究的客觀環境有了變化，也不應該影響我們做學者的基本態度。習近平時代做研究的條件，與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不同，但不是絕然不同，（因此）沒有典範轉型的問題。」林培瑞基於深厚歷史認識，建議不論情勢如何演變，學術根底與基本功絕不能放掉。 註更多
長期鑽研中共黨政的林和立，從心理學和認知角度提出觀察：「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他做出饒富意義的建議：「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心術端正的提法看似老派，實則一語道破恆久的人性難題。 註更多
中國研究正面臨巨浪，但誠如林培瑞所言「星星仍在那裡」，本文對中國研究是否正在面臨「典範轉型」暫且存而不論，並且提出三個問題：一、冷戰年代中國研究者如何突破難以進入現場田野的障礙？二、中國從2008年以來發生哪些重大的內外變化？三、如何對應新冷戰的衝擊？以下逐一針對這些問題，尤其以台灣作為中國研究的關鍵位置來探討。
二、冷戰年代的替代田野
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國際學者進入中國田野現場的障礙愈來愈高。進不了田野，怎麼辦？回顧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高峰，除了少數的例外，中國與西方國家處於敵對狀態，學者於是嘗試一些變通辦法，其中一個就是找尋「替代田野」。
舉例而言，研究「漢人社會」的學者到台灣農村地區做調查，包括美國學者武雅士（Arthur Wolf）到台灣做童養媳與性吸引力的研究，使用日治時代戶口調查簿與田野調查（地點在台北樹林），其論著驗證了性嫌惡心理與亂倫禁忌的關係，成為經典名著。 註更多又如孔邁隆（Myron Cohen）到屏東美濃做客家社會調查，後來出版「分家」專書。 註更多這些調查在台灣進行，但研究範圍都以中國之名，把台灣視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類型，或以部分代表整體。以當時觀念，台灣農村社會（尤其是未經歷工業化過程的農村社會）的確可以作為某種「漢人社會」或「中國社會」的型態而表述。但是在當代台灣，若從事工業化之後社會調查而宣稱是中國研究，恐怕會遭受挑戰。
美國政治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研究國營企業工人，但即使在東亞冷戰尾聲，要在中國工廠現場訪談工人談何容易，於是他想出一個替代方法，在香港訪談離崗或退休工人，研究工廠內部的權力與依附關係，採取clientelism理論架構，發表了著名的「共產主義的新傳統主義」論點。 註更多魏昂德的創新方法，是以替代地點來作為替代田野。
我曾於1990年代在廣東「蛇尾村」（化名）從事鄉鎮企業和集體產權調查， 註更多發現在廣東的新興工業化村落中，集體地權與集體所有制企業仍占關鍵地位，單姓強戶長老或少數大姓長老壟斷村幹部權力，而少數村幹部控制了大部分村落集體產權和收益的分配權力。深入研究後更發現：在當地，宗族力量和土地共有制度結合而成的社會結構，是一個分析起始點。地方的家族宗法制度具有強韌的社會歷史連續性，以宗族勢力爲主導的經濟權力結構，在共產革命前和市場化之後的1990年代之間，仍存在著清晰的關聯，而連結這條線索的重要制度遺緒，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特殊的開發史造成的土地制度後果。根據陳翰笙在1930年代的實地調査，珠三角地區由於歷史上開發河灘新生地的特殊形式（宗族關係），使公有的族田（lineage land），在共產革命之前即占耕地的半數（平均數）。 註更多
然而，Maurice Freedman指出，雖然強勢宗族勢力（尤其是單姓村）在華南地區普遍可見，但是其分布卻不是均質的，區域之間和區域之內的差異都相當大。 註更多這個問題，Jack Potter之後持續在香港新界調查，他發現許多單姓村如果沒有公有族田，則宗族關係只是名義上存在，宗族內部凝聚力並不強。這個發現佐證族田與宗族凝聚力的關係。 註更多在1960到1970年代，外國人類學者難以進入廣東做田調，但香港沙田屬於珠三角流域生態的一部分，而且當時仍保留大部分傳統社會結構，因此Potter的研究設計可說是一種替代田野。
以上三類「替代田野」的研究路徑，各有特色，但都在無法趨近田野現場的局限下另闢蹊徑。上述學者只是少數幾個有名的案例。
跨境獲取現場文本，是冷戰年代另一條替代路徑，可簡稱為「跨境文本」。冷戰時期，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的強力天線每天接收來自中國各地的無線電廣播，許多人員將廣播抄錄成逐字稿，成為研究「匪情」的珍貴情報。這些廣播抄文更與一些友好國家分享，這類文本對於了解當時鎖國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事件極為重要，例如文革。我記得1990年代初期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當時一位中國研究專家曾說，「匪情研究」資料的確讓台灣早一步知道文革紅衛兵等實況。
美中和解後，冷戰在東亞的防線從第一島鏈向中國西北邊界移動，中國在1970年代後期改採開放政策，歡迎西方學者到中國進行研究，但也有不少禁區，例如與一胎化和節育政策相關的殺女嬰現象。總的來說，中國開放讓替代田野失去重要性，然而，在這將近半世紀，曾在冷戰時期作為替代田野的台灣也發生政經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台灣已不再「代表」中國。
當然，除了替代田野以外，台灣、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圖書館與檔案館，也提供豐富的中國研究材料，可供歷史研究做宏觀的比較研究。由於這超過本文主題，在此不深入討論。
三、中國盛世形象下的鉅變
從中國崛起到今日美中戰略競爭如火如荼，新冷戰陰影籠罩世界，進一步促發中國研究場域和議題的變動。過去十多年，中國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2008可說是關鍵的一年，當年北京奧運華麗登場，中國「盛世」形象投射全球。然而，盛世底下充滿伏流。
第一是內部政治與社會控制的強化。隨著奧運結束，在胡溫政權第二任期，尤其在阿拉伯之春衝擊下，中國國內政治氣氛逐漸轉向保守，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明顯強化。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推動一系列政治集中與意識形態強化的政策。2013年提出「七不講」政策，明確限制對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等議題的討論，標誌著言論與學術自由逐步收緊。 註更多習近平個人獨裁日益明顯，他取消鄧小平那一代建立的集體領導制，並在2018年修改憲法恢復領袖終身制。習近平的獨裁為中國未來權力和平繼承帶來大難題。
此外，數位監控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中國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透過人臉辨識、社會信用系統、網路審查等手段，政府能夠實時監控公民行為，預防潛在的社會動盪。這種「數位極權主義」的治理模式，不僅強化了國內的政治穩定，也成為中國對外輸出的治理範式。中國政府結合了監控資本主義和黨國與民營資本，推動具中國特色的科技發展主義， 註更多進而促成了社會控制的監控資本主義化，數位極權則相當有效地壓縮掉公民社會空間。這套模式在COVID-19疫情三年中實施到某種極致，直到「白紙革命」抗議風潮爆發，但這個抗爭高峰只曇花一現，並沒有持續成為政權開放的運動。
第二是外部地緣政治與國際挑戰。習近平恢復國家主席終身制，對西方民主陣營是一記警鐘，實則早已暗潮洶湧。中國崛起引發了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尤其是美中兩種資本、兩個帝國的對抗。 註更多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導致雙方關係緊張。同時，美國對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實施制裁，限制其獲取先進技術，兩強的科技戰讓對抗更為激烈。
另一方面，香港抗中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焦點。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 註更多的抗議活動演變為大規模的抗中運動。北京政府採取的手段是實施香港國安法，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一國兩制」實質上信用破產，更加劇與西方國家的對立。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後，進一步暴露了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疫情初期訊息不透明引發全球對中國的質疑，加上隨後的疫苗外交與供應鏈重組，都造成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變得更加複雜。美國拜登政府聯合國際盟友建構韌性供應鏈，並對中國「去風險」，促使國家製造業投資撤離中國。中國經濟受到自身成長動能降低、美中競爭、疫情衝擊等多重打擊，目前仍在谷底盤整，短期展望相當低迷。然而，中國在「全球南方」和「一帶一路」沿線頗有斬獲。美國警覺到這個現象，推出印太戰略與之抗衡，並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使得南海、台海、東海都成為軍事衝突的敏感區， 2021年台海更被《經濟學人》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第三是台灣在兩岸關係與全球位置中的角色變化。台資製造業撤離中國其實早已開始，早在2000年代中期，眾多利用廉價生產元素的傳產台商已感受到極大壓力，包括勞動成本快速上升、環境規範嚴格化、土地稀缺、地方政府加強稅費徵收等等。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對中國經濟，尤其是加工貿易產業影響重大，港商與台商展開「大逃亡」，對當時廣東推動產業升級的「騰籠換鳥」政策造成嚴重打擊。2018年以後，美中戰略競爭引發台商和外商另一波撤離潮，這一次是資通訊（ICT）組裝服務產業，台灣電子「五哥」執行China+1， 註更多紛紛轉進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地。
台商對中國的投資在最近幾年已經大幅減少（參見圖1）。台灣對中國投資從李登輝政府時期開始攀升，在陳水扁政府期間持續加碼，在馬英九第一任期達到頂峰，接著從2010年代初期開始減少，經過蔡英文政府，直到目前賴清德政府，持續探底。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提出對大陸投資「戒急用忍」，陳水扁被認為採取「去中國化」政策，但台灣對中投資仍然劇增。馬英九被認為「親中」，任內與中國簽署了二十餘項協議，包括引發社會激烈抗爭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卻阻擋不了台商減少投資中國的趨勢。顯然，全球供應鏈的轉移和重組，不是取決於台灣特定政府的意志與政策。近年來，由於半導體產業的蓬勃，台資在台積電帶領下開始大量投資「全球北方」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並規劃前往德國設廠。
台商過去將全球價值鏈引進中國，是協助中國成為全球消費品製造中心的「中間人」。台灣對中投資三十年大週期的式微，顯示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的關係從「結盟」到「分手」的過程。 註更多觀察過往趨勢到現在進行式，「脫中入北」——脫離中國，進入全球北方國家——成為台資新動向，意謂著台灣正進入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俱樂部，不只是產業升級，也包括社會與政治面向的現代性進程。
隨著中國經濟環境惡化、政治環境收緊、對台政策強硬（包括認知作戰和軍事威脅日增），以及香港施行國安法，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逐漸轉向警戒和抵抗。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是台灣民眾對中國影響力擴張的反彈，學生與公民團體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擔心將削弱台灣的主權與民主制度。這個運動不僅阻止了服貿協議推進，讓國共合作受挫，更促使台灣社會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
此後，台灣的政治版圖也發生了變化。民進黨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勝出，強調維護台灣主權與民主制度，對中國採取較為自主的立場（蔡英文對中國提出「三不原則」），加上中國強化對台灣的「武統」壓力與認知作戰，兩岸關係趨於緊張，而兩岸關係變化的更大國際背景則是2018年以來日益激化的美中對抗。然而，由於台灣在全球晶片戰爭中的重要性，加上民主形象以及地緣政治風險提高，大為提升在國際間的能見度。要言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無論是經濟或政治方面——正在重新界定。
四、新冷戰挑戰下的研究創新
中國內外遭逢劇烈變化，促使中國研究學界必須尋找新的方向。儘管目前難以進入中國田野，但有各種替代方案與創新方法，研究空間仍然很大。以下列舉五個領域。
第一，冷戰年代的替代田野和跨境文本，仍可提供當今研究者諸多靈感。以往依靠接聽無線電廣播獲得現場文本抄本，如今進入數位時代，資訊科技發達讓研究者可以跨境以爬蟲技術、大數據分析等方法獲取研究資料。例如，哈佛大學Gary King團隊透過收集分析中國社交媒體的發帖內容，探討中國政府的網路審查行為，是極具新意的方法突破。 註更多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團隊從網路蒐集並登錄中國抗爭資料，研究中國抗爭政治趨勢。 註更多政治大學陳至潔結合NLP（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與社會科學統計，將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試圖勾勒出中國人權政策與政策效應的關聯程度。 註更多
此外，通過跨境的網路社會調查，包括實驗民意調查，能夠探求威權政體下的真實民意，其可信度甚至超過在中國現場進行民調，因為在威權環境下人們可能會掩飾偏好，使得調查結果失準。
第二，中國崛起之後國力展現擴及全球，早已改變傳統中國研究的地點想像。這裡只談兩個衝擊，一個是「全球中國」的概念，另一個是「中國影響力」研究。中國崛起後資本輸出，包括對外投資、一帶一路、國際經濟合作等等，提醒學界重新檢視中國黨國資本與傳統資本主義下，資本概念的異同，並且關注中資在全球範圍的進出。李靜君提出全球中國的研究綱領， 註更多她長時間在非洲尚比亞調查中國資本的投資活動如何與當地社會互動，即是以全球中國理論概念架構從事「海外中國研究」的先驅。 註更多全球中國概念啟發了不少新的研究議題，並顯示在亞洲和非洲的研究成果上。
第三，中國影響力研究是因應中國崛起後對外擴張行為的研究。在美中關係惡化之前，國際並未警戒中國的實力投射，中國大外宣與軟實力甚至一度深受各國歡迎。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是最佳例證，在2018年之前，孔子學院是廣受歡迎的中國軟實力，但是在「銳實力」（sharp power）這個概念在2017年底被提出之後，孔子學院開始被視為銳實力的工具。
然而，早在銳實力概念提出之前，中國影響力已經長時間投射全球，尤其深入影響香港、台灣、海外華僑社群，港台更飽受中國影響力侵蝕。我在2009年即提出「中國因素」概念，並提倡以學術研究來嚴肅對應中國日益增加的對台政經影響力。 註更多在2012到2014年這一波抗中行動動員週期中，中國因素成為公共語彙與媒體用語。在學術研究領域，清華大學、中研院社會所與其他國內外學者組成的團隊，出版了多部著作，提出嶄新的分析架構，來研究全球中國影響力現象（參見圖2）。 註更多中國因素作為一個啟發性概念架構，包含的範圍大於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提出的銳實力概念，包括影響力操作、政商關係影響力槓桿、意識形態、假訊息和認知作戰等層面。台灣的中國因素研究，在日本除了受學界關注，新聞媒體更顯示相當大興趣，經常進行訪談與報導（參見圖3、圖4）。
同一段期間，國際間對中國影響力進行研究的論文、專書和編書逐漸增加，台灣出版界也經常及時翻譯出版（參見圖5）。此外，中國政府善於利用高科技來進行社會控制，數位極權主義也隨著全球中國進入各國，例如，中國在各國建立「海外警務站」，加上跨國鎮壓模式，對海外華人、人權組織與異議人士施壓。這些新現象皆成為新的研究議題。
第四，全球規模的地緣政治變動，例如美中和解或美中對抗一向會帶動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和移動，而在過去三十年經驗中，台商一向極為敏銳而快速地移動。台商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投資中國，並在同時期開展對東南亞投資；1990年代之後西進力道遠高於南向。諸多因素使得台灣學術社群對中國台商的研究遠多於東南亞台商，因此累積了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晚近趨勢是台商供應鏈離開中國，轉進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地；而半導體供應鏈則進入全球北方國家。我們可以預期，台商在全球的新移動趨勢，將會帶動新一波對「全球台商」的研究興趣。
最後，台灣在未來有機會成為中國研究的一個新中心。在冷戰年代，台灣作為中國研究的替代田野，同時也吸引各國學者到台灣學習中文。中國開放之後，台灣的中文語言中心趨於沒落。近年來，由於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齟齬和矛盾日增，中國出現新的封閉化現象，同時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提高，使得台灣作為華語學習中心的地位再度興起。加上香港的學術自由在國安法後遭到嚴重限制，曾經有中國研究麥加之稱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設置於中文大學）被迫關閉。台灣學術社群的華語能力、對中國人文化與習氣（habitus）的掌握、對中國變動的高度敏感，在此關鍵歷史時刻，將使台灣有機會成為中國研究、香港研究與全球中國研究的學術中心。
中研院社會所在2023年成立「香港主題研究小組」，並著手建置「香港研究資料庫」，即著眼於此發展方向。國內其他學術機構也從事類似努力，學界亦成立「臺灣香港研究學會」然而，台灣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研究中心，仍需多方面投入，包括人才匯聚與培養、學術基礎建設、政府經費投入，乃至和世界各中國研究中心與香港研究中心建立更廣泛且密集的交流合作。
五、中國研究危機中台灣的關鍵角色
當今中國研究正面臨環境劇變與方法創新的雙重壓力，儘管是否已進入「典範轉型」仍待觀察，但已有諸多跡象顯示研究實踐正經歷重組。中國政局的封閉化、對外擴張的銳實力操作，以及跨境田野的限制，使得學界在主題、方法與視野上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這場危機也孕育了方法創新與知識重構的機會。從冷戰時期的替代田野與跨境文本，到當代網路民意調查、大數據分析與全球中國的田野布局，研究者不斷展現出因應封閉政體的靈活性與創造力。
台灣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不僅因地緣與語言優勢，更因制度自由與資訊開放所提供的研究平台潛力。未來中國研究若要真正跨越封閉的疆界，重構對威權政體的認識，必須更深入地結合跨域方法、全球網絡與在地經驗，而台灣的經驗與位置，正好提供一個連結本土與全球、歷史與前線的獨特視角。唯有善用這多重性，並持續推動方法創新，中國研究才能在新冷戰格局中展現新的學術生命力。
※本文作者吳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著有《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等多部學術專書。作者感謝謝麗玲的文編協助，以及陶逸駿的修改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