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從韓江獲諾貝爾文學獎看東亞的軟實力競爭
文/voa黃榆
2024年秋天的諾貝爾獎頒獎季著實令人興奮。只是，對東亞地區而言，今年的諾貝爾獎還多了些特別的地緣政治意味。因為在通常的驚喜之外，人們從韓國作家韓江獲獎看到的，不僅是韓江的文學成就和她的作品圍繞韓國民主化進程產生的反思和文學性，還代表了東亞文學的一種可能，那就是韓國文化軟實力的崛起及其折射的東亞格局的深刻變化。
韓江獲獎與韓國的文化崛起
作為一位光州籍人士，1980年代光州屠殺是韓江的終生噩夢，也是她所有寫作的出發。在她充滿詩意的筆端，人們看到的是圍繞身體的屠殺、虐待、痛苦和記憶展開的情感與時代、女性與父權制的衝突，儼然是韓國從威權時代以來所經歷的民主化歷史的另一面。
這正是所謂東亞主義的核心，有關身體與威權的展開，猶如一個擺脫不去的文化陷阱和歷史窠臼，困擾著東亞在全球的自我定位，困擾著幾乎每一個東亞原住民。對個體來說，這種困擾有關男性氣概，韓江的小說裡經常不經意地帶出，構成東亞居民的日常倫理衝突；對族群來說，則困擾著各自的想像共同體建構，太多的殺戮和反抗與族群分裂和仇恨並行；而在東亞各國之間，這種困擾甚至成為彼此不信任的根源，才是今天朝鮮半島和台海兩岸以及黃海兩側整個東亞日益分隔的驅動力，一個曾經的東亞文化共同圈正在消亡。
具體來說，韓江的獲獎，或許只是單純的因為韓江的詩意文字書寫了一個個普通韓國女性如何在傳統東亞主義的父權和威權桎梏下的掙扎故事。韓江的另類「傷痕文學」填補了冷戰前後民主化轉型的文學空白，某種意義上超越了羅馬尼亞的赫塔·米勒對蘇聯時期的痛苦的再現，描述了人們的持久痛楚如何取代了現實生活的持久威權。這恰與今天中國大多數人的心態相反，他們似乎更偏愛後者，而不願忍受和反思前者，他們不僅無法理解韓江的文學高度，也無法接受日本原爆團體今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理解亞洲和平的基礎。
人們看到的還不僅如此，而是一個多面向的韓國新文化正變得越來越吸引人，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同。首先，韓江的背後是韓國新文化的興起，有韓國影視業的蓬勃發展，更有K-POP對全世界的吸引，成為世界級的文化現象。相比之下，如果說威權時代的韓國電影如同沙漠，一點兒也不過分。而今天，這一情形在昔日的亞洲影都——寶萊塢之外的香港，再現了，或許是個絕妙的反襯。其中有關韓國民主化轉型的影片以及表現韓國傳統文化與市民生活的連續劇，都成為媲美好萊塢的亞洲影視能力的證明，也引發整個東亞和亞洲觀眾對韓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勇敢和獻身的敬佩，連帶對照亞洲各國自身的「永久威權」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不說，韓國影視已經將韓國打造為亞洲民主化的一盞明燈，遠超日本和台灣的政治吸引力。
另一方面，韓國新文化對韓國的音樂、時尚、設計和工業產品的世界推廣功不可沒。其中更吸引世界年輕人的，是韓國的流行音樂製造，被稱作K-POP，是這一「韓流」文化的主體。其成功關鍵，也是人們理解韓國新文化或者韓江獲諾獎的意義，按照德國Hildesheim大學福爾博士(Dr. Michael Fuhr)的解釋，在於放棄自我而尋求最大程度的國際化之後的創造性表達。
換句話說，如果說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模式迎來了日本的崛起和最終的融入世界並且成為東亞文化的高端代表，那麼，在全球化背景下，韓國則以更大視野的「脫韓入世」方式完成了韓國之為一個全新想像共同體的建構，一個具備與美國文化近乎同等競爭力的新的世界文化中心。自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取代了1960年代以來日本所佔據的東亞文化吸引力地位。
也就是說，韓國正在成為一個文化大國。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或許才是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標誌性意義，遠超中國過去十幾年的文化大國努力，例如莫言獲獎背後的國家努力，或者出版商們炒作的殘雪大熱門幻覺。更甚的，韓江獲獎的一個副產品還在於戳破了鄰居大國夢想軟實力競爭的肥皂泡，將過去十年中國影視的虛假繁榮、孔子學院的全球擴張以及被抵制的文化擴張徹底揭穿。這是一場殘酷的文化競爭，無論軍事、外交方面的勝負如何未決，至少在軟實力方面，高下已分。
半島南北兩重天
當然，在中、日、韓、台甚至香港有份的東亞文化競爭中，隨著韓江獲諾獎所顯示的文化大國格局顯現，北韓雖然處於邊緣化地位，作為三八線北方的文化饑土，卻以極權主義政治秀方式奪人眼球，以一場滑稽鬧劇為東亞的文化競爭做了另類解釋。
這場鬧劇始於去年，北韓以空飄垃圾氣球的方式報復韓國民間團體向北方空飄大米和宣傳品，特別是包含韓劇和K-Pop流行樂內容的U盤。在北方政權看來，大米猶可接受，往往被軍隊查收後自己享用，而U盤韓劇這種文化輸出則如同文化侵略，是可忍孰不可忍，連私下觀看的青年都有槍斃可能，何況炮製這一產品的南方政權。在世界範圍受到歡迎的韓流，在北方政權看來，卻比原子彈還要危險。
某種程度上，這種對韓流的警惕，也部分促成北韓金正恩政權從去年開始的轉向，即廢除此前一以貫之的「統一國策」，將韓國看作永久敵國，並在今年試圖修改憲法，將這種敵對姿態固定化。雖然10月7-8日舉行的最高人民議會會議的修憲最終只涉及退休年齡等，並未落實回應廢除統一條款的動議，但是代之以炸毀所有舊的聯通南北方的公路和鐵路，那是貫穿非軍事區、曾經連接北韓經濟特區、也是作為北韓寶貴外匯來源之一的重要通道，也是北韓向南方有限開放、合作的象徵，就此斷絕。
類似的自我隔離於世界之外，與韓國融入世界並且成為世界文化多中心之一的情形絕然相反，是北韓在最近還退出了國際反洗錢集團，一個成立於1997年、有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參加的42國集團，北韓在2014年作為觀察國加入。當然，在北韓宣佈退出前，已經因為北韓肆無忌憚的洗錢行徑在9月底先被該組織剝奪了觀察員資格。這是國際組織層面更具象徵性的一場政治秀，表明北韓正在快速淪為國際賤民，比俄羅斯發動侵烏戰爭後的處境更為悲慘。
只是，這一切並不妨礙甚至強化了北韓與俄羅斯盟邦關係的建立，一個類似傳統北韓與中國的依附-宗主國關係正在金正恩的統治下和國際孤立下，變成21世紀朝-俄間的依附-宗主國關係。而北韓在全球政治繼續邊緣化的同時，繼續強化了她對南方的邊緣策略。最新的一幕，是為了報復韓國民間組織改用無人機空飄反朝傳單，金正恩下令動員8個炮兵師進入作戰狀態。今天，非軍事區雙方的互相炮擊已經開始。
這是典型的冷戰風格的邊緣策略，在缺乏幾乎一切資源、被國際社會徹底孤立的情形下，北韓的文宣道具只剩下大炮和導彈。連昔日尚能吸引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極少數史達林者的主體思想，在今天也因為北韓政權玩弄核武器與軍力的邊緣策略，其咄咄逼人與自絕於世界的態度，而徹底喪失了文化影響力。這種文化的喪失，比較北韓的饑荒和孤立，更接近一個政權的文化自殺。
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差距和文化差異也因此越來越大，根本上斷絕了統一的文化基礎。相對于韓國K-Pop對韓國與東亞、與世界關係的重新建構，一個高度全球化的韓國民族，北方的北韓政權在北韓戰爭結束的70多年後，終於朝向另一個民族不可逆的文化建構反向飛奔。
當然，類似的，人們從北韓還看到了中國的影子，不僅有極權主義的未來，還有國際孤立的現實一面。就在今年中國國慶日的對外友協招待會上，中國的領導人面對寥落的國際賓客蹙起了眉頭。他們終於意識到，過去十數年，甚至過去幾十年的外交和文化努力都失敗了。
對軟實力的追求，原本是21世紀初趙啟正時代就開啟的國家策略，爾今，可以宣告失敗了。雖然，連同中國政府的經濟失敗，這種「國家的失敗」，除了給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提供一點最新證據，並不會讓任何執政黨或者某個政客負責，但是，與韓、日的作家和團體在今年同時獲得諾獎相比，東亞的軟實力賽局勝負已定。其他圍繞科技或軍力的賽局結果，或許只剩下時間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