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明日黃花，國民黨的日漸尷尬
文/屠龍喬治 ( 屠龍喬治 2024-04-03 23:40 北京 )
馬英九二度訪問大陸，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都頗有深意。
從時間上來說，以清明節這個全球華人傳統節日為契機，馬英九的11天大陸行不乏祭拜的主題——在廣東訪問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瞻仰黃花崗72烈士陵園，在陝西參加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
此時距離台灣「520」賴清德正式就職、民進黨開啟連續三屆執政不到兩個月，國民黨則三度在野、但終於拿下立法院第一大黨和「龍頭」。「務實台獨工作者」上台，台灣政壇「朝野之爭」更加熱鬧（尤其是增加了一個「關鍵少數」民眾黨），兩岸關係充滿更大不確定性。
馬英九的國民黨前黨主席、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這一特別身份，難免讓人想像他此行是否肩負著兩岸溝通的「特殊使命」（尤其是這一次比去年更高的接待規格，而且要第一次北上北京）。
巧合的是，就在馬英九「登陸」的前一天，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中國事務資深外交官蘿拉·羅森柏格抵達台灣地區，先後與蔡英文、賴清德、蕭美琴見面。AIT主席向來由美國退休外交官掛職，具有榮譽性質，羅森柏格卻以44歲的現任高官身份就職，並在同一時期第五次抵台，可見今時今刻的台海形勢處於多麼微妙的階段。
從馬英九今年的參訪地點選擇來說，廣東、陝西、北京，分別代表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的視窗、華夏文明的歷史底蘊、中國政治中心和兩岸關係的焦點。相比於去年的回鄉祭祖，他第二次訪問大陸，無疑意指經濟、文化和政治三大維度的兩岸互動。
去年和今年訪陸的行程、內容、時空背景固有不同，但仔細分析馬英九兩次在大陸參加的具體活動安排，仍能從中看到共性，折射出這位藍營前領導人眾多標籤之下的底色與特質。
馬英九兩次訪問大陸的隨行人員都有其「大九學堂」的青年學生，走進大學校園、開展兩岸青年交流是這兩次訪問的必備內容。去年馬英九去了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復旦大學，今年則要前往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
看到這些學校，大陸網友的直觀反應無疑是「985」名校，而站在馬英九的角度，這五所大學都是民國時期出類拔萃、奠定底蘊和實力的國立大學，亦是今日一些果粉口中「民國大師」的彙聚地。
去年馬英九去的南京、武漢、長沙、重慶、上海，今年要去的廣州、西安、北京，同樣在民國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地位，或者在民國歷史上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例如，除了長沙和1949年之前並不存在的深圳特區，馬英九去的其它城市都是民國政府時期的「直轄市」。
至於他這兩年的參觀活動，無論是拜謁中山陵、南京總統府，還是參觀武昌起義紀念館及多地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亦或是造訪和平飯店、重慶中央政治學校舊址，瞻仰黃花崗72烈士陵園、張自忠烈士陵園和南嶽忠烈祠，更是再明顯不過地宣示了其鮮明的立場：
作為香港出生的外省籍第二代台灣人，中國認同是他的價值底色（基於這種島內難得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金融時報》曾發文將馬的執政時期稱為「最後的中國人時代」）；
作為國民黨世家子弟、正統「藍二代」，「民國情結」是他政治立場的基礎。所以馬英九不僅在台灣設法堅持傳統的「民國牌」，到了大陸仍抓住契機講出「中華民國總統」、寫下「百一二」（民國紀年）。
兩次訪問大陸，馬英九除了追求兩岸交流的歷史定位，還想順帶把他的「民國情結」、「民國夢」傳遞到大陸。然而現實令他足夠尷尬：島內（尤其是綠營）攻擊他「親中賣台」的聲音不絕於耳，連國民黨都保持沉默，生怕又被「拖後腿」；至於大陸，對小馬哥買帳的人早就與日俱減，越來越多的人反而視他為「台獨」猖獗的一大罪人。
事實上，十年前的一場「太陽花」，台灣社會鋪天蓋地的反服貿聲音已經提前宣判了「馬時代」的死刑，而馬英九第一次被置於兩頭不討好的處境，更標誌著他以「先經後政」（或許是「只經不政」）、「不統不獨不武」、「一中各表」、「和陸友日親美」為關鍵字的兩岸政策，終究經不起時間浪潮的沖刷，成為明日黃花。
馬英九早早過氣，且成為國民黨一蹶不振的縮影，使得他成為島內藍營擁躉和大陸不少民眾口誅筆伐的對象，「馬娘娘」的無能導致國民黨潰敗、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幾乎是所有批評者的共識。
但如果仔細想來，在兩岸問題上，馬英九究竟比他的黨內前輩做錯了多少呢？在國民黨乃至台灣地區歷屆領導人中，馬英九的水準和表現到底能差多少呢？
要說價值底色中的「民國情結」和中國人身份認同，馬英九和自己的政壇伯樂蔣經國並無二致。至於具體施政手段，在位期間沿襲「蔣經國路線」，在維護「民國牌」的同時又保持兩岸政治關係的距離，他的做法和當政時的李登輝區別也不大（李登輝卸任後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不同之處，或許是李登輝在手段能力上與蔣經國更接近，強于馬英九；而馬英九由於外省籍藍二代出身，在價值底色上更能向蔣經國靠攏，遠超李登輝（至少不會像李登輝那樣公開喊「兩國論」、把國民黨稱為「外來政權」）。
朝著同樣的方向、以類似的手段做事，馬英九做出來的效果，與其兩位前任截然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不在於個人水準橫向對比能有多大差別。更大的可能還是時代變化：兩岸整體環境的今非昔比，決定了馬英九和國民黨的處境日益艱難，遠非某一個「英明領導」便可力挽狂瀾。
早在1992年台灣學界剛開始啟動「身份認同」的調查研究時，便有台灣學者預判，由於兩岸長期分治、外省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逐漸凋零，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優勢占比，終將被「台灣人認同」所取代。
那時台灣民眾壓倒性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沒人知道到日後李登輝、陳水扁會慢慢推出「獨」教材，可分析人士已然預見到島內這一趨勢很難逆轉。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民眾結構的此消彼長，無疑逐漸侵蝕著國民黨的民意支持基礎。李、扁的做法加速了這一進程，馬英九的「不統不獨」喊了六年便慘遭民間激烈反噬，其實是註定的局面。
在海峽另一側，大陸自走進市場經濟時代以來的變化之快，則從另一個方向加速了這種尷尬。
1992年，台灣的GDP總量便相當於整個大陸的接近一半；30年後，侯友宜感慨大陸的GDP已經是台灣的22倍。即便不談宏觀經濟，台灣一個計程車司機回大陸探親都屬於富豪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普通民眾也不必事事都以「仰視」的心態面對台灣同胞。
實力對比的顯著變化，尤其是大陸軍事力量的建設發展背景下，今天的大陸線民幾乎沒有人相信我們會重演1996年台海危機的無奈，和平統一的心態早已發生微妙改變。
這一時期民進黨為代表的綠營與「台獨」勢力做大，亦不再令大陸民眾在情感上同情或支持國民黨。畢竟1980年代末率先開啟「民主化」（多黨制）、「本土化」的，便是蔣經國晚期的國民黨；在本土化趨勢中亦步亦趨、在「台獨」聲浪愈演愈烈下「跟風拜」（至少是無能為力）的，還是國民黨。
當台灣民意逼得馬英九連課綱往回微調都不敢做的時候，就更不要指望大陸民眾對他有好感和支持了。
更有甚者，近年來，大陸歷史學界已經有人通過更多細緻研究，發掘國民黨在數十年前便準備「拒統」的事實。而這又折射出該黨的另一個尷尬——他們不願意認同今日的社會主義中國，可蔣介石的「反攻大陸」、以「民國」框架完成統一更是白日做夢，民進黨的路又走不通，抱著這種矛盾心態，馬英九以及他的前任、後任們，不知還能找到什麼答案？
當然，馬英九是被國民黨的人才培養體系塑造出來的，如果說他能力比不過同時期的政壇對手們，那國民黨自己也難辭其咎。藍營內部人士只會指著馬英九的鼻子罵，其實不客觀、不實事求是。
馬英九、宋楚瑜這一代的國民黨人，當年並不屬於頂尖學霸，從政後也不是能力最突出的同輩英才。作為台大法律系的師兄弟，馬英九論學業成績，肯定比不過從學校考試到律師考試動輒拿「第一名」的陳水扁。然而國民黨從一開始，便沒有「擇優選材」：
拿著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去美國留學的是宋、馬，不是學業更好的阿扁；從美國學成歸來後馬上成為蔣經國翻譯、進入政壇核心圈，走上升遷快車道的是宋、馬，不是英語和國際視野更強的呂秀蓮。
原因為何？不過就是因為宋楚瑜、馬英九是正統的「藍二代」：父輩是跟隨蔣介石來台的大陸國民黨中層軍官（他倆還是湖南老鄉），自己便被國民黨視為「自己家的孩子」。相比之下，民進黨的幾位天王級人物——陳水扁和「四大天王」，縱然從小更努力、學業更突出，能力明顯強于藍二代子弟，但終究都是「體制外」的台灣本土人，哪怕在校期間一度加入國民黨，也不會令後者放心使用。
這些曾試圖進入國民黨體制的台灣本土精英，看到這條路註定被馬英九們堵死後，自然對此心灰意冷，那麼他們能選擇另一條捷徑，便是反其道而行之——與國民黨對著幹。從「黨外運動」開始，在「美麗島事件」中引發公眾關注，待到國民黨的威權時代畫上句號，他們終於抓住民進黨的平台，有機會在選舉競爭中吊打馬英九等「藍二代」。
馬英九們本不是同時代最優秀的青年才俊，但卻被國民黨的「醬缸文化」提前推向了其力所不逮的平台，隨後因為島內政壇的轉型而不得不與實力超過自己的台灣本土強手正面PK——為什麼在國民黨的襯托下，民進黨總是那個「最會選舉的政黨」？答案不難理解。
蔣經國給國民黨人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馬英九早早成為明日黃花，如今唯有抓住剩餘不多的影響力爭分奪秒塑造歷史定位；國民黨在朱立倫這個「高級裱糊匠」的領導下勉強經營，但仍不確定未來的陣地是否會越發流失。馬英九積極訪陸的努力背後，正是折射出時間衝擊之下，他和國民黨都難以扭轉的命運齒輪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