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中國外交部網站5月11日消息，發言人華春瑩主持當天例行記者會。

香港中評社記者：《紐約時報》近日的一篇報導稱，面對由BBC、CNN等媒體佔據主導地位的全球媒體格局，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全球新聞媒體的替代選擇，並將中國資金、權力和視角輸入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媒體中。報導引用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將于12日發佈的報告稱，隨著大流行開始蔓延，北京利用其全球媒體基礎設施，在國家媒體中傳播有關中國的正面敘事，並鼓動了更加新穎的策略，例如散播虛假資訊。中國還對外國駐華記者實施打擊，拒絕向美國記者發放工作簽證。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華春瑩：我也看到了《紐約時報》這篇報導，它援引的報告還沒有出來，所以不好詳細評論。但是，我看報導稱報告認為中國在全球加大傳播有關中國的正面敘事，感覺像是對我們中國新聞工作者工作的一種肯定。

我可以根據你剛才提到的《紐約時報》報導的有關內容，先做一些初步回應。

第一，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和多元的，在媒體領域，不應只有CNN和BBC，各國都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作為擁有1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近五分之一、擁有5000年綿延不斷文明、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當然應該、也值得在國際輿論格局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美方一方面濫用話語霸權，打著「自由」的幌子對中國肆無忌憚地進行虛假資訊攻擊，另一方面將意識形態淩駕於客觀真實的原則之上，通過抹黑打壓中國媒體來為自己的政治操作搞「辯護」，這是赤裸裸的輿論或者話語霸權。面對針對中國的肆意抹黑攻擊和謠言謊言，中國當然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說明事實真相，留下客觀、真實的人類集體敘事和記憶，這才是負責任的國家真正負責任的態度。

第三，中國人講求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媒體秉持客觀真實原則進行新聞報導，不炮製、不散播針對別國的虛假資訊。我看到美國國會參院外委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提出每年要花費3億美元用於傳播抹黑中國的負面資訊。相比之下，《紐約時報》報導中提到中方有時為有些國家媒體提供一些抗疫物資方面的幫助根本不算什麼，絕對談不上什麼影響、滲透或者宣傳。

第四，各國體制不同，媒體如何運營自然會有所不同。評價一個媒體的專業性，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恪守新聞職業操守，能否客觀公正報導。新華社是有著近90年歷史的國際知名新聞機構，按照通訊社通行的運營規則，為其遍佈全球的各類用戶提供權威性和專業化的新聞資訊。

我想新華社同其他國家新聞機構的合作，同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跟世界各國新聞機構合作沒什麼不同。不能因為新華社屬於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否定新華社等中國媒體應有的新聞交流合作權利。如果因此指責新華社等中國媒體同其他國家新聞機構開展正常的新聞資訊交流合作，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偏見和政治歧視。

按照報導中的邏輯，新華社、中國日報等中國媒體屬於中國政府，服務的是14億中國人民的利益，那麼CNN等屬於一些壟斷私人資本的媒體，服務的可能只是極少數人或者利益集團的利益。是不是可以這麼理解？

近期德國新出了一本書叫做《偽聖美國》，介紹或者說披露了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媒體和政府、資本之間的關係，非常有意思，建議大家可以仔細讀一讀。

《紐約時報》報導中還提到中方向義大利等媒體提供了義大利文的報導。提供外文版本是為了幫助不懂中文的外國媒體和人士更好地理解。我們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提供英文同傳服務，我們也經常根據外國記者朋友要求，通過微信和傳真提供英文答覆，受到了外國記者歡迎。如果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願意提供中文答覆和報導，我們當然歡迎，而且我們絕對不會把這個視為對中國的滲透、宣傳或者影響。

第五，指責中方打壓外國媒體、不給美國記者發簽證，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是非不分。事實是，2018年以來，美方無限期拖延甚至拒簽20多名中國記者的簽證，將中國駐美媒體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列為「外國使團」，去年3月變相驅逐60名中國駐美記者，還將所有中國駐美記者簽證停留期削減至不超過90天。這意味著每三個月就得重新申請一次簽證延期，而且每次還要交額外的490美元簽證費。

新華社和人民網駐美國記者去年11月初提交的簽證延期申請尚未獲批，按照美方規定，他們自2月初起就被迫停止工作，其中新華社記者已被迫于5月1日回國。還有很多其他中方記者往往是好不容易等來了審批的簽證延期，但已經必須立即再申請下一輪的簽證申請。

所以中國駐美媒體記者在美國處於極大不確定狀態，對他們正常的工作甚至生活都帶來了很大不確定性，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我想請外國駐華記者朋友捫心自問，你們在中國得到的是什麼待遇？如果美方對待中方媒體駐美記者的待遇、措施、手段落在你們身上，你們會感受如何？

針對美方無理打壓，中方被迫作出必要正當合理回應。但是,我們至今沒有對美方無差別將所有中國駐美記者簽證縮短至不超過90天採取反制措施。即便在疫情期間，我們也是想方設法説明部分滯留國外的美國媒體記者及家屬回到中國。

即便是在美方遲遲不予中方駐美記者延期簽證的情況下，我們依然為包括美媒在內的所有外國駐華記者工作生活提供支援和協助，他們在華採訪報導未受到任何影響。事實上，在簽證問題上，近500名外國記者在華記者證有效期絕大多數都是一年。這個事實是非常清楚的，希望有關媒體記者人士都能夠客觀理性看待。

中國正如何改變全球媒體格局？

文/紐約時報

3月，一塊巨型螢幕上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幾乎在世界每個國家的媒體中都輸入了金錢、權力和視角。 TINGSHU WANG/REUTERS2019年秋天，在全球邊境關閉之前，一家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決定向其成員就一個在非正式談話中不斷出現的話題徵求討論：中國在做什麼？

它驚訝地發現這一話題涉及的範圍之廣。來自幾內亞比索這樣的小國的新聞工作者應邀與中國同行簽署協議。中國政府的宣傳報紙《中國日報》不但以英文發行，還有了塞爾維亞語版本。一位元菲律賓記者估計，菲律賓新聞專線中超過一半的報導來自中國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一家肯亞媒體集團從中國投資者那裡籌集資金，後來解雇了一位專欄作家，他寫了中國鎮壓維吾爾人的文章。秘魯的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受到好鬥的中國政府官員的強烈批評。

在每個國家，這看上去像是一個奇怪的局部現象，但綜合起來看，像是一個龐大的拼湊而成的戰略，以創造一個像BBC和CNN等媒體主導的全球新聞媒體的替代選擇，並將中國資金、權力和視角輸入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媒體中。

但是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中國計畫如何利用這個新權力？

定於週三由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發佈的另一份報告給出了答案。該組織是新聞業的工會聯合會，總部位於布魯塞爾，其使命使其對全球幾乎所有新聞媒體都具有全域視角。該組織分享了一份副本。它雇用了第一份報告的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對54個國家/地區的記者進行採訪。

林慕蓮曾任NPR北京分社社長，現在是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高級講師。採訪「揭示了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已部署的現有媒體基礎設施的啟動，」她在報告中寫道。「隨著大流行開始蔓延，北京利用其全球媒體基礎設施，在國家媒體中傳播有關中國的正面敘述，並鼓動了更加新穎的策略，例如散播虛假資訊。」

在美國讀者看來，這份報告像是在警告我們，當注意力逐漸轉向國內時我們所錯過的事情。但這並不只是曝光了一個密謀計畫，它更多得是記錄了一個全球力量的持續轉移。中國的媒體戰略並非秘密，並且中國政府表示，其宣傳活動和其他全球大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沒有什麼不同。

當我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描述了這份國際記者撰寫的報告時，他通過微信告訴我：「美國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指責中國。」

報告發現，中國在大流行中進行的激烈外交伴隨著新一輪的媒體大肆宣傳，首先是向世界各國提供了防護裝備，然後又提供了疫苗，同時，在大流行的起源和中國外交這樣說法各異的事情上竭力確保中國的最佳形象。義大利記者表示，他們迫於壓力報導了習近平主席的耶誕節演講，並收到了義大利語譯文。在突尼斯，中國大使館向記者工會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並向國家廣播公司提供昂貴的電視設備和免費的親中國內容。

塞爾維亞的一個親政府的小報出資做了一塊有中國領導人形象的看板，上面寫著「感謝您，習大哥」。

媒體宣傳和疫苗計畫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全球投資運動息息相關。在該運動中，中國的支持帶有附加的條件，其中包括債務以及在聯合國關鍵投票中獲得支持。

在某種方式上，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艱苦的鬥爭。根據其他調查，即使在大流行在武漢開始之前，中國不斷加強的專制、對維吾爾人的待遇以及對香港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已經損害了全球對中國的看法。隨著英國媒體監管機構撤銷了中國主要國有廣播公司的牌照，一些政府已經開始使中國官方媒體在其國家中的運作變得更加困難。但是，中國的大部分外交工作都集中在這樣的地方：儘管它們可能沒有歐洲國家的文化或金融力量，但在聯合國有投票權。而且雖然中國外交有時候似乎靠隨機應變，大使館也不夠用，但中國的努力正在對全球產生影響。

林慕蓮發現：「北京正在通過對各個國家產生影響來逐步改變全球媒體格局。」

我與另外兩位元《紐約時報》記者——利馬的米特拉·泰姬(Mitra Taj)和羅馬的艾瑪·布博拉(Emma Bubola)——一起向參與該報告的五大洲的記者進行了採訪。他們的態度不一，有的警惕中國政府的公開壓力，有的則對在紛繁複雜的媒體環境下應對又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充滿信心。

在秘魯，政府對中國很友好，有權勢的政治人士很早就獲得了中國製造的疫苗。「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國家媒體中如此頻繁的出現，」秘魯全國記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of Peru)秘書長蘇利安娜·萊內斯(Zuliana Lainez)說，她說，秘魯國家通訊社和國有報紙《秘魯人報》(El Peruano)「就像中國大使館的速記員」。

她說，與此同時，中國大使館還出錢幫助一些新聞編輯部實現技術現代化。

「我們需要以憂慮的眼光看待這些事情，」她說。「它們不是免費的。」西雅圖的一台《中國日報》自動販賣機。中國政府表示，它對媒體的推動和其他全球大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沒有什麼不同。

中國對全球媒體的興趣日益增長，但並非所有關注這一問題的記者都覺得這是非常險惡的。義大利安莎通訊社(ANSA)副主任斯特凡諾·波利(Stefano Polli)說，他看到中國越來越多地利用媒體」「在新的地緣政治平衡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他為自己的機構翻譯和發佈新華社的消息辯護——這種行為在國際記者報告中受到了批評——稱這是一項普通的商業安排。

中國還對其境內的外國記者進行打擊，使得國際媒體越來越依賴其官方描述，並拒絕向美國記者發放簽證，包括《紐約時報》的大部分分社記者。義大利Mediaset公司旗下電視臺的知名主播盧卡·里戈尼(Luca Rigoni)表示，他的新聞機構在中國沒有自己的通訊員，而是同中國官方媒體簽訂了一份從中國進行報導的正式合同。然而，在他報導了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洩露的說法後，合作戛然終止。

但里戈尼說，把媒體和國家權力結合起來的做法並非中國獨有，他的公司為義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所有。「它並不是唯一一個電視和廣播節目由政府或議會控制的國家，」他說。

國際記者聯合會秘書長安東尼·貝朗格(Anthony Bellanger)在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對這份報告的看法是，雖然「中國是資訊戰中一支日益壯大的力量，但抵制美國、俄羅斯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政府施加的這種壓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現在哪個政府更加努力地投身這場運動，這一點沒有什麼疑問。去年，薩拉·庫克(Sarah Cook)為宣導政治自由的美國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撰寫的報告發現，北京「每年花費數億美元向世界各地的受眾傳播他們的資訊」。

美國可能在冷戰期間率先使用了隱蔽和公開的影響力工具，但政府的官方管道如今已經萎縮。冷戰初期，CIA曾大舉發動影響力行動，秘密資助《邂逅》(Encounter)等有影響力的雜誌，後來這樣的行動讓位於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電臺(Radio Liberty)等美國媒體，它們試圖向威權國家傳播未經審查的當地新聞，從而擴大美國的影響力。冷戰結束後，這些都變成了美國實力的軟性手段。

但最近幾年，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總統試圖把這些媒體變成更直白的宣傳工具，民主黨人和他們自己的記者對此表示抵制。美國國內對於如何使用自己的媒體管道缺乏共識，這使得美國政府無法進行任何宣傳。相反，Netflix和迪士尼(Disney)等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它們比任何政府努力都強大得多，資金也更充足。

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對中國政府往往非常笨拙的宣傳效果表示懷疑，上個星期，當我把送到我家、根本沒有讀過的一周份《中國日報》當廢品處理時，我當然也持同樣的懷疑態度。這種在中國國內管用的宣傳不符合任何真正的新聞要求，基本上無法在激烈開放的市場上爭奪人們的注意力。

「中國正試圖在肯亞媒體上推廣自己的內容，但它還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肯亞記者聯盟(Kenya Union of Journalists)秘書長埃裡克·奧杜爾(Eric Oduor)說，

其他人則認為，那些被記者們視為業餘或明顯是宣傳手段的東西仍然具有影響力。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政治學助理教授愛琳·巴戈特·卡特(Erin Baggott Carter)說，她的研究發現，那些有記者受邀正式訪問中國的美國新聞機構，後來「從報導軍事競爭轉向了報導經濟合作」。

上周，在與世界各地的記者談論中國的影響時，他們沒有談到的東西也令我震驚：美國。在美國，當我們書寫和談論中國的影響時，往往把它放在想像中兩個大國和兩種政體之間巨大的全球鬥爭的背景下。但從印尼到秘魯，再到肯亞，記者們描述的都是更加片面的東西：中國決心建立影響力，講述中國故事。

「美國人非常狹隘，總覺得一切都和美國有關，」林慕蓮說。「美國人和西方世界往往不會關注英語國家之外地區的變化，他們往往認為這些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觀適用於所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