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七）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

北京之春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6日，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國防部長葉劍英等發動懷仁堂事變，一舉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走入尾聲。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圍牆拆除，人們把大字報改貼到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該面牆自此被稱作「民主牆」。人們在其上張貼各種大字報批評時政，最後演變為各種非正式刊物。7月，鄧小平復出，恢復副總理等職務，9月發言主張要撥亂反正。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南京大學教授胡福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後經《光明日報》等報刊轉載，掀起鄧小平求是派和華國鋒凡是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11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陳雲發言批判四人幫與文革，主張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等，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決議實施改革開放，華國鋒失勢，鄧小平成為改革派的實質領袖。

    就在此時，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將政治民主化，1979年1月8日，魏京生與楊光、路林和劉京生創辦了《探索》雜誌，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3月25日，魏京生再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佈《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北京市公安局亦發佈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北京市公安局當日即逮捕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30日，鄧小平在中共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憲決議，取消了原第45條公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2年12月，鄧小平主導的新憲法由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四項基本原則入憲，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

温大同：

    各位聽眾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為我們主講這個單元的是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的常務理事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今天《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我們進到了第七講，主題是〈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

　　所謂的民主牆指的是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是北京西長安街跟西單北大街交會的東北角的一個兩米高一百米長的圍牆。在1978年到1979年期間，有很多很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貼在那邊，被稱為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源自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初期。所以被民主運動人士視為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開端，並為北京之春的宣傳跟發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知道民主牆運動的發生，是在1976年9月9號毛澤東去世，接下來華國鋒上臺，然後發動了政變，逮捕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走入了尾聲之後。這一段期間華國鋒上臺，他基本上是所謂的凡是派，再加上民眾對在四五運動之後被罷黜的鄧小平一直呼喚他能夠復出。所以鄧小平的復出過程，獲得非常強烈的民意支持。

　　可是後來這個運動，是被鄧小平把它熄滅掉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民主牆運動當中所出現的這些大字報關於民主運動的呼喚，特別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他甚至於回過頭來去批判鄧小平，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都可以看到當時的這些年輕人，既擁護鄧小平，也質疑鄧小平，你是不是應該要繼續往前走。我們原來支持你是要民主，結果你好像是要新的獨裁？這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話，對不對？

曾建元：

　　西單民主牆運動，它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近代中國的思想史上，那可是真的庶民或者一般知識分子草根的聲音出來了。

　　中國大陸如果說有公民社會的話呢，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成形。你看那大字報留下來的文字和那個思想，文字並不深奧，但它所思考問題非常地深刻，邏輯的推理非常地清晰。

　　我記得那時候，魏京生講第五個現代化，我那時候讀小學，我都還記得後來魏京生受審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温大同

　　對，一個光頭，穿那個囚衣。

曾建元：

　　他講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臺灣那時候不是民主國家啊！所以魏京生那段話，真的也是打動到我們那時候的學生的心底耶！我有被感動到。後來林懷民編了一支舞《致魏京生》，就是講魏京生啊。我記得那支舞當中，有一個段落的安排，就是朗誦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

溫大同：

　　所以他們也感動了臺灣人。

曾建元：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這些民主運動，就像在我們臺灣發生一樣，不要把它當成是中國大陸人們的事情，因為它真的影響到我們臺灣。

溫大同：

　　啊，對。西單民主牆的時候，我剛剛讀大學，也剛好就碰到了美麗島事件，差不多一個年代，我們臺灣跟大陸同時都是在一個民主化的過程當中，集權政府跟民間民主力量衝突的階段。

曾建元：

　　我記得我當時年紀小，說實在我分辨不出來中國國民黨的鎮壓跟中國共產黨的鎮壓，有哪個比較仁慈。我實在分辨不太出來，我覺得差不多。

　　真正兩岸的分野，就是六四跟三月學運。北京之春運動當時提出了很多東西，為什麼我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們當時的政府把它當成反共的運動，跟我們講說你看共產黨做得多差，所以人民出來揭竿起義，用的是它罵共產黨的那一套論述。

　　我看了覺得奇怪，我們臺灣好像也沒差多遠。可它談的不是那個體制，是共產黨，說共產黨人有多壞。其實兩邊不都一樣是黨國體制嗎，不都是個人崇拜嗎？魏京生講的那個東西，大陸人和臺灣人都看得懂。

　　北京之春的這些行動者思想家，他們的主張、他們的想法是什麼。臺灣人當中有些反省思考能力的人，也可以在當中看到臺灣這個國家的發展要走的方向，他也會從當中得到很多的啟發或者是鼓舞。

　　那個時候我們看北京之春，在臺灣有一種特別的感受。甚至蔣經國也非常密切地注意這個運動，可能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那麼壞的獨裁者。他就要求臺灣的國家機器，要去注意北京之春的動態。我們派駐在中國大陸的敵後人員，應該有完整地把西單民主牆的這些大字報，通通拍照送回來，現不知道在中華民國哪個國家檔案當中。這個部分還沒有完全公開。但是我非常清楚，當時我們政府的敵後工作人員，是有把當時的這些歷史資料把它蒐集起來送回臺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臺灣國家資產，它的重要性不會下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裡的國寶。

求是打敗凡是

溫大同：

　　我記得我當時買了一本書《肯定自由・肯定民主》，封面大概就是您剛剛講到的那個魏京生受審的時候，手上還拿一張紙！那個年輕的魏京生帥帥的臉，那一本書我記得是聯合報社出版的吧。印象當中，那個內容大致上就是他講的，第五個現代化，所以事實上，我們是一起讀著這些東西長大的。

　　曾老師，您提供給我的資料當中，就在1978年5月10號鄧小平復出之後，

他在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刊物當中，有過一篇文章，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一篇文章，掀起了鄧小平的求是派，跟華國鋒的凡是派之間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所以事實上在這一段期間，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算是引發民主牆的背景，可以這樣理解，對不對？

曾建元：

　　當然當時有鬥爭，然後它的整個統治控制鬆動出現裂縫，民間的聲音才有機會發出來。官僚體系要進行鎮壓的時候，它會遲疑，因為不知道哪一派會上來。大局沒有底定，會讓國家鎮壓的執行者遲疑，就是在那個短暫的時刻，讓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有機會發展。所以時間實在也不長，可是就留下了那麼多非常豐富的思想精神資產。

　　相對地，中共黨內凡是派跟求是派的辯論，現在回去看啊，我覺得也非常精彩！它不是赤裸裸的暴力對抗，但華國鋒，「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凡是毛澤東講的，都對，這種立場也真的很難說服人，所以鄧小平他們這一派求是派，就在觀念上、道理上，徹底地打敗了凡是派，他才有機會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其實能夠發揮作用，就是進步的觀念，產生力量，打動人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共當年，這個凡是派跟求是派鬥爭當中，這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要把人當成白癡啊！很簡單的道理，華國鋒這個「凡是毛主席講的都對」，這是很荒唐的政治論述嘛，不可思議嘛！所以一下就被戳破了。當然就是他有智慧不在哪裡，他當然是要用這個方式，來凸顯他是毛澤東的傳人。可是你要能夠說服人啊，用道理說服人。

溫大同：

　　如果我們從理論的思辯來看的話，所謂的毛澤東講的都是對的，凡是毛澤東主張過的，我們就繼續主張，這就是代表真理已經固定化了，它就在那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說，真理其實沒有固定，我們要去批判性地了解，真理到底是什麼。所以事實上它是封閉的跟開放的分野。如果真理是封閉的話，我們就繼續這樣幹，真理是開放的話，我們就要做新的嘗試，看看有沒有新的可能性。所以才會有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啦這一類的理論。當然講的其實也是蠻極端的，可是在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一個極左的時代之後，民眾已經厭煩已經固定化了的真理，渴望有新的，所以它才會有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可是鄧小平，在這個同時，他又說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鄧小平他事實上有某種程度的兩面性。你怎麼看所謂的鄧小平思想，你怎麼去理解這個人。可是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才會有魏京生講說，除了四個現代化之後，人民也要第五個現代化，要民主。

曾建元：

　　鄧小平他這個兩面性的性格非常鮮明。

　　你看他是留洋過的，留法也到俄羅斯，有非常豐富的人生閱歷。然後在共產黨建政的過程當中，三上、三下。

　　所以照理講，他最了解那個專制體制的惡害。只要那個毛澤東不高興，他就被鬥下來，文革中的政治運動甚至逼他的兒子鄧樸方在北京大學跳樓，變成殘疾人。他位居高官，他都保護不了自己家人了，你說這什麼國家啊！所以他應該有非常深刻的體會。

溫大同：

　　啊，他是受害者。

曾建元：

　　他是受害者，可是當他拿到權力，又成為加害者，這是蠻悲哀的地方啊！他在某種觀念上沒有突破，他沒有真正的民主思想，他還是家天下。只是這個家不一定是同姓，是同黨，黨天下。可以看出來的就是，鄧小平無論如何，就是要保有共產黨政權，在這個前提之下，再去思考怎麼樣去持續改革開放，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你看在六四之後，他有南巡講話，把整個改革開放政策透過他個人最後的權威，再把它定向。這最後還是靠鄧小平的黨國權威再拉回來改革開放的道路。所以功過真的是都有了。

北京最寒冷的冬天

溫大同：

　　我們可以說他比較有務實的態度。譬如說他在跟美國建交的時候，不是講說，所有跟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他是多麼有眼光，看起來很樸素，可是有眼光，講的也是事實啊，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建交以後，逐漸地走上了富起來的道路。雖然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他們這些黨員啊，權貴啊，先富起來了，可是相對來說，整個中國大陸經濟也帶起來了，也改善了，讓所有的中國人擺脫了以前完全赤貧的狀態。所以他有務實的態度，他的意識形態沒有那麼地左。

　　可是他堅持黨的領導，事實上變成了法西斯，對不對？其實就是納粹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從共產黨變成納粹就對了。可以這樣理解，對不對？

曾建元：

　　可以。所以你看本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個四大權利、四大自由不要，取消了，換成了四大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左翼道路，是鄧小平把它放進到憲法裡面去，共產黨的領導，是1982年這個憲法的基本精神，北京之春他們要追求的民主，狠狠地就被否定了。當年擁護他上來的，或者被他變成墊腳石的這些社會骨幹、社會思潮，這些光明的力量，被他狠狠地踩下去。他跟他們講，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沒有別的。

    在這點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角色，竟就落在鄧小平這樣的人身上。這個真是天地不仁啊，對待中國人這樣。

    我們現在回想，如果是胡耀邦、如果是趙紫陽這樣的人上來，或者像李登輝這樣的人上來，那今天的中國就不是這樣了。可是那時候是鄧小平，看似開明的人，其實他根深蒂固，就是有個共產黨黨天下的想法，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前言當中，堅持要把它放進去。所以讓人擲筆三嘆，怎麼會這樣子。

溫大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今天是第七講，曾建元老師要跟我們介紹的是，1978年到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

    曾老師，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主牆運動，它開始的時候，事實上是支持鄧小平，以這個民間的力量、開放的力量，讓鄧小平復出。

    可是鄧小平自己拿到權力之後，由於民間的這種往民主政治發展的傾向，威脅到了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他開始鎮壓。我們知道魏京生，他就被抓起來判刑，關了很久，後來是在美國的協助之下，才到美國去流亡。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之後的話就是您剛剛講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憲決議，把原來的憲法裡面所規定的，可以有大鸣、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取消了，然後又通過了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經過了西單民主牆運動之後，中共就走進了國家資本主義和堅定一黨專政。

我們說它從共產黨變成了納粹黨，而像魏京生他們，則主張第三種道路，要發展經濟，也要發展民主，這是比較像西方式的。事實上我看二戰的前後，全世界大致上就是三個路線，要嘛你就走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另外的話就是走納粹，發展經濟可是又是獨裁；民主社會的話，就是要發展經濟也要民主。

    臺灣如果在沒有民主的時期，發展經濟可是又走獨裁，那就是納粹。我們事實上也經歷了這樣的一段。

曾建元：

    但這邊要提一下，臺灣的國家資本主義和中共、納粹是有不同的地方，那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在發達國家資本的同時，臺灣的中小企業是非常強大的。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這個跟決策者的信念有關，也就是說，雖然國民黨整個黨的教義，早年受到共產國際影響，強調國家資本。

改革開放：共產黨先富起來

溫大同：

    它的民生主義，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

曾建元：

    對，有這樣的色彩。

    在蔣中正、陳誠主政的時候，當時在推動《19項經濟改革方案》，就是用國家的力量，用政策的力量去扶植重點的戰略性產業，從美國，用國家的力量引進技術移轉給民間，當然國營事業和國民黨黨營事業占了很大的成分。可是在當時的官僚當中，有人看到了民間的力量，所以呢，就透過國家的力量轉移這些生產技術給民間。民間的合作夥伴是政府挑選的，不是按照你的政商關係，或者你是誰的兒子、誰的孫子的庇蔭來給你的。

    我舉例來講，尹仲容，以前的經濟部長，還有李國鼎、孫運璿等等，推動國家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他們當時在臺灣考察中小企業，看哪個有潛力，哪個企業家非常認真，轉移特別的技術給他們。

    所以王永慶本來是做木材的、賣米的，他怎麼會懂塑膠呢？那就是政府移轉給他，看這個人值得造就，就移轉技術給他。徐旭東他們家族，做紡織，也是政府覺得他們做得不錯，就轉移給他更尖端的技術。我們現在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也是官員去美國找優秀人才回來，在工研院培養他，或邀請他回到臺灣來，政府出資來幫你蓋工廠。

　　這並沒有要成為國家資本，仍是民間資本。所以就這點的話，我覺得這是臺灣的國家資本主義，或黨國資本主義，和納粹和中共最大的不同，是國家把國民財富，大量地保留在民間。國營事業當然會有它的一些任務，而黨營事業就是特權。

　　民主化之後又民營化，我們可以看到，帶動臺灣經濟發展，或者是當臺灣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況的時候，是這些民間的力量支撐了整個國家社會的持續發展而藏富於民。這一點我們要指出來的，是鄧小平，他說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不是企業家富起來。在大陸，我們最後看到的是特權階級，特權階級就是你共產黨的紅色權貴富起來。這就是共產黨跟國民黨的最大不同。

鄧小平的政治堅持：黨天下

溫大同：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民間資本的力量，它讓民間有活力，然後有獨立性。乃至於它可以不理會政府的決策，甚至它可以影響、告訴政府說，你應該要怎麼做。我們還要再加上選舉，原先就有地方自治的選舉，選票讓國民黨不得不往民主化的方向發展，乃至於最後戒嚴結束，黨國體制停下來，國民黨下臺。

　　這個過程事實上有點類似於從軍政走到訓政，然後再從訓政走到憲政。臺灣的這個經驗，反而有點像是孫中山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在臺灣的實現。

曾建元：

　　對！因為這些基本的價值，它寫明在《憲法》當中。中共的憲法就是四個堅持，臺灣沒有這個，臺灣的憲法就是憲政民主，跟一般民主國家沒有兩樣。所以臺灣有機會，讓人民可以透過這個憲法去要求政府，那政府呢，哪怕是專制，它也會因為違憲而覺得沒有正當性，覺得心虛。

　　中共不是，它可以理直氣壯地爭執，就是共產黨領導啊，就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思想啊，現在還加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思維。所以這就是兩岸政治上最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太大了！

溫大同：

　　是。所以我們如果說真的檢討起，從1970年代到80年代這個過程，事實上兩岸都有不斷的朝向自由化、民主化的趨勢。可是到最後，臺灣基本上不管在憲法制度、自由經濟或是私有制的完善，都來自於我們有選舉作為推力。可是中共始終堅持一黨專政，有時候失誤了，它就退縮，民間就會有一點力量產生，它受不了了以後，又用暴力去鎮壓，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臺灣的話，你可以看到，看起來其實是蠻順利的，集權政府跟民主力量有一些衝突，衝突完以後就進步，是一個相當順遂的過程，雖然這當中會有一些犧牲，可是犧牲也不像中國大陸上的那麼大。

曾建元：

    對，沒那麼嚴重。

    但中共是一次比一次退步，你看過去我們還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學生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無法無天，現在這個時代哪裡去無法無天，對不對？天網監控系統，還有網路和《微信》的監控，網路防火牆的屏蔽，現在連手機都可以把你定位鎖定，讓你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樣子，所以它其實是倒退回極權，就是說，人的自由空間，連你的精神你的內在，現在都受到監控。

溫大同：

    對，真的很可惜！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這些民主運動人士，像魏京生先生他們這些人，他們年輕的時候多麼地了不起。可是他們接下來就坐牢，坐牢以後就到海外，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政治生命，其實是被連根拔起的，就是犧牲掉了。事實上你一個運動，如果沒有本土的資源的話，在海外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像失根的蘭花。

相對來說，臺灣的民主化運動，我們即使有一些人流亡海外，他們還可以跟島內的力量，互相地呼應，互相地結合，還是可以發揮力量的。

曾建元：

    因為國內有選舉啊，席次再少它還是有在選，我們還有一個民主假期啊，就可以看出來就是差別很大。所以我們學生時代，很年輕的時候看魏京生，還蠻佩服他，或者羨慕他們在中國大陸能講這些話。可是後來看到這個運動被撲滅，他在那邊受審。

    當然我們臺灣當時有施明德啦，那時候是學生還分不出兩邊的政府哪個比較慈悲。後來是施明德有機會來領導臺灣的民主化。

溫大同：

    是，沒錯！魏京生到現在還沒有機會，

曾建元：

　　真是很可惜。所以民主運動，除了群眾、英雄，還是要有制度跟土壤。現在中國共產黨比當年鄧小平時代還要更加極權，鄧小平那時候至少還可以跟華國鋒鬥嘴，現在的習近平時代看不出來中國大陸思想界有什麼辯論空間，就定於一尊。

溫大同：

    而這個定於一尊的這個人，當你他要回答問題的時候，他會說我現在沒有帶小本本，我回答不出來。所以它事實上是非常非常荒謬的一個狀態，就是被定於一尊的那個人，其實是個蠢蛋。

曾建元：

　　對啊！現在中國大陸還設立很多習思想的研究機構，如北大和清華大學都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他腦袋空空你到底要研究什麼呢？所以這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謬的現象，可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人才，搞這些意識形態搞得大家生命都浪費掉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非常唯物主義的社會，人只要按照黨國的計劃，服從領導地活著，吃飽了吃好了，就是完美的人生，這和馬克思（Karl Marx）強調人的本質是自由相去甚遠。他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生活型態是《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裡的這一段話：「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人隨自己的興趣想幹嘛就幹嘛，包括批判習近平，真正理想的國家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個差很多，我在現在的中國大陸根本看不出來這個國家跟馬克思主義有什麼樣的精神關聯。

　　我們臺灣在中共的認知作戰之下，很多人對於過去臺灣或中國大陸的政治史不了解，不知道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這個節目很好，讓大家有機會來反省，也提醒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土壤之中呢，也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多元、璀璨的北京之春，也在共產黨內部曾經有過非常精彩的思想辯論。

溫大同：

　　好，今天曾老師跟我們介紹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就到這邊。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大家，謝謝！

溫大同：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週再見！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7月12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7月7日晚9時30分

臺北晴園校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