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十）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於北京逝世。17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製作紀念大型花圈送至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之後各校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要求重估胡耀邦功過與思想主張。20日，有學生在中南海新華門與武裝警察發生衝突。
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發起無限期罷課，全國各地陸續響應。當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前往朝鮮國是訪問。次日，北京與全國各地大學全面罷課，25日，北高聯提出復課三項要求：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政府對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生運動。而鄧小平已決心強硬對付學運。
26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引發次日北京學生遊行。30日，趙紫陽回國，反對李鵬為首強硬對付學運的立場。5月16日，北京市民百萬人遊行聲援學運，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學生代表，19日凌晨，趙紫陽親至廣場探視學生，告病未出席中共高層會議。鄧小平拍板決定自20日起在北京實施戒嚴，趙紫陽從此失勢而遭到軟禁。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立，主席司徒華。23日北京仍進行百萬人大遊行。6月3日至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清場。13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緝北高聯王丹、吾爾開希．多萊特、劉剛、柴玲、周鋒鎖等21名學生，23-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免除總書記趙紫陽一切職務，由上海市長江澤民接替之。政改辦解散，鮑彤下獄。
支聯會組織黃雀行動自廣東援救六四參與者。臺灣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則有黃鳥計畫自福建救援，9月，六四倖存者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推選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出任首任主席，前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為副主席，監事會主席為臺灣人錢達。
温大同：
各位聽眾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為我們主講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八九民運激盪兩岸人心
温大同：
今天《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進行到第十集，安排的主題是〈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
八九民運跟六四事件，可以說是中國民運史上，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一直到今天也都是，全世界的人們一直在紀念的，那也是中國一個非常禁忌的一個話題。
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它的起因，是因為在1989年4月15號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去世，過了兩天17號，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製作大型的紀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來表達哀悼。之後各校的學生就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重新評估胡耀邦的功過跟思想主張，我想這就是天安門學生運動最主要的起因。
我們上一集所談到的1986年的學運，是那時候學生為了爭取民主，一個在全中國大陸非常非常浩大的學運，但很快地，就在當局的反對之下平息了。胡耀邦在1986學運之後下臺，胡耀邦下臺之後就是趙紫陽當總書記。胡耀邦的去世引起了這樣的一個學運，跟1976年四五運動的時候，為了悼念周恩來的死亡，而引起了這個四五天安門學運，有類似的表現。關於1989學運這樣的起因，也就是胡耀邦的死亡，或者我們可以更廣泛地來談到底是怎麼樣的？
曾建元：
胡耀邦他在青年當中的形象，基本上是非常正面和鼓舞人心的。因為他是比較開明開放的作風，然後也在極力地扭轉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大陸社會造成的傷害。胡耀邦雖然是因為學運下臺，可是他被鄧小平批評的罪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
這意味著什麼？他事實上是要嘗試要修復出現裂痕的社會以及跟各個民族的關係，比如說他在西藏問題上面的寬容作風等等。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難得的領袖人物，他跟趙紫陽，當時也是鄧小平慧眼提拔挖掘的人才，但是就是說最後受限於共產黨的框框，這些人做到總書記都沒辦法見容於共產黨。但是我們之前節目也都談過，鄧小平也是因為他的自由化傾向受到民間的擁護、支持，他才能夠打敗凡是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當中的人性。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天性。過去中共歷年的政治運動對人們造成的集體創傷，需要得到一些平復、得到一些安慰。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人民其實是很善良、很順服啊，到現在一大堆人還在擁護共產黨！而且你看歷次的學運，一代下去，可能要等到那一代的集體記憶被清洗地差不多之後，在下一代沒有受到前一代學運陰影的影響之下，新的一波才會上來。可是新一波與前一次學運的關係，從歷屆學運經驗，可說基本上是斷裂的，不具延續性，這是因為共產黨不斷地在進行洗腦。
可是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傾向，會讓每一波的運動，就一代一代地上來。所以怎麼去串接民間的記憶與運動之間的關聯，就需要在外部把這個資訊傳遞進去，讓運動者的歷史感能夠被激發出來。
我們看這個八九六四，我知道很多人會批評說，好像老是在紀念六四，之前好像都沒有運動、沒有人犧牲，我常會聽到有人這樣批評。所以我們在臺灣舉辦六四都不斷地強調說，六四就是一個符號，不是只單單紀念六四，它是一個符號。
六四的出現，不能把它視為一種孤立的事件，它有它的前因後果，所以我們有機會來回顧六四，我們一定要記得胡耀邦的過世，因他而前面銜接八六學運，那個是規模不下於六四的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運動，很多進步的觀念思想，都在這些運動當中被激發出來。
我們現在回去看這些文獻，我覺得還是非常地感動和振奮人心，當中有許多超越時代的智慧光輝，我在當時還是個臺灣的大學生，我都覺得受到很多的啟發。許多很多東西，因為臺灣早先時候在戒嚴，六四學運的時候，還在動員戡亂時期的國家緊急權狀態下，並不是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社會，所以大陸可以搞成全國性的遍地烽火，當時的臺灣人在某種程度上被壓抑的心靈，被攪動地多麼地澎湃起伏啊！
所以我回想到過去那段年輕歲月的時候，我看到的中國大陸第一個學運，對我來講就是八六學潮。那時候我大學三年級，然後到1989年大學畢業。哇，這段時間，當時臺灣的校園，大家都在關心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
温大同：
曾老師，八九學運的時候，我已經在中央廣播電臺工作了。那個時候曾經有一兩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是支持學運的，有兩天我們自己在臺灣聽他們的廣播，那時候我的一個感觸是說，中國大陸跑在我們前面了。
曾老師，剛才我們談到，胡耀邦跟趙紫陽他們這兩個的角色，他們之所以會被鄧小平這些元老所重用，事實上他們是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這個浩劫，政治對人的壓迫，跟經濟的破敗，讓這個國家維持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不要凡是派，而要改革開放。
趙紫陽跟胡耀邦，乃至於萬里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改革的力量，要讓民眾恢復活力，基本上就是要給民眾更多的權利，所謂的改革基本上就是這樣，趙紫陽跟胡耀邦，基本上就是這樣的路線。
我們知道胡耀邦因為八六學運下臺，趙紫陽接下他的位置。趙紫陽在接任之後，也是繼續改革的工作。他奉鄧小平指示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面還有很多的辦公室，網羅了一批當時中國非常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或者是思想家來當他的幕僚，共同來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也是因為這樣子，相應地，當時的學生、知識界，乃至民間都有一種奮發向上的社會氛圍，覺得我們的國家會越來越好，所以才會去紀念胡耀邦的去世，他們起初甚至只要求不要官倒什麼的，對共產黨還寄予幻想。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個社會不斷地往上發展、自由不斷地開放的時代。我們從臺灣的經驗來看，那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一個爆點，在那個關鍵時刻，當權者要做一個決定，我到底是要是前進，還是要鎮壓。
大陸思想界影響臺灣校園
曾建元：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發展，就是繫於當時領導者的一念之間。那個時候，我在臺灣常常會去唐山書店和旁邊的結構群出版社買大陸的書。我當時很喜歡大陸一套叢書，叫《走向未來》，主編是包遵信，副主編金觀濤，裡面的編輯還有王岐山等等。我那時候看到這些人名，你知道我心中有多麼崇拜。在那個時代的兩岸社會當中，有這麼多進步的思想。他們的書在整個中國大陸傳播，甚至跨海跑到我們臺灣的書店來，讓臺灣大學生閱讀。奇怪了，臺灣的部分社會啟蒙，竟然是從對岸跨過海峽而來。
温大同：
曾老師，我們還記得，那些書在臺灣當時很多地下盜印出版，實際上政府沒有取締而已。我們那時候的學生非常喜歡去讀的，包含什麼新馬克思主義啦。
曾建元：
1991年底11月我當時曾經在基督教校園福音團契主辦的《今日校園》月刊第58期策劃過一個專題報導〈揮舞的旗手──思想性社團的書單透露甚麼訊息？〉，就是研究當時各個校園讀書會、異議性社團在讀什麼書。我那篇調查報導，後來被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究所孟繁忠大量引用於他同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臺灣地區解嚴後學生運動之研究》。我告訴各位聽眾朋友，當時我的發現是什麼，就是臺灣當時的大學異議性社團，幾乎都在讀左派，特別是新馬克思主義，而他們的文本、這些資料從哪裡來的，……
温大同
基本上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然後在臺灣又透過地下出版。
曾建元：
或者是影印，學生拿去學校旁邊的影印店影印，用這種方式，非常認真地，在研讀這些東西。那批學生，現在很多都是臺灣的政治、社會或思想的領袖。
温大同：
那真的是中國大陸自由思想澎湃發展的黃金時代。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到，當時為什麼中國大陸會有這樣的學運，而當時學運發生的時候，為什麼也會激起臺灣的民眾包含國民黨人，或是沒有那麼支持國民黨的學生非常非常的關注和支持，也都是非常非常地扣人心弦地去關注中國大陸學運的發生。
曾建元：
所以像我這三十年來，常常有機會碰到大陸的新一代的學者或者學生，每一代都在問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到底發生什麼事，顯示他們那個社會的記憶是斷裂的，要透過我們在臺灣幫他們把記憶的拼圖拼出來。可是這是零碎的，是在每個人的心中偶然自成圖像，而並不是在所有人的心中，就是說，有接觸到，他才知道，甚至現在的年輕一輩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們成長在共產黨的洗腦教育之下，常常會批評說要不是六四，中國可能會更加進步；或者講這些東西，當年這個鎮壓是國家進步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常常跟我講這些東西，然後我就跟他們說，當時因為六四受到鎮壓的，正是一批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你看那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也曾是黨國倚重的國師。這一批人通通被你們的黨國掃掉了，方勵之這些人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人嗎？這些人很多都還健在，我不時在臺灣有機會碰到他們，他們是很珍貴的中國的文化資產，但都被黨國視若敝屣，流亡四散。
温大同：
剛好相反，你看我們臺灣1990年發生的也是學運，也是要求我們政府要改革，把我們舊的體制打掉，比如說中央級民意機關中的老代表，全部都下臺。野百合學運是和平地收場，接下來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接下來就有修憲，全民直選總統。透過這些學生的這些合理的要求，我們臺灣就進步了，就民主化了。過去被民間逼迫的反改革者，透過民主的選舉，也可以政黨輪替，重新執政，而且社會經濟發展持續，臺灣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地提升。我們看到兩岸政治走到完全不同的道路。
講到這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再看，六四當時為什麼會走向屠殺這樣一個悲劇。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今天是第十集，是由曾建元老師為我們主講的系列專訪。
歷史的畫面
曾老師，我們剛剛談到了八九民運的背景。事實上中國大陸那時候的思想界不斷地走向開放，民間對於中國走向民主自由開放有非常大的期待，當時也有這樣的空氣。包含像胡耀邦的改革，然後是趙紫陽的改革，他所做的，不管是經濟方面的，1988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報告，還是1987年12月25日中共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黨政分開，都是對未來的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規劃了道路和描繪了某一種程度的藍圖。而那時候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經濟也開始發展了，儘管我們知道八六學運很快就被平息了，政治經濟改革的方向沒有改變。
八九民運同樣是一個這麼規模浩大的全國性學運。八六學運事實上就是中共中央的那些人出來說，你們不要再搞了，那些學生和老師基本上就乖乖地回去校園了，就解決了。那個運動很浩大，同樣的，八九學運也是很浩大，而且學生基本上真的是搞愛國民主運動，他們當時沒有想要推翻共產黨。
曾建元：
對我來講，印象很深刻的畫面，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吾爾開希．多萊特穿個睡衣去見國務院總理李鵬，這種大學生，我們臺灣話叫做小屁孩，小屁孩能推翻國家嗎？你怎麼去鎮壓他們呢，把他們逼到這樣流離失所。
温大同：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就是在5月24號，有三個從湖南省瀏陽市來的青年，余志堅、喻東岳跟魯德成，把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用油漆噴了，還寫了標語「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掛在城樓上。這三個年輕人被當時的學生抓起來，說這不是我們搞的，還把他們送去法辦。
從這裡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些學生其實並沒有造反的意圖，而且我們可以看到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當天，北京高等校院學生代表中國政法大學周勇軍、北京大學郭海峰、北大研究生張智勇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請願下跪長達45分鐘，對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群學生是多麼地愛國，多麼地和平，多麼地請求黨中央你們要了解，我們希望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民主自由的國家。可是為什麼鄧小平、李鵬他們卻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最後還要出動中國人民解放軍，把這些人群全部用最血腥的方式來解決。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中共的黨天下觀念
曾建元：
我覺得有內外兩個因素。
第一個呢，八九學運的時候正好是碰上蘇東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東歐羅巴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民主化的浪潮，我還記得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訪問北京，而戈巴契夫就是把蘇聯推倒的重要人物。
除了蘇聯之外，你可以看到當時東歐的這些共產國家，要嘛就是被人民推翻，要嘛就是他們自己把共產黨改成社會黨，然後開放選舉。
温大同：
蘇聯的解體跟東歐的變天、柏林圍牆的倒塌，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和平的。大家就覺得，共產黨國的這個極權政治我不要再玩了。事實上，中國當時也有這個機會，可是結果卻完全不一樣。
曾建元：
因為中國的決策者，中國共產黨，他們黨天下的觀念太深了。
我記得鄧小平當時面對民主化的呼聲的時候，我印象好深刻啊，他講說，我們共產黨是用多少人頭換來這個政權，你要取走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用這種口氣回應民間對自由化民主化的呼聲，就是黨天下家天下的觀念。
温大同：
他這種觀念，就是要讓中國不斷地這樣子殺來殺去，讓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治亂循環。
曾建元：
對。所以第三波民主化的這個國際形势，讓這些沒有真正進步開明思想的共產黨人，反而畏懼他們打下來的江山，原想還可以傳給子孫，庇蔭他們的榮華富貴，這一千秋迷夢會一夕之間崩潰。他們擔憂，所以要想方設法、千方百計要維持住政權。
温大同：
所以這就是共產黨最高層官員的私心。
您談到這個，也自然讓我們想到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涉及特權經營康華發展公司，當時是學生批判官倒的一個主要的對象，甚至出現了「殺樸方以謝國人」的聲音，這可能也是引發鄧小平私心作祟，下狠毒手的個人因素嗎？
曾建元：
我知道鄧小平他有一個心理因素，鄧樸方不是在文革的時候在北大被囚禁數月，不堪虐待自三樓跳樓而導致下肢終身癱瘓的残疾嗎？所以鄧小平覺得，中國不能動亂，動亂的話就會有當年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那個下場。所以他把民間的社會力呢，跟動亂連上等號。你看當時《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學運定性為動亂，只差沒說出比擬做文革，其實也是共產黨鄧小平這些求是派普遍的心理創傷，所以他想辦法要把這個社會秩序掌握維持在自以為是的那個道路上。這是一個理由。
我覺得另外一個呢，是內部因素，其實就是政治鬥爭了，是李鵬跟趙紫陽之間的政治鬥爭。你看那時候趙紫陽4月22日在國外朝鮮訪問，李鵬24日晚上就代趙紫陽主持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開始動作了，將學運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然後第二天就去跟黨內大佬們，特別是鄧小平匯報，便有了426社論，等到月底同情學運的趙紫陽回國，根本來不及回防，5月17日鄧小平在家裡召開黨政高層會議，決定派兵鎮壓，趙紫陽的權力就被剝奪掉，他在19日晚上到廣場探視學生，直嘆「來晚了」，子夜一到，李鵬便宣布了戒嚴令。
我覺得裡面就是有政治鬥爭，非常明顯。李鵬當時是國務院總理，學生運動的訴求，很多的主張，除了黨之外，必定會指向政府領導人。李鵬就在政府部門，不像胡耀邦、趙紫陽，還可以進行一些思想或者政策方向的研究。李鵬擅長公共工程，有標準的工程師治國的作風，缺乏開闊的胸襟來面對社會政治上的民意要求，這當然會是一個悲劇。共產黨內的鬥爭，使得當時改革派進步的力量，被徹底地剷除掉。
六四屠城，電視直播
温大同：
對，天安門事件之所以會成為普世皆知，人們不斷地紀念，它最主要一個因素，是因為當時戈巴契夫要去北京訪問。
那時候，全世界包含臺灣，有非常多的媒體記者都跑到北京去採訪，所以那時候全世界的多少的攝影機、照相機，記者的筆，廣播電臺的錄音機，全部都在那邊。所以整個學運事實上是在電視直播的情況之下發展的。當初我們自己在臺灣，透過直播，也有某種程度的親歷。
曾建元：
臺灣當時有所謂的第四臺，臺灣電視、中國電視和中華電視老三臺無線電視頻道之外，各地還有有線地下電視頻道，接收外國媒體的衛星訊號，經過系統，每天送到人家家裡的電視裡播出。
温大同：
那時候在國立中正紀念堂廣場，我們也有一群人集會在那邊舉辦「血脈相連，兩岸對歌」的聲援活動，也是現場直播啊！
曾建元：
我們的那個衛星直播其實都不合法，都從衛星接訊號到第四臺，即地下有線電視頻道，傳送到每個家裡，政府要管也管不了。我記得我爸爸那時候特別去付費訂了第四臺，另外還去買小耳朵，即碟型衛星天線，接收日本放送協會NHK的衛星電視，因為我爸爸受日本教育，他直接看日語的電視轉播。六四那時候真的是非常激盪臺灣人心。
温大同：
我們知道後來中共就出動了20萬軍隊，甚至非常非常形象的，就是還出動了坦克，然後在天安門廣場前剛好有個坦克人，攔著出動的坦克。還有很多人被坦克壓死了，特別是在六部口，很多的照片、影像留下來！天安門事件之所以會這麼樣地震撼人心，是跟這些故事相關的。天安門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各方說法都不一樣，中共當局也諱莫如深，開始的時候說是動亂，後來叫做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把它淡化，而且一直到今天，6月4號，始終是個禁忌的日子。
曾老師，你知道多有趣嗎，我們有一個朋友他買了一個中國大陸來的掃地機，掃地機你可以跟它對話，那是一個多功能的機器，你可以跟它說，我要聽鄧麗君的歌，它就播給你聽，然後今天天氣怎麼樣，它也會回答你。有一次我們的朋友問它說，今天是幾月幾號，它會說昨天是6月3號，就是不肯講6月4號這個日子。連那個掃地機器人，那個多功能的掃地機器人，都已經是這樣子了。所以你說，中共他們至今不敢面對這件事情，既然殺得好殺得對的話。……
曾建元：
那你幹嘛不理直氣壯地面對這個日子？
鎮壓反官倒，造就黨國權貴資本主義
温大同：
曾老師，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這件事情當然震驚了全世界，包含美國、歐洲、澳洲，全世界的各個主要國家，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經濟制裁。可是這個制裁其實是虛假的，聽說當時美國有派特使去見鄧小平，說，我們還是繼續支持你。同樣的，臺灣也是一樣，臺灣那時候臺商就進去了。在制裁的情況之下，臺商、港商就開始進去做生意、發展經濟，加上後來鄧小平在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重申繼續搞改革開放。在蘇聯東歐各國解體或轉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懺悔，繼續維持專制體制。全世界假制裁的影響，其實也是非常吊詭的，對不對，你怎麼看這一段?
曾建元：
這個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謬的事情。其實那個時候各國進入到中國大陸的資本，都是以非法、不合法的方式，包含臺灣也是偷跑的。他們就是到國外註冊一個公司，然後將資金從國外轉到中國大陸去，臺灣人是這樣，香港人也是這樣，其他國家的外商，也是這樣，儘管當時全世界名義上都是對中國大陸進行制裁的。
1987年鄧小平就說了，他的經濟改革，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劊子手在鎮壓了進步的力量之後，權力的使用更加肆無忌憚，充分以權換錢得到好處，大家都賺錢了，然後可以富好幾代。他們認為這就是鎮壓六四的正確決定，讓他們這些當權者，可以用他們的權力，賺到他們的財富，還可以庇蔭後人好幾代，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完全變成一個權貴黨國資本主義。
温大同：
對，反官倒到最後變成權貴資本主義。你可以看到那整個運動的訴求是被踐踏的，是被完全地踏在腳底下。現在更加毫無忌諱地搞這些權貴黨國資本主義。
曾建元：
這實在是非常無恥，太醜陋了，沒有羞恥心。說實在地，竟還這麼沾沾自喜，誇口說這是他們改革開放的成果，那是在多少無辜的先知先覺者，或者是百姓市民學生的血泊當中建立起來的。
温大同：
六四鎮壓之後，接下來就是大逮捕，對學生發布了通緝令。我們知道，香港有黃雀行動，臺灣有黃鳥行動，救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出來。在中共的這種逮捕鎮壓之下，居然能夠救出這麼多人出來，也是很特別的。
曾建元
那是因為有地下的管道，可以從北京把人一路地輸送到香港。倒不是說香港黑社會多麼厲害，可以建立那個秘密通道而暢通無阻。不是，是大陸社會存在的良心，捨不得這些這些忠義之士就這樣被犧牲掉，而想辦法把他們救出來，一個接一個。六四的時候，當時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大家非常地團結，互相支持合作，然後到後來進行這種地下秘密的救援，說實在，那種集體的心理狀態，我覺得是非常高貴的。
温大同：
要冒險犯難，然後願意出錢出力，而且是不計代價。我們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不管臺灣也好，香港也好，甚至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人也好，對於中國民主化的熱情其實是非常非常強大的。可是相對來說，中共卻在這個地方展現出它非常非常邪惡、殘暴的嘴臉。
那時候你看全世界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那時候有多少中國人利用八九申請外國政治庇護，拿到居留權。
曾建元：
我記得當時的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因六四鎮壓而垂淚，一下子就對中國大陸人開放簽證，只要你在當地留學，就給你身份。
温大同：
這是全世界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最支持的一個時代，非常非常難得的，全世界對中國人民的善意，都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曾建元：
很可惜，我覺得也許是經濟上面進步，開始進入到全球化時代，可是靈魂卻不斷地在墮落。民主國家對中國大陸充斥著綏靖的想法；中國大陸內部，在社會良心被剷除掉之後，剩下就是物欲橫流，逐利賺錢，非常反社會主義道德的作為，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那種資本主義初期的狀態，就在中國大陸出現。
温大同：
中國真的就開始進入一個非常非常扭曲的時代。然後也因為政左經右的這個扭曲，經濟不斷地增長，全世界也真的還蠻莫名其妙的，就這麼容易就原諒他們，然後就願意支助他們，導致後來的整個局勢的發展，一直到了今天，也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過程。
曾建元：
中國太大了，使得它和其他我們講的現代化的國家的發展條件和經驗，非常地不同。中國現在又是在大一統的極權統治之下，黨國的力量非常龐大，所以它可以把一切的資源，最後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這就使得民主轉型的理論在中國大陸似乎不見得適用，但我覺得這個理論也不見得在中國大陸不會實現，只是時間會拖長，就是拖得很長。
温大同：
中國大陸的變化當中，有一個很強烈的特點，就是這個極權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是蠻沒良心的。今天因時間關係，我們介紹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就到這邊，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再談其他的歷史的過程。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温大同：
好，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10月4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8月8日晚9時3刻
新北市中和區聖心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