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八）中國之春運動
這是王炳章博士赴越南前委託女兒保存的第一本中國之春創刊號。至今整整40年。它是歷史的見證！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82年11月，9月甫獲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實驗醫學博士的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表《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宣佈投身中國民主運動，旋即獲得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會長薛偉聲明回應。12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薛偉擔任發行人。1983年3月，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成立。5月王炳章在《中國之春》第3期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中倡議「徹底變革中國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並提出五項政治主張：「一、廢除一黨專制；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分離；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腦應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
12月27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召開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王炳章提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直言臺灣政府不是民主政體，但認為國共鬥爭可以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空隙，這一新的政治力量苟能與中國人民廣泛參與中國的統一，就能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建立提供機會。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改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王炳章當選首任主席，是當代第一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組織。臺灣人有林樵清當選總部常務委員，沙林（姜新立）與楊雲（楊雨亭）當選總部委員，楊雲則出任三藩市分部主席。
蔣經國命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成立《移山專案》，全力支持中國之春運動。中國之春乃主張在民主中國重建之前，暫用中華民國國號。
1984年，民聯主張理性反共，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路線表示支持。
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楊黃美幸當選全美臺灣同鄉會會長，積極與民聯互動，推介自決觀念。王炳章有意在臺灣組黨，與軍情局爆發衝突，乃宣佈民運獨立、以商養運，有意從商維持民聯財務。
1989年1月，民聯因質疑王炳章財務支持失信，導致主席胡平與王炳章分裂，爆發倒王事件內哄，4月2日擁王派另行集會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12月，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與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黨，組党籌備委員中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博士生余茂春。1991年7月，王炳章出任第二任黨主席。
1993年1月民聯與民主中國陣線齊集美國華盛頓會議，計畫合併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因選舉爭議而分裂，徐邦泰當選民聯陣主席，民聯與民陣拒絕解散。後經訴訟，民聯陣取得《中國之春》經營權，民聯則另行創辦《北京之春》。
大醫醫國，王炳章
溫大同：
今天要談的是中國之春運動。這個運動，就我自己年輕時經歷的，那是在1982年11月，確實非常震撼。在當年9月剛獲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實驗醫學博士的王炳章先生，是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派出來留學歐美的第一代留學生。他在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當年，發表了《為了祖國的春天》的棄醫從政宣言，宣布投入中國民主運動。他這個宣告，在當時真的是非常震撼的消息。當時臺灣是蔣經國先生當總統，整個海外華人圈都非常震撼。
今天曾老師要談的，就是以王炳章先生這樣的行動，開啟了所謂海外民主運動的第一步。首先想請曾老師介紹中國大陸第一代海外留學生，到了海外之後，催生了一個新生的事物，也就是中國海外民運組織的成立。您怎麼看這件事情？如何理解它的歷史背景？
曾建元：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裡，大學是關門的，所以文革十年之後能上大學，然後還可以被選派出國留學的，都是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菁英的知識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後，中國大陸重新被世界接納，結束文革，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就是靠這一批第一代留學生，打開中國人的眼睛。這批人一定是根正苗紅，萬裡挑一，才有機會被黨國相中，到國外去學習，就像當年日本遣唐使那樣的角色。臺灣也早有公費留學制度。政權所培養的最優秀知識分子，可能領悟力也最高，因此往往成為反對力量的起頭。
這個反對力量，除了歷史上熟悉的陳勝、吳廣這種草莽之外，其實還有一批是啟蒙知識分子。像王炳章就是黨國栽培出來的，可是他一到國外，憑著非常銳利的眼光，馬上知道問題在哪裡；再加上他學醫學，「大醫醫國」，這就是孫中山對中國或對臺灣的影響。所以，王炳章在從事海外民主運動時，我相信在他心中所樹立的模範，就是孫中山。
溫大同：
對。我們年輕的時候看到王炳章，作為一個學醫的博士，有點類似在清朝末年，在海外成立興中會、中國革命同盟會的那種感覺，為中國民主運動帶來一個新的契機，確實讓人感覺到充滿了希望；我想當時臺灣政府也非常震撼，對不對？
反對兩岸黨國體制
曾建元：
最近《蔣經國總統》的日記出版，我們都看到蔣經國對王炳章充滿了期待，當時也指示政府有關部門全力支持、支援他。但是，我發現當中有一點矛盾之處。當時王炳章追求的是民主、打破黨國體制，而那個時代的臺灣，也就是八九之前的臺灣，其實也是黨國體制，對不對？這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都是黨國獨裁。憑什麼說他非要效忠中華民國來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問題上，我看到在王炳章一生從事反對運動，與中華民國關係讓他一直非常掙扎。
溫大同：
在理解這件事之前，或許應該先理解王炳章先生的理念。您曾經提到，他在1982年開記者會後，就創刊《中國之春》雜誌，由薛偉先生擔任發行人，1983年成立「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當年5月在《中國之春》第3期的社論中，有一篇文章叫〈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當中談到，關於徹底變革中國社會的社會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他提出五項政治主張：第一，廢除一黨專政；第二，政黨、政府、軍隊、司法分離；第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第四，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行政首長應該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第五，實行聯邦制，制定新憲法，解決祖國統一、香港及少數民族問題，整個架構基本上都出來。而在那個時候，臺灣基本上是戒嚴的時代。
曾建元：
從我們臺灣人來看，這不就像是在罵國民黨嗎？
溫大同：
感覺上那好像也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
曾建元：
所以，蔣經國要支持王炳章，可是王炳章提出來的這些政治主張，是當時蔣經國都還沒做到的。所以在價值立場上，會讓王炳章覺得說國民黨政府只是想利用他來反共。
溫大同：
對，其實他對國民黨是有批評的。非常有意思。
曾建元：
後來國民黨斷絕對他的支持，關鍵原因是王炳章想把他的政黨帶到臺灣來。可是臺灣有黨禁啊！這也是一個插曲。
當國民黨撤除對王炳章的經濟支持之後，他的想法是什麼？他說沒關係，我去作生意。他去拉保險，賺錢回來支持民主運動。當然這個想法有點天真，作生意也是另外一門很大的學問，不亞於他的醫學博士。
兩岸民主運動建立夥伴關係
溫大同：
對，當初孫中山先生在海外搞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其實是募款。當時因為滿清政府非常腐敗，再加上對漢人而言是異族統治，所以海外華僑的支持是非常廣泛的。當時王炳章在海內外也都得到非常多支持。
我們可以多談臺灣與他複雜的愛恨情仇。蔣經國透過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移山專案》來支持他，定期給他錢，但金額其實不多，好像只有900美金而已，真的很少，光是雜誌大致上就花光了。那個支持其實只是試探性的。我們也知道，王炳章先生在這個過程中，對臺灣的獨裁政權有批評。他也不太願意讓中國民運組織成為臺灣的特務，如何處理與臺灣的關係，對他來講是很大的挑戰。
另外，當臺灣的民主進步黨打破黨禁成立時，他有祝賀民進黨成立，也與全美臺灣同鄉會的楊黃美幸會長互有聯絡，而且建立蠻好的關係。我記得曾老師有學術研究論文〈臺灣與中國民主運動──一個臺灣活動家的視角〉談這件事情，想請您特別談談這方面的狀況。
曾建元：
最主要是，當時中國海外民運的活動重鎮在紐約，臺灣人的海外民主運動也在紐約。中間關鍵的樞紐人物，就是洪哲勝、楊黃美幸。洪哲勝是臺灣的臺灣獨立主義左派份子，他對社會主義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對中國共產黨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洪哲勝的臺獨革命思想不是狹隘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國際主義。他是真正銜接到共產國際的精神。洪哲勝注意到中國的民主化問題，他覺得這些力量應當合作，因此當時就和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代留學生的薛偉互動聯絡，雙方慢慢認識了解。
他們一開始最大的阻礙，就是關於統獨的問題、民族主義的問題。因為臺灣獨立、或臺灣人民自決這樣的觀念，可能在當時的海外民運中從來未曾聽聞過。他們可能深受原本中共中華民族主義的洗腦，所以不認為臺灣人民和中國少數民族有主張自決的權利。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互動一開始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慢慢磨合，王炳章甚至後來也娶臺灣人，更近身了解臺灣。
溫大同：
對，他跟臺灣外省人寧勤勤結婚。
曾建元：
王炳章、薛偉都有很深的臺灣淵源。
溫大同：
對，薛偉的太太鍾淑梅也是臺灣人。
曾建元：
他人在美國，把媽媽盧蘊蘭的牌位放在臺灣，所以也有很多機會在臺灣互動、聯絡。當時的臺獨運動與中國民主運動所面對的，其實是同樣的問題，就是黨國體制。因此在這問題上，其實雙方的價值是一樣的。如果能從人權的高度來看雙方的合作，爭執就會變得不必要。所以王炳章、薛偉與臺灣的洪哲勝、楊黃美幸，在推動臺灣或中國民主化上，慢慢成為夥伴關係。
這段過程也可以看到，臺灣民主化對於中國民主化不僅是在理念有著燈塔的效應，實際上也提供了包括臺獨運動、民進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很多的養分。不只是有限和珍貴的資金，更重要是革命或民主化相關的觀念、理論，這是蠻值得回顧的一段過程。
典範在領袖
溫大同：
我在資料中看到，王炳章先生成立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後來又轉型為政黨。
曾建元：
當時關於組織政黨這個問題上，海外民運團體或個人，其實對於民權初步的觀念很薄弱。因為中國人對政黨的觀念，很多都受到民主集中制影響。既然要革命，而以前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那麼有效，那就是一個法寶，所以海外民主運動也應該這麼做。因此慢慢地在運動過程中，王炳章就出現比較集權的傾向，有點像中共的典範。他們開會都叫一大、二大，幾乎都用中共的語言。
溫大同：
所以海外民運之間的政黨對立、內鬥，好像也跟中共早期的左右兩派內鬥一樣嚴重。曾老師如何看海外民運從王炳章開始的頻繁內鬥？是不是有中共滲透？您剛剛談到，事實上是否與他們對政黨、革命的觀念或民主文化的底蘊有點關係？
曾建元：
其實跟他們政治文化的民主底蘊不足，這有很大關係。所以從孫中山到王炳章，都有領導上的問題。孫中山當年也是搞效忠個人，最後到民國建立之後還搞中華革命黨，要黨員效忠總理個人，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黃興就不幹。可是，聯俄容共的經驗讓中國走向黨國集權、民主集中制，似乎是革命成功的方程式。然而在過程中，手段往往顛覆了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如此，我認為海外當時也陷入這個問題中。所以像胡平年輕一輩，就砲打王炳章，說他似乎走向個人獨裁。或許從王炳章的角度來看，孫中山這麼搞，當初毛澤東成功也是因為這樣，而蔣介石也相同，好像所有革命領袖全都如此。
革命路線當然是要面對許多價值判斷、價值選擇。是要民主同盟、結合同道，就像中國革命同盟會這樣，還是要搞中華革命黨的會黨組織或中國共產黨這種民主集中制的單線領導聯絡，非常嚴密的秘密行動組織，是兩種典範的抉擇。從20世紀各國的歷史中可以看到，只要是走民主集中制，宣稱領袖獨裁只是手段，建國後就會還政於民的，真正能做到的其實很少，因為人都會貪戀權力，最後都變成革命的背叛者。所以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就樹立了一個典範，他拒絕擔任皇帝，也拒絕連任，後來的人就不敢超越他，清朝和中華民國把權力禪讓給袁世凱，他竟想著當皇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主席毛澤東是崇拜秦始皇的暴君，現在的習近平是有樣學樣而已。
溫大同：
對，即使以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來看，軍政時期北伐成功了，然後訓政，黨國體制也成就了，但是到最後真正要進入憲政階段，那一步就非常難跨。
曾建元：
它想要永遠訓政，永遠教訓人家。
被騙入獄
溫大同：
所以海外民運在理念上的主張是完全合乎西方民主政治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聯邦制等等概念，非常光明正大，符合普世價值。可是實際上，等到真正運作時，在過程中當然有現實考量，就看到許多窒礙難行之處，特別是領導上的問題。
王炳章先生後來被中共設局到越南，在中越邊境被綁架回中國。在這之前，他也曾經拿著假護照潛入中國，被抓到後被遣返回美國。2002年，中共誘騙他到越南，然後跨境綁架他回去判了無期徒刑。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當臺灣特務，還有一個冤案是製造一個爆炸案，說他從事恐怖活動。您怎麼看這件事？
曾建元：
其實王炳章真的有意在中國發動武裝革命，就是孫中山那一套。所以他到越南就像孫中山當年到越南發起鎮南關起義，大概就是那種想法。
溫大同：
他之所以被吸引到越南，也是因為有人說要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曾建元：
他在被捕前，我在臺灣就聽到傳言。我在臺灣都能聽到，共產黨會不知道嗎？
溫大同：
他應該是被人誘捕，所以事實上是提供一個他要的，對他有吸引力的誘餌，他才跑去。
曾建元：
對，被設局了。不過他的這段歷程可以看得出來，他所面對的中共政權，比滿清政府更難對付。它是現代的國家組織，滿清政府還不是，滿清是傳統封建制度，所以他所面對的挑戰困難更大，而國際上對他的支持，也因為他在海外民運中領袖地位的下降，就慢慢地消退。王炳章希望重回領袖地位，必須有更大的成就或建功，才會被看到。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這個行動的確是冒進，中了這個圈套，但動機可以理解。
溫大同：
到現在為止，他仍然在牢裡。
曾建元：
對。而且他在監獄中有好幾次中風，身體非常不好。
溫大同：
他還是個醫學博士，被搞到中風。海外一直呼籲，他年紀已經這麼大了，是不是能夠釋放他？最近這樣的呼聲也蠻多的。
曾建元：
王炳章困守在監獄裡、但是也可以看到他思想的進步和超越。他從中國文化中的《易經》等等經典理論與西方的憲政理論，去思考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發展。我的資料不是很多，但我知道他近年在牢裡從事這方面的寫作，這部分有超越世俗理解的境界。王炳章這一生不斷追求中國民主的歷程，不斷嘗試超越自己的侷限，帶頭做先鋒，在這點上，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溫大同：
最後，我們可以比較鳥瞰式地來談中國海外民運。
正如孫中山說的，「華僑為革命之母」。全球華人這麼多，離開中國大陸本土的人，許多具有相當的知識水平、經濟能力、見識及對祖國的關心。中國一直都處在不民主、人民受壓迫的狀態，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在海外有民主運動掀起是非常合理的。臺灣也一樣，在戒嚴時代，臺灣的海外留學生、商人也都希望臺灣民主化，也會支持。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對於一個集權國家來說，海外流亡者組織民主運動是很正常的。
海外的中國人這麼多，理當有很強大的民主運動才對，可是如果挑剔來看，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表現其實不是很讓人滿意。從王炳章的例子來看，您覺得可以改變的是什麼？
書生造反
曾建元：
王炳章那一代人，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他們被所謂的黨文化影響太深。所以，不知道怎麼開會，也不懂民主協商，很容易形成宗派主義或領袖崇拜，而會走向那個道路。這點對海外民運長期陷入困局，有很深的關係，這就是共產黨文化的影響。
所以，在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從小受到民主洗禮，反而值得寄望。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量留學生出國，留在國內的，至少在習近平掌權之前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取得很多資訊。所以，具有現代憲政民主觀念的人其實很多，只是現在的條件讓這些人無從發揮。所以民主運動的組織方式，可能要超越以前的黨國或地下黨的方式，而且必須區別，國內的行動原則與國外對民主國家進行宣傳，是兩套做法，也可以相輔相成。
舉例來講，北愛爾蘭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有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可是也有政黨新芬黨（Sinn Féin），是一般民主國家的民主政黨，所以它有議會路線，也有運動路線，兩者互相呼應、支援。在這方面，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比較看不出來議會路線，因為中國大陸是黨國體制，他們受影響太大，就是在海外的民主運動組織也去模仿或走不出來那套制度架構，民主的精神不易落實。
另外，他們畢竟都是書生，所以像愛爾蘭共和軍那種做法，他們也做不來。孫中山國民革命能夠成功，很多是集結了會黨和清朝新軍的力量。所以，最終還是要靠國內民間的草根力量，還有在政府、軍隊裡的進步力量，要啟蒙他們，才能真正做到對黨國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海外的人長期流亡，對國內情況多半有所疏離。臺灣的民主運動與臺獨運動也是一樣。海外的臺獨要回到臺灣，常和臺灣本地的反對運動產生衝突，我在唸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時曾經有這種感受。當時臺灣獨立建國聯盟從美國遷黨回臺，我在臺獨聯盟的臺灣國會辦公室當兼任助理，主任是黃華，黃華曾擔任過中學生的英文家教，只是沒有喝過洋墨水，我感覺似乎本地的盟員就比海外回來的那些教授、博士矮一截，然後他們會以海外的經驗對臺灣內部諸多指導，很多都是天馬行空、不切實際。
書生造反會有這個問題，就是不夠謙卑，或是對實際狀況的理解、調查不足，死抱理論。所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思考，其實在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當中更顯珍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有其道理的，不要死抱過去的歷史經驗和外國的理論，現在面對的環境，可能與過去和國外有很大差別，真要實事求是地認清現實的條件。它的問題我感覺就出在山頭林立，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滿腹經綸，可以領袖群倫，成為至少黨主席或未來的總統。這就是孫中山講的中國人一盤散沙的民族性，民主胸襟沒有真正化入人格，這一點讓人覺得比較可惜。
溫大同：
我們臺灣人觀察中國海外民運，比較不能接受的，就是他們內鬥時互揭瘡疤，然後互相醜化，那種傷害是非常大的，有點像中國文化大革命互相批鬥的文化，對革命也是當中非常大的缺點。
曾建元：
這就是共產黨的列寧主義（Leninism），強調要維持黨的純潔性，就要透過不斷的內部清洗；要嘛就是自我檢討，要嘛就是批鬥同志。所以就形成一種鬥爭文化，以致真理不是辯論出來，而是鬥爭出來的。
溫大同：
這其實是反民主的。民主基本上是多元，為了共同理想而互相包容。而多元、包容就是民主最大的價值。
曾建元：
沒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是在那種鬥爭文化下成長、發展出來。在互相醜化的過程中，背後一定有中共這股力量在搧風點火，嘗試分化團結，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不是在討論路線或建國理念，是在進行人格毀滅。這類的運動傷害太大，讓人無法維持互信來共事。
溫大同：
對，也會讓貢獻很多的人感到寒心，是一個內耗的過程。這其實是海外民運非常值得檢討的部分。
曾建元：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學習黃信介的智慧，對這些事都一笑置之。國民黨對黨外和民進黨的醜化，不亞於共產黨對王炳章這些人的醜化。但他們一笑置之，去附和這些醜化是非常愚蠢的。
溫大同：
王炳章先生一生精彩、驚天動地的行動，建立了很重要的典範。他現在仍然在中共的監獄當中，我們也非常關注，希望他有一天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
曾建元：
也希望我們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或總統，有機會也能呼籲救援王炳章。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8月9日播出
李佳翰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7月8日午3時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喬崴萊芬園校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