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九）一九八六年學運
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陳勁松（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此可謂八六學潮的先聲。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授意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就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政治體制問題，設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進行研議。鮑彤被任命為政改辦主任主持此事。11月7-8日首次會議，由政改辦主任鮑彤提出報告，達成黨政分開與黨內民主等初步共識。
中共高層所釋放的政治改革氣息，令民間振奮不已。11月上旬，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相繼到同濟大學同濟八六文化潮活動中演講，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演講。12月4日，方勵之在校內競選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演講會上發言稱：「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在其影響下，中科大學生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自由的民主選舉。八六學潮爆發。
方勵之與中科大近代化學系主任溫元凱高票當選西市區人代，鼓舞學潮蔓延全國，上海、北京、深圳、武漢各地相繼而起，要求民主，持續到1987年1月寒假始散去。鄧小平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縱容學運，迫使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請辭，由趙紫陽代理，而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組建成立。
大學師生引領社會力爆發
溫大同：
今天曾老師要為我們介紹「丙寅八六學潮」。因為中國大陸稱為「八六學潮」，臺灣學者稱為「丙寅學潮」，所以把這兩個併在一起來談。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在1979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後，就漸漸有民主化的呼聲，來自民間、大學生，民主思潮慢慢在學校裡滋生。當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基本上算是最覺醒的一代，然後整個自由化思潮也不斷興起。無論學生也好、大學教授也好，以及當時的一些媒體工作者，甚至包含像胡耀邦、趙紫陽等黨內人士，有一群是改革派，他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之後，不斷走向覺醒。
可是在這當中，中國大陸有兩股勢力，一股是保守派，要堅持集權政府，經濟也要繼續走計劃經濟的道路；另外一派力量就覺得中國應該改革，不僅有經濟改革，也開始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大學師生們以及黨內的民主派積極回應時代要求，因此醞釀了1986年的學潮。
八六學潮，發生於1986年12月5日到1987年1月2日，全中國大陸有上百萬學生參與，一開始從上海、安徽這些長江流域的地方發展起來，後來遍布全中國大陸，包含北京、深圳各地都有。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而也可以算是1989年天安門學運的先聲。曾老師如何了解八六學潮的背景？
曾建元：
就是改革開放政策掀起的時代巨浪。除了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顯然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鄧小平一開始能夠在黨內奪權，就是打敗了毛澤東的餘孽凡是派。所以鄧小平儼然是民主派的領袖，有那種模糊的身影。民間因此會覺得，當時關於民主或人權法治的作為，是走正確的歷史道路，黨國要走這條道路，可以透過民間力量，幫黨國內部的進步派排除保守勢力的反撲，多數人認定這是歷史潮流，也才有那麼多人願意投入。為什麼會捲起這麼大的學潮？就是因為它不是少數學生領袖或老師的小圈圈運動，而是大家一起參加。因為有機會集體行動從事群眾行為，覺得這個路線是安全的，是國家要推進的方向，所以集結力量來為改革派打氣、支持。當時趙紫陽、胡耀邦在學潮中，雖然一方面受批評，另一方面作為黨內的進步力量，的確也受到高度期待。
當時中共的確有可能走體制內改革，實施民主。胡耀邦、趙紫陽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很多都是現在海外重要民主運動領袖或理論家。我有機會接觸其中一些人，當年也拜讀了他們的著作，其實很多人是非常令人佩服的。我身在那個時代，1986年學潮時我也正在念大學，臺灣的校園也在深深激盪。
我記得當時有海風出版社到我就學的東吳大學，來到我們學運社團時事研究社裡找學生出來寫文章談八六學潮。當時臺灣在解除戒嚴前夕，所以八六學潮非常鼓舞臺灣社會，因此有出版社策劃這樣的書，但後來這書沒有出版，而是改變了企劃，擴大主題，在幾年後變成《從魏京生到吾爾開希，1957-1989：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總覧》一書。當時我受邀寫文章，可是正還在讀大學的我，對中國大陸的了解有限，對臺灣自己的狀況也是一知半解，沒有能力駕馭這樣的題目。當年這個出版計畫全面失敗，臺灣的大學校園還沒準備好去呼應中國大陸的時代呼聲。方勵之、管惟炎、溫元凱等人的書在臺灣出版，他們都是科學家，卻如同思想家，提醒臺灣的民主再不努力，隨時可能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超越。
溫大同：
反倒是好像比我們跑得更前面，對不對？
曾建元：
對。你看中國大陸全國的學生運動，在那時真的讓人有點羨慕。
鄧小平辜負社會期待
溫大同：
這點我們可以理解。當時臺灣也還在戒嚴，黨外民主運動波瀾壯闊地發生，但美麗島大審餘悸猶存，江南案後的《一清專案》雷厲風行，上街還只是少數人衝在前面。中國大陸當時也可以說是這樣的情形。看起來集權體制開始要軟化，春天就要來的感覺。
在老師您所準備的資料中，在1985年12月，上海同濟大學管理學院陳破空先生等十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來推動民主進程。陳破空先生我們都很熟，是我們的好朋友，到今天都還常見面吃飯。
在資料中，這十個研究生上書給胡耀邦時，胡耀邦派出中央宣傳部的兩個幹部楊處長和孔科長到同濟大學來跟他們對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互動，也讓胡耀邦在當時學生的印象中，感覺到會願意聽他們說話；對於第二年的八六學潮，應該也是有非常大的鼓勵作用。
曾建元：
對。因為胡耀邦在形式上是總書記，是黨國最高領袖。雖然他不是實質的最高領袖，但以他的政治地位回應學生的政治改革呼聲，看在學生或當時中國大陸人民的眼裡，會解讀成黨國的改革方向已定，透過回應學生的上書，來宣示政治立場或政策方向。因此，八六學潮非常可惜，就是敗在鄧小平。
溫大同：
1986年10月，在總書記胡耀邦背後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他授意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研議改革開放的政治體制問題，要設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且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進行此事。也就是說，八六學潮也是因為當年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有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所以對於民間的學生來說，不響應怎麼行呢？
曾建元：
對。參與歷史的創造。
溫大同：
而且這是順天應人的決定。難怪民間會有這麼熱烈的回應。
曾建元：
所以擁有權力的人，最有能力改變一個國家或是這個世界。陳勝、吳廣或學運中的學生、工人、群眾，只能是一個引信或導火線。真要成就大事，就要掌握資源，然後擁有統治能力和管理知識的人才行。如何讓既有統治集團中的進步力量，能有機會出現，然後與反對運動合作？這是民主化理論中最有效的轉型途徑。但中國大陸歷年民主化契機的失敗，就在於黨國內部進步力量被撲滅，同時也欠缺有力的在野力量。
可是也因為中國太大了，它不像一般的民主化國家，外部民主國家如美國的力量，可以牽制黨國或獨裁政權對國內反對派的鎮壓。中國的確比較特殊，它太大了。所以美國、歐洲的影響還是有限。中國大陸的反對運動儘管搞到波瀾壯闊，目前為止最終都是失敗。中共的黨國體制的確有非常強韌的面向，需要很強大的力量來牽制它，才有辦法讓中國的民主化機會開展，讓它的集權體制出現鬆動。所以在中國的民主化中，確實有強大外力的需求，這可能更有別於一般中小型國家民主運動的狀況。中國特殊之處就是它很大，是一個大國。
中共研究改革比國民黨認真
溫大同：
是。就臺灣的歷史來看1986年，蔣經國是1988年去世的。他去世前三年他開始有序地進行臺灣的民主化，比如讓李登輝接班，或排除王昇這些黨內比較暗黑的勢力，讓中國國民黨內部比較健康的改革力量進入。所以1986年鄧小平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小組，跟臺灣蔣經國晚年進行的改革，幾乎可說是同步進行。
臺灣在經過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黨外民主運動波瀾壯闊產生。1986年不就是民進黨成立的前後嗎？
曾建元：
對。當時國民黨有一個十三人改革小組。本來嚴家淦是召集人，後來嚴家淦中風後，就換李登輝接手，時間差不多。
溫大同：
所以有意思的是，臺灣突破了。
曾建元：
臺灣是突破了，但說實在的，其實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比較認真。國民黨都在混。
溫大同：
你看他們成立這樣一個機構，而且主導者的優秀程度與權力，其實並不比臺灣差。
曾建元：
沒錯。根據李登輝生前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他說當時國民黨的政治革新小組，其實什麼 也沒做。這就突破不了黨國體制，突破不了動員戡亂時期的體制。他也不敢輕易觸碰那個問題，也就是蔣經國或國民黨既有的黨國權威，當時還非常強，包括李登輝都不知道自己位置能不能坐穩。
所以，蔣經國可能希望透過政治革新小組，展現他的政治改革氣象。最後來看，主要的貢獻就是來自民間的壓力，當然也有美國的幫忙。國民黨內部後來搞出六大改革方案，諸如解除戒嚴什麼的，當然看起來是石破天驚的舉動，但因為它是要從根本的結構上加以摧毀、打掉重建。他們深入研究各種體制，召集黨內外學者投入，都沒有趙紫陽領導的小組這麼認真。
溫大同：
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們知道當年學潮的起源，是因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支持學生爭取直接選舉權，而選舉受到當局某種程度打壓。他們要求政府根據承諾實施選舉，這也是體制內改革，要求還政於民。方勵之當時呼籲的就是民主化改革道路，全中國上百萬學生起來搞學潮。相對於臺灣，臺灣當時根本沒有幾個學生投入，零零落落。
曾建元：
像胡平1980年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時，就選上了北京市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曾經於1997年參與組織過學生參選聯盟，曾經宣布參選臺北市長，其實是要挑戰臺灣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因為臺灣的《選罷法》那時還規定學生不得參選。李登輝1996年已經是民選總統，臺灣也民主化了，《選罷法》還規定學生不得參選。但是我們看1986年的中國大陸，學生、老師都選上了，兩邊哪個民主化跑比較前面？
鄧小平與蔣經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解除戒嚴
溫大同：
對，他們的民間支持力量、成熟度、覺醒程度，一度都比臺灣先進。
曾建元：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海風出版社會跑到校園來向學生收集文章，就是冀望臺灣學生呼應、學習中國大陸的學運。
溫大同：
方勵之高票當選合肥市西城區人大代表，鼓舞了學潮蔓延全國。上海、北京、深圳、武漢各地都相繼要求民主，這樣的學潮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寒假才散掉。它的失敗就是因為鄧小平反悔了。他認為胡耀邦在亂搞。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然後縱容學運。不可思議的是，胡耀邦居然寫了一封信〈向小平同志交心〉，說「對不起，我錯了」，然後請辭。
接下來的結局，就是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決定了八六學運的結局。鄧小平是葉公好龍，龍真的出來以後，他要趕快把龍消滅掉，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嗎？鄧小平的心態是如何？
曾建元：
就是這樣。你看他的復出，鬥爭凡是派，講得頭頭是道，他其實也是凡是派吧。他後來搞北京之春，並不是在他執政時讓北京之春有機會發展出來，而是消滅它。八六學潮也是鄧小平消滅的。
溫大同：
這有點像第二次「引蛇出洞」，對不對？
曾建元：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毛澤東講得很白，就是陽謀，而鄧小平是失控。他可能是文革的陰影很深，所以覺得中國將會亂。這是善意的解釋，他覺得中國將會亂，好像文革又復辟，所以他要有節奏地去控制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哪怕是當時說消滅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政治體制改革事實上沒有停下來，小組也沒有解散，還是持續在進行，所以他是進兩步、退一步。
但是，終究鄧小平沒有走出黨國的家天下，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鄧小平與蔣經國當年在蘇聯是莫斯科中山大學（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同學，他們曾經有一段時期是互相競爭，最後是蔣經國勝利了，因為蔣經國把權力放開了，成就了他的人民，這是一種很高明和偉大的覺醒。
溫大同：
因為蔣經國他曾經在晚年時宣布，第一，蔣家的子孫不會再參與政治；第二，我也是臺灣人。我覺得這種民主改革的誠意，就是權力的自我否定、自我謙遜的表達，事實上是非常需要勇氣的。
曾建元：
就是在一念之間，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鄧小平在那一念之間，最後在1989年調動軍隊、鎮壓學潮。中國的民主化希望就這樣被撲滅，兩岸關係就在那一刻走向不同的道路。臺灣人越來越不想跟這樣的中國統一，就是在那一念之間。
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作用
溫大同：
或許我們可以再討論一個話題，我們剛談到，八六學潮的背景其實是中共中央包含總書記胡耀邦出面、趙紫陽總理參與，實質領導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指示要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許多全國大學師生參與，而參與選舉的也當選了。這麼一個大好形勢下，這樣的運動過了兩、三個月說停就停。相對來說，臺灣的黨外人士透過選舉、組黨，也透過文化運動、覺醒運動，使黨外的影響力從10%、20%、30% 到40%，不斷擴大。相對來說，中國大陸的學運一下子閃現，可是說停就停。他們的運動像是放煙火，體制反撲的力量似乎非常穩固，可以這樣理解嗎？
曾建元：
可以。關鍵點在那時候中國大陸沒有產生中產階級，而臺灣有。臺灣當時的反對運動，最主要的支持者就來自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
溫大同：
甚至大企業主其實也蠻支持的。
曾建元：
他們是兩手策略。我記得黃信介講過，當時代表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進行溝通的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重光，也事實上是民進黨財政的重要支柱。大老闆們是兩手。為什麼？民主、政黨這些價值在《中華民國憲法》裡寫得清清楚楚，國民黨再怎麼專制，也承諾要遵守《憲法》，最終要還政於民。對於黨國體制，對於戒嚴，它在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等這些國家緊急權體制的統治手段時，年深日久，越來越有一點心虛。大老闆們不會壓寶在一邊，他們最好都不得罪。
溫大同：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中產階級或私有財產制，讓民間有自主發展的一定空間。相對來說，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公有制。他們所有大學生都要等著國家給他分配工作，所以各自留一點餘地給對方。
曾建元：
對。大陸的大學生他們當時領公費上學，由國家分配工作，多數人因此而仰人鼻息。
溫大同：
所以整個體制下個人的生死大權，全部在中國共產黨掌握之下。即使學生力量再怎麼大，當黨決定你們不能動了，你就不能動；黨說可以動，才會有乍現的春天。可是這個乍現的春天，完全沒有現實基礎，所以它是虛的。
曾建元：
若從社會的支持基礎來說，學運的確比較缺乏資源，缺乏經濟基礎。
中國大陸經濟真正開始發展，開始有一部分人富起來，也是八九之後，鄧小平南巡，港商、臺商才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大陸，那都是以後的事情了。在1986年時，中國大陸的工業還沒有發展起來，它沒有中產階級，所有人都是體制內，因此沒有社會的支持力量。可是說實在的，黨國的前途如果真的是在鄧小平一念之間，你都已經在做這個事情了，整個權力都在你手上，就可以因勢利導。這些群眾並不是反對共產黨統治，還沒有到達那個氣候，只是希望改革的路線要堅持下去。我們看不出當時的學運是要叛亂、要建國，沒有到那個程度，只是要求人大代表讓我們選，而且是你答應的，共和國憲法上不就是這麼寫的嗎？
這就是說，同樣黨國體制，共產黨比國民黨壞就壞在這裡。它理直氣壯地把它的政治承諾視為無物，而國民黨還有一點心虛。1986年我在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比較法學組念書，我的《憲法》老師李鴻禧，上課就喜歡講「回歸《憲法》」。
溫大同：
光這四個字就把國民黨打死了。
黨國既得利益者的政治決定
曾建元：
對啊，因為那時候就把《憲法》多數條文凍結了。
我們上課就是上《中華民國憲法》。上面的每一個條文看起來都在挑戰國民黨的統治。威權時期國民黨實施的是一個混合體制，它保有私有財產，某種程度上讓中小企業成長、中產階級上來。國民黨的確在政治上算是高壓統治，但是在經濟上，當時像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他們是走計劃性自由經濟路線，而蔣中正、蔣經國也支持這個路線，透過國家力量扶植新興產業，所以造就像王永慶臺灣塑膠集團、林挺生大同家電王國，國家技術移轉和政策栽培，政府官員沒有藏私，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的後代，有沒有紅二代身處高位的？
溫大同：
沒有，我們沒有權貴資本主義。
曾建元：
臺灣沒有這樣的人。但共產黨不是如此，這是共產黨不如於國民黨之處。當然我們臺灣人對國民黨批評很多，但若比下的話，共產黨更差。所以共產黨要吸引臺灣人擁抱統一、什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溫大同：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曾建元：
哪一部分人呢？
溫大同：
對。你不能說是我們這部分人才可以先富起來，對不對？臺灣的經濟改革確實是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有創造力、願意認真努力工作的人先富起來。像王永慶一開始賣米、賣木材，他認真做就會成功。他可不是國民黨員。
曾建元：
他不是。是他的認真被看到。王永慶只有新店公學校小學畢業，哪懂得塑膠這種新興科技？那是政府轉移給他的。為什麼？因為他認真。而且他很厲害，他塑膠做出來沒地方賣，就自己開發商品，沒有依賴政府的扶助，他本身就很認真。中國大陸黨國資本主義走到現在，多是官商勾結。政商集團以權力換取金錢，靠這套模式致富。若我們回歸1986年當時的臺灣跟中國大陸，兩岸社會力湧動而蓄勢待發，臺灣熱錢滾滾湧入股票市場，公民社會即將衝決戒嚴體制；中國大陸社會熱切期待改革開放，卻被鄧小平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重重打壓。後文革時期最優秀的中國社會菁英，從胡耀邦到方勵之，從黨內到黨外，整整一代人被糟蹋了。
溫大同：
相對來說，臺灣也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成長起來。基本上民間力量是慢慢茁壯，然後從中發展出民主意識和在野力量。在這個過程中，蔣經國認識到時代潮流無可阻擋，決心迎接自由化，而在1987年解除戒嚴。臺灣跟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在1986年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同樣的黨國體制和強人領袖，蔣經國和鄧小平做出了不同的政治判斷，就黨國轉型而言，蔣經國還是成功的。
曾建元：
對，還好我們投胎投對地方。
溫大同：
不過我覺得值得反省的是，兩岸同文同種，但是國家發展的路線到底該怎麼走？事實上非常明顯。臺灣從黨國體制走向民主的經驗太寶貴了，中國民主化就是要學習臺灣的經驗，這種經驗其他國家少有。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9月6日播出
李佳翰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7月10日上午6時3刻
新北市板橋區喬崴萊芬園校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