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珈君》以秦為鑑：壓制與鬥爭思維無法奠定長治久安

7月1日上午10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文/葉珈君

日前，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之際，其官方論述再度確立了「鼓勵鬥爭」的核心導向；與此同時，《民族團結促進法》也於7月1日正式上路。從政治制度與歷史演進的長遠視角觀之，這種一邊強調對抗的「鬥爭邏輯」，一邊透過法令進行剛性「一體化」的治理路徑，與兩千多年前的秦朝政治脈絡，呈現出高度的同構性。秦朝從崛起到迅速覆滅的動態過程，恰恰做為當代政治學提供了關於國家壓制、統治技術與政權壽命的經典範例。

回顧歷史，秦國憑藉商鞅變法，建構了一套極致的「法家」體制。該體制將整個國家機器高度工具化與軍事化，依賴絕對控制、嚴刑峻法與內部整肅來驅動社會，本質上是一種強調零和對抗的「鬥爭思維」。在吞併六國後，秦國為了鞏固權力，隨即以剛性的國家強制力，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等高度同質化的政策。在戰時體制或特定的歷史期間，這種缺乏制度包容性、高效率且不計社會成本的壓制手段，確實能讓政權在短期內達成形式上的疆域統合。然而，歷史隨後展示了權力擴張的邊際效應：用以征服的高壓體制，在面臨常態治理時，往往會遭遇嚴重的制度排斥。

秦國在完成統一後，未能及時將「戰時征服邏輯」轉型為「常態治理邏輯」。它依然延續著高壓鉗制與內耗型的鬥爭，試圖以純粹的國家壓制與非仁義的手段，強行抹平原六國人民的文化認同與結構差異。這種缺乏合法性內化、純粹依賴暴力機器硬性嵌入的「一體化」，最終導致了政治秩序的崩解。這個看似堅不可摧的龐大政權，在歷經短短十五年後，便在各方社會力量反彈的兵燹中趨於覆滅。

西漢著名的思想家賈誼，在其名篇《過秦論》中，將秦朝的結構性崩潰歸結為「仁義不施」。從現代政治學角度審視，這並非只是一語代之的道德批判，而是關於「統治成本」與「政權合法性」的理性運算。一個政權的長治久安，無法長期依賴剛性的法令壓制或不斷製造內部對立來維繫，而是取決於社會共識的凝聚，以及政治認同的自願內化。

首先，「鬥爭」與「壓制」在政治運作中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與撕裂性。當一個政權將「鬥爭」常態化，系統就必須不斷建構內外部的「敵我矛盾」以維持動員效能；而當制度試圖以法令強行壓制、消弭多元群體的客觀差異時，往往適得其反，激化了潛在的結構性張力。真正穩固的政治整合，仰賴的是內部自發性的認同，而非由上而下的被動順從。當社會缺乏包容性制度與利益協調機制時，政權應對外部衝擊的韌性將大幅降低。

其次，現代國家治理的演進趨勢證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效益遠高於「高壓體制」。無論是歷史上的政治統合，還是當代政治秩序的建構，真正穩固的連結皆非源於剛性的武力脅迫、高壓的法令或對抗性的意識形態，而是仰賴制度的吸納能力、經濟的互補共榮，以及對個體與多元價值的制度性尊重。缺乏包容性制度支持的壓制模式，即便在短期內能產出表面上的秩序，其政權也必然因內部累積的張力過大，而難以逃脫政治週期律的制約。

當代執政者在面對結構複雜且多元的社會系統時，若仍試圖從「鬥爭」中尋求統治合法性，或過度依賴非仁義的強制手段來加速一體化進程，在理論與實踐上皆與現代治理的規律相悖。在現代政治演進中，國際社會更傾向於透過法治、權利保障與建設性的協商對話，來降低整體的政治成本。

以秦為鑑，歷史與制度理論已給出明晰的判準：蠻橫的壓制與無休止的鬥爭，或許能實現短期的政策變現，卻無法提供政權長遠發展的制度黏著劑。一個具備戰略遠見的執政者，應當揚棄非黑即白的零和鬥爭思維，轉而追求體制的優化與社會結構的包容。因為唯有基於「仁義與善治」的制度彈性，才是降低國家治理風險、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理性選擇。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英國雪菲爾大學國際政治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