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鎤銘》謠言比災難更致命 「資訊瘟疫」吞噬真相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COVID-19疫情期間提出「資訊瘟疫」（infodemic），意指資訊過剩卻真假混雜，導致人們難以獲取可信指引，此概念精準描繪災難期間的資訊生態困境。（圖／台灣國際戰略學會提供）

文/蔡鎤銘

2026年8月26日午後，一場巨型土石流以每小時180公里速度，從海拔約5200公尺冰川源區衝向中國大陸與尼泊爾交界的吉隆口岸。短短7分鐘內，數千萬立方公尺冰體與泥石奔騰而下，沖毀建築與基礎設施，傷亡慘重。然而，災難現場之外，另一場無聲災難正在網路空間蔓延。從「死亡3000人」到「幾千人瞬間沒命」，未經證實傷亡數字在社群平台瘋狂擴散，資訊瘟疫吞噬公眾對真相的辨識能力。

重大災難期間的謠言與虛假信息並非新現象，但社群媒體時代的傳播速度與破壞力前所未有。世界衛生組織（WHO）在COVID-19疫情期間提出「資訊瘟疫」（infodemic），意指資訊過剩卻真假混雜，導致人們難以獲取可信指引，此概念精準描繪災難期間的資訊生態困境。

災難本身即為謠言提供絕佳滋生條件。面對突發變故，人們對未知恐懼、對親友安危焦慮、對資訊迫切渴求，構成謠言傳播心理基礎。社群平台演算法偏好即時性與互動性，以分享數、按讚數為優先，而非內容準確性，使情緒化資訊獲得天然傳播優勢。社交媒體「熟人效應」更強化謠言可信度，在朋友圈等封閉生態中，資訊自帶信任背書，使闢謠難度倍增。

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災害中，此機制淋漓盡致展現。災害後，大陸官方通報3人死亡、265人失蹤，但網路上迅速湧現大量誇大傷亡謠言。有網民編造「新聞說1400人遇難，實際之前有3000人失聯」，有人聲稱「日喀則吉隆口岸幾千人瞬間沒命」，還有人發布「失聯人數已上升至826人」等不實信息。這些謠言共同特徵是：以模糊「聽說」為來源，以極端數字製造恐慌，並利用公眾對官方資訊不信任獲取傳播動力。災難謠言往往呈現「複合放大效應」，當多個公共安全事件同時發生，不同類型謠言相互交織，社會危害遠超單一謠言簡單疊加。

災難期間虛假信息並非單一類型。根據大陸中央網信辦和應急管理部2026年7月聯合部署清理整治行動，災害事故領域虛假信息可歸納為五類：移花接木與惡意剪輯、舊聞翻炒與歷史嫁接、誇大其詞與虛構數據、編造險情與冒充權威、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偽造災情信息。

舊聞翻炒是最常見手法之一。2026年7月巴威颱風襲台期間，一名林姓男子將25年前納莉颱風造成台北捷運嚴重淹水歷史照片上傳至社群平台Threads，發文佯稱「台北車站現在進不去欸」，引發大批民眾恐慌。台北地檢署偵結後，依《災害防救法》提起公訴，並因其動機惡劣，建請法院從重量刑。此案揭示舊照挪用典型模式：利用公眾對災難集體記憶，將歷史影像包裝為即時災情。

人工智慧技術介入則帶來全新挑戰。2026年7月28日日本熊本縣發生規模7.1強震後，社群媒體迅速湧現多則不實訊息。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指出，有網友張貼過去地震災情照片並聲稱是此次強震災後景象，還有貼文毫無科學根據地聲稱地震是「人為引發」。日本《每日新聞》事實核查報導顯示，部分謠言引用畫面係以人工智慧生成，專家警告情節嚴重網路造謠行為需承擔刑事責任。更令人憂心的是，地震後社群平台出現一則使用實際不存在住址的虛假求救訊息，聲稱「救救我，我被活埋了」，竟吸引大量瀏覽與轉發。

日本在災難假訊息應對上積累豐富經驗。2011年311大地震後，關於地震預言謠言層出不窮。2025年，一本1999年出版漫畫因曾提及「2011年3月大災害」而被廣泛解讀為精準預言，書中有關2025年7月5日日本將發生大地震與海嘯說法引發社會恐慌，甚至影響部分旅客出行計畫。日本國家旅遊局香港辦事處為此發文呼籲，流傳地震日期與地點均沒有科學根據。事後調查發現，有所謂「不思議偵探社」網站假冒原作者龍樹諒（Tatsuki Ryo）之名接受媒體採訪，散布大量不實資訊。此案例顯示，災難謠言生命週期遠超災難本身，甚至可在災後數年持續影響社會。

重大災難發生後，大陸資訊環境經常成為國際輿論焦點。以此次中尼邊境災害為例，由於大陸方面初期公開報導相對有限，尼泊爾方面發布資訊率先擴散，許多人因此推斷大陸正在「隱匿真相」。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北京特派員在災後數日報導稱，在大陸嚴格審查網路上，關於土石流影片「難以找到」，相關貼文「同樣難以搜尋」。然而這項說法很快被熟悉大陸網路生態專家指正，因為當時大陸網路上關於土石流資訊相當豐富，大陸政府也投入大量救援人力展開大規模行動。

當然，大陸對災害資訊管控確實可能使部分細節成為敏感內容。但僅憑資訊揭露節奏差異，就斷言「全面隱匿」，無疑忽略災難初期資訊混亂普遍現實。WHO指出，災難發生時人們面臨極大不確定性與恐懼，此時最需要及時、準確且一致資訊。一旦缺乏可靠資訊來源，恐懼與不確定性便會加劇，為虛假資訊傳播鋪路。換言之，資訊真空本身就是謠言最肥沃溫床。

災難謠言氾濫不能僅歸因個別網民惡意或無知。更深層原因在於災難期間資訊真空，以及公眾與官方資訊管道之間長期存在信任裂痕。當重大災害發生，官方資訊發布往往需經核實與審批程序，這段時間差恰好為謠言提供填補真空空間。正如一篇評論指出，在大陸相關重大災害中，「中國的隱蔽體質」幾乎必然成為討論焦點，因為官方報導相對有限，境外資訊搶先流通，導致許多人傾向認為大陸「隱藏了什麼」。此認知模式本身即為謠言傳播提供溫床。

在美國，類似信任危機同樣存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在2024年颶風海倫（Helene）和米爾頓（Milton）侵襲期間，面臨大量與災難相關虛假信息和謠言。這些謠言包括聲稱聯邦政府故意扣留對共和黨選民援助，以及猶太人參與製造颶風等陰謀論。FEMA為此專門設立「颶風謠言回應」專頁，逐一澄清不實信息。更嚴重的是，這些謠言導致部分地區FEMA工作人員在收到可信威脅後，被迫暫停逐戶災難援助作業。謠言不僅誤導公眾，更直接威脅救援人員人身安全。

面對災難謠言嚴峻挑戰，世界各國逐漸從被動事後澄清轉向主動系統性治理。世界衛生組織在COVID-19疫情期間創建「非洲資訊瘟疫應對聯盟」（Africa Infodemic Response Alliance），透過每週社群聆聽趨勢報告和資訊三級分類機制，系統性監測與回應不實信息。該聯盟還推出名為「病毒事實」（Viral Facts）公眾品牌，致力正向強化病毒與應對相關資訊傳播，相關培訓已覆蓋10個國家20名傳播專業人員。

在大陸，法律規制與專項行動並行治理模式日益成熟。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新修訂《突發事件應對法》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編造、故意傳播有關突發事件虛假信息；有關人民政府和部門發現影響或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和經濟管理秩序虛假或不完整信息時，應當及時發布準確信息予以澄清。2026年7月，中央網信辦和應急管理部聯合印發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汛期災害事故違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督導網站平台壓實主體責任，健全內容審核及帳號管理機制。

台灣在災害假訊息法制建設上也有進展。上述巴威颱風期間舊照造謠案，檢方依《災害防救法》第53條第3項提起公訴，該法規定散播有關災害謠言或不實訊息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遠重於僅處以行政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此案例顯示，司法機關對颱風期間造謠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具有明確嚇阻意義。然而，法律制裁終究是事後手段，如何在謠言擴散前建立公眾資訊韌性，才是更根本課題。

重大災難期間謠言與虛假信息，本質上是資訊生態系統失靈症候。它們滋生與蔓延，既源於公眾在極端不確定性下對資訊迫切需求，也折射出官方資訊管道在及時性、透明度與可信度上結構性不足。從大陸吉隆口岸泥石流誇大傷亡謠言，到日本熊本強震人工智慧偽造影像，再到台灣颱風期間舊照挪用事件，這些案例共同指向核心命題：在數位時代，災難治理不僅是物理空間救援行動，更是資訊空間信任保衛戰。

應對此挑戰，需要多層次協同努力。政府部門應在確保資訊準確前提下，最大限度壓縮資訊真空持續時間，以主動、透明、持續資訊發布建立公眾信任。社群平台應承擔內容治理責任，在演算法設計中納入準確性權重，降低情緒化不實信息傳播優勢。媒體與事實查核機構應發揮專業功能，為公眾提供可靠資訊參照。

而作為資訊接收者每一位公民，則需培養批判性思維與媒體素養，在災難面前保持冷靜，以官方管道核實資訊，不盲目轉發，不成為謠言傳播鏈條中一環。謠言或許無法徹底消滅，但一個具備資訊韌性社會，能將謠言危害降至最低。當下一次災難來臨時，願真相能跑得比恐懼更快。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