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裕明》全球AI治理卡位戰 大陸WAIC搶主導權

2026年7月17日，習近平出席上海世界人工智慧大會。

文/蔡裕明

2026年7月16日，29國代表在上海簽署協議，成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WAIC），總部設於上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代表中國政府簽字，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也出席儀式。隔天，習近平首次出席世界人工智慧大會並發表主旨演講。從李強在2025年7月提出倡議到組織正式落地，北京只用一年。

WAIC不是另一個產業論壇，而是中國首次將AI治理做成一套完整的國際組織安排。它有總部、有創始成員，也有正式協議文本。北京真正想做的，不是取代聯合國，而是趁全球AI規則尚未定型，先搭起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平台，也就是說，借用聯合國的語言與正當性，繞過聯合國緩慢的共識程序。這場競爭表面上談的是人工智慧，真正爭奪的卻是未來誰有資格替世界訂規則。

為何偏偏選在9天之後？

先說清楚，目前沒有公開證據可以證明，這9天的間隔是北京刻意安排的。WAIC其實早在2025年即已提出，上海大會的日期也在日內瓦會議前排定。但無論是否刻意，它帶來的外交效果十分清楚。

7月6日至7日，聯合國首屆「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對話」才剛在日內瓦落幕。這項機制讓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都能參與AI治理討論，但它目前仍是一個年度對話平台，第二屆會議要等到2027年5月才會在紐約舉行。9天後，北京就在上海促成29國簽署協議。兩者形成鮮明對比，聯合國才剛把各國請上談判桌，中國已經開始搭建組織。

美國的態度也替北京留下空間。2025年9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Michael Kratsios公開拒絕AI的「集中化控制與全球治理」。到了7月的日內瓦會議，美方代表仍強調AI政策應由主權國家依自身情況制定，而不是服從單一的全球治理模式。華府並非完全退出國際討論，但顯然不願讓聯合國成為全球AI規則的中心。北京正好抓住這個缺口，把自己塑造成多邊合作與全球南方利益的代言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古特瑞斯的身影。7月6日，他才在日內瓦為聯合國首屆對話揭幕。7月16日，他又出現在上海的WAIC簽署儀式。WAIC協議也特別寫明，組織將遵循《聯合國憲章》的宗旨。這使WAIC看起來不像聯合國的對手，而更像一個填補聯合國行動空缺的「行動平台」。日內瓦提供對話，上海端出組織，美國強調各國自主管理，中國則開始爭奪多邊治理的旗幟。

WAIC填補的是一個真實空位

就目前的國際AI治理機制而言，GPAI、G7廣島進程及歐洲理事會《人工智慧框架公約》等西方主導機制，大多以共同價值為合作基礎，議程集中在人權、安全與風險，聯合國雖然對所有國家開放，治理框架仍以人權為核心。還沒有一個常設國際組織，同時對所有主權國家開放、不設政治體制門檻，又把發展需求與全球AI能力落差放在議程中心，WAIC正是衝著這個空位而來。

這樣的作法可以視為一種「競爭性多邊主義」，意思就是說，當一國不滿既有制度的規則與權力分配時，不一定留在原有機制內改革，也可能另建平台，重新設定入場條件與議程。這套手法讓人想到亞投行與上海合作組織，北京先找到既有國際建制未能滿足的需求，再建立一個總部設於中國、議程由中國主導的平台。

不同的是，WAIC目前仍未證明自己具有真正的制度能力。到2026年6月底，它只有名稱、設址城市與宗旨聲明，在章程、秘書處、預算、表決規則及明確成員等五項制度指標中，只符合其中一項。直到7月16日的簽署補上協議文本與29個創始國，讓它從政治倡議向正式組織跨出重要一步。但秘書長由誰擔任、經費從哪裡來、各國如何表決，仍未公開。距離一個能夠分配資源、制定規則的國際組織，還有一段路。

亞投行的前例因此只適用一半。WAIC確實展現北京迅速把倡議制度化的能力，但亞投行當年真正震撼國際社會的，是英國、德國、法國與義大利跨越陣營加入。WAIC目前已知成員仍以全球南方及中國友好國家為主，尚未吸引主要先進經濟體。它雖借用亞投行的制度化手法，實際形成的卻更像上海合作組織，一個由中國主導、缺少西方成員的平行體系，而且針對目前最夯的議題，人工智慧。

技術加制度：北京的AI出海模式

WAIC展場把北京的AI出海方案呈現得很清楚。硬體方面，華為以昇騰晶片與Atlas超節點建立大陸算力平台，軟體方面，DeepSeek等中國AI模型也正加快適配這套系統。北京要輸出的不只是一顆晶片或一個模型，而是一套涵蓋硬體、模型與運算平台，能在美國技術體系之外獨立運作的AI技術。

把這些元素拼起來，北京向全球南方推出的是一整套AI組合，包括，開放權重模型、較低的使用成本、中國國產的算力，以及一個讓發展中國家取得制度席位的國際組織。美歐也在推動「可信任技術」與AI出口，但合作對象多以盟友和價值相近國家為主，中國則試圖把技術普及與多邊參與綁在一起，瞄準那些既買不起高階算力、也認為自己無法參與規則制定的國家。技術處理的是「用不起AI」，制度回應的是「說不上話」。

但這套組合能否真正運作，仍有一個硬體上的問號。中國在半導體製程上長期落後，因此必須利用現有製程，透過超節點、互連架構與大規模叢集滿足算力需求。這代表中國選擇的不是在單顆晶片上直接追平美國，而是以更多晶片、更大的系統和更快的互連彌補差距。這條路技術上並非不可行，但這套系統在功耗、成本、軟體生態及海外基礎設施等方面是否具備經濟可行性，市場仍未給出答案。

全球AI規則重組，台灣還能從哪裡進場？

WAIC與其說是另一套AI治理體系，不如說是聯合國的前置會議，只是主席由北京擔任。中國不必打敗聯合國機制，只要在每次聯合國對話前，先在上海協調好幾十票共同立場，就能從內部塑造結果。對台灣而言更棘手，台灣連旁聽都進不去的那個聯合國場域，議程很可能早在上海就寫好了。

台灣因此面臨三層風險。第一，美國、歐盟與WAIC可能形成不同規範，企業合規成本上升。第二，台灣被排除在WAIC與聯合國AI治理場域之外，缺少規則制定席位。第三，若昇騰生態在全球南方擴張，可能逐步削弱部分市場對Nvidia、台積電先進製程與美系設備的依賴。於是說，台灣應強化參與標準制定，推動國內法規與歐美制度互操作，並以開發者規模、軟體成熟度與模型移植成本，持續觀察中國AI生態的替代能力。

WAIC成立當天，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29個簽字國，而是古特瑞斯站在上海。這一幕像是30年前那場發展模式之爭的續集，只是角色已經對調，當年挑戰「華盛頓共識」的是中國，如今把政策論述轉化為總部、協議與國際組織的也是中國。當年主導多邊建制、執筆制定規則的美國，如今反而對全球AI治理保持距離。亞投行是銀行，上合組織是安全機制，發展模式的論述始終在章程之外。「北京共識」飄盪二十多年後，終於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組織、自己的成員，也有了自己的門牌地址。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