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肯貝里、米爾斯海默：早早遏制中國，到底可能嗎？
約翰·伊肯貝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
文/觀察者網
【導讀】 尼克森訪問中國50周年之際，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再次刊出關於中美關係，特別是探討「接觸」戰略的文章——《中國是美國親自締造的對手？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
約翰·伊肯伯裡、黎安友、董雲裳和孫哲四位學者，在文中批評了米爾斯海默去年11月發表於《外交事務》的文章《中美不可避免的競爭》，米爾斯海默則一一回應。本文為第一部分。
【文/ 約翰·伊肯貝裡 約翰·米爾斯海默 譯/ 觀察者網 常宜】
自由主義者真正的賭注
約翰·伊肯貝里
大多數觀察人士都同意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觀點，即自由派對中國下的賭注賭輸了（「不可避免的競爭」，2021年11月/12月）。米爾斯海默更進一步指出，美國與中國的交往戰略是其最嚴重的外交政策災難之一，而另一種戰略——遏制戰略——起碼能阻止或至少推遲中國成為威脅。
米爾斯海默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在冷戰後為了加強以其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基礎，採取了很廣泛的方針，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這一戰略帶來的好處遠大於其代價。
在悠久而傳統的秩序建立的基礎上，美國推動國際體系朝著與其利益和價值觀廣泛一致的方向發展，促進建立自由民主的規則和機構，擴大與歐洲和東亞盟國的安全合作，並建立國際聯盟，以應對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
一旦中國開始崛起，放棄這一戰略將使美國不僅在全球，而且在對抗中國方面處於極其糟糕的境地。在米爾斯海默的世界裡，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會變得更少。在不那麼穩定和繁榮的全球秩序中，它將面對一個充滿敵意和不滿的中國——因此也更缺乏能力來建立應對21世紀的問題所需的合作關係。
自由秩序的勝利
隨著蘇聯解體，有潛力取代美國所主導的自由秩序的最後一個大國突然消失，各國紛紛吵嚷著加入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到30%上升到21世紀頭十年的近60%。北約和歐盟的成員範圍擴大了。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激增，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
美國領導著一個不斷擴大的全球體系，這個體系正在創造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多的財富、安全和社會公正的曙光。這是自由派的最大賭注，也是世界歷史性的勝利。美國官員顯然希望中國成為這一不斷擴大的秩序的利益攸關方，但這從來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米爾斯海默所提供的用來對抗中國的現實主義指南，根本沒有看到、解釋或認可這一成就。當冷戰結束時，米爾斯海默和其他主要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領導的聯盟體系將要瓦解。
「蘇聯的威脅提供了維繫北約的粘合劑，」米爾斯海默在1990年的《大西洋月刊》中評論道，「如果沒有這種進攻性的威脅，美國很可能放棄歐洲大陸；它領導了四十年的防禦聯盟很可能會解體，結束維持歐洲45年和平的兩極秩序。」但在歐洲和東亞，情況恰恰相反。蘇聯的威脅消失了，美國的同盟體系卻依然存在，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團結也加深了。
冷戰結束30年之後，包括米爾斯海默在內的許多現實主義者再次對美國的聯盟提出質疑，並打著「離岸制衡」的旗號，主張減少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的安全保障。在他們看來，華盛頓應該專注於保衛西半球，同時在保護歐洲和東亞盟友方面要發揮更有限的、後備性的作用。
但是，美國的緊縮政策肯定會促使中國和俄羅斯擴大其勢力範圍，預示著現實世界的回歸，這種邏輯是多麼的熟悉而悲慘。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每個人都應該慶倖美國沒有遵循米爾斯海默的現實主義劇本。
遏制+接觸的戰略
米爾斯海默也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對華戰略不僅僅是接觸。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屆政府中，美國的確尋求將中國拉入全球秩序。畢竟，中國早已經在裡面了——它是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的成員，也是許多其他地區和全球機構的成員之一，包括從1992年開始的《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但是，美國的這一戰略還有兩個組成部分。
首先，華盛頓通過在東亞建立一個活躍和深化的聯盟體系，來制衡中國的力量。克林頓政府恢復了美日同盟，並將安全條約重新定位為維穩力量，這無疑是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偉大成就之一。
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當時在五角大廈任職並反映克林頓政府思想的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注意到了「中國力量的崛起」，並提出了美國在東亞「深度接觸」的戰略。冷戰結束後，美國是否會繼續留在該地區，或繼續通過其部隊的前沿部署在該地區提供安全保障，這一點並不十分明顯。但事實證明，深度接觸政策直到今天仍是美國戰略的核心。
美國戰略的第二部分是在更廣闊的亞太地區加強地區機構的力量。華盛頓超越了東亞的傳統邊界，與澳大利亞、印度和美洲合作，加強了亞太的安全和經濟架構。這個想法在於，擴大地區範圍將增強其開放性，減少由中國主導的可能。
考慮到這一系列措施，上世紀90年代的許多觀察家——包括許多中國人——將美國的對華政策稱為「遏制與接觸」的混合體，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對華戰略的主要失敗在於讓中國融入自由資本主義體系之前沒有提出相應的條件。在冷戰期間，自由主義秩序像一個俱樂部，一種互助社會，成員們遵循自由民主原則，以換取進入西方導向的貿易和安全體系。
冷戰結束後，這種條件邏輯崩潰了。自由主義秩序變得更像一個購物商場，各國可以挑挑揀揀，想買什麼買什麼。中國加入了秩序的一部分並從中受益，例如獲得了有利的貿易條件，但忽視了其他方面的承諾。
米爾斯海默寫道：「美國領導人應該制定一項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對中國施加更嚴厲的條款。」但實現這種條件的前提則需要一個強大而統一的自由秩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各國維持著分裂和競爭的狀態。
米爾斯海默認為，除了在貿易上對中國提出更多要求之外，美國還應該有更激進的追求：建立一個旨在系統性地限制中國經濟增長和實力的冷戰後大戰略。在他構想的與現實完全相悖的歷史中，美國竭力讓中國留在弱小、貧窮和邊緣化的狀態。但是，這種方案是否可取，甚至是否有可能實現，我們仍然存疑。
首先，美國大眾不太可能支持這種向中國施壓的戰略。大多數美國人會認為這項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冒犯性和不道德性。許多人也會想知道，中國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威脅，以至於要實行這種不自由的現實政治。
即使是當時的現實主義者也並不相信中國會成為未來的競爭對手。例如，1992年，一份由國防部長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顧問撰寫並洩露給媒體的典型現實主義報告認為，美國在新時代的使命是確保歐洲或亞洲不會出現任何與其競爭的超級大國，但它將德國和日本，而不是中國，認定為未來美國領導地位的潛在挑戰者。
米爾斯海默罔顧事實的問題遠不止於此。要想全速遏制中國，就需要願意合作的盟友和夥伴。然而，其他國家很可能會正確地估計到，中國對他們來說，不會構成像對美國而言那樣的威脅。
同時，美國政府本身也會發現維持長達數十年的遏制戰略是不現實的。要想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就需要政治階層、商界和外交政策精英的統一——所有這些充其量都只是異想天開。
長期以來，米爾斯海默對於自由民主國家能否清醒地追求其長遠國家利益一直表示深深的懷疑。認為美國會那樣做以防止現在或者幾十年後的權力過渡，而且這種過渡甚至可能不會發生，這就有點太脫離現實了。然而，米爾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表示，這樣一個謹慎而連貫的大戰略不僅是有可能的，而且還可能維持長達好幾代人的時間。
如果美國以某種方式推行了米爾斯海默的戰略，這將是一種自我傷害的行為。對中國的遏制會使美國和它的夥伴更加分裂，使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混亂。美國經濟會輸給其他競爭者，因為它們能從與中國的貿易中受益。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聲譽也將被削弱，也許這是不可彌補的。最終，米爾斯海默的戰略也無法阻止中國的崛起。
更糟糕的是，中國在美國這次失敗的遏制行動中會受到更大的損失，同時也會變得更加強大，並且與自由國際主義原則和規範更加脫節。在米爾斯海默的這些反事實的論述中，美國與中國的合作會比現在更少，而當下全球變暖、病毒大流行、網路戰爭和核擴散等一連串的全球威脅恰恰需要更多國家間的合作。
對美國而言，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挑戰對手，就這一點而言，米爾斯海默是對的。這兩個國家是對全球秩序持對立看法的、爭霸的對手。
美國認為——它兩個多世紀以來一貫如此——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裡是更安全的。中國對這樣的世界秩序越來越有異議，這就是大戰略問題。但面對這一挑戰，美國最好與其盟友合作，加強自由民主和使其安全的全球體系，並同時尋找與主要對手合作的機會。
G·約翰·伊肯貝里，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阿爾伯特·G·米爾班克研究所（Albert G. Milbank）政治和國際事務教授、韓國慶熙大學（Kyung Hee University）全球學者。
米爾斯海默的回應：
很高興能夠看到約翰·伊肯貝里（John Ikenberry）承認，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徹底失敗了：用他的話說，中國和美國現在是「對全球秩序持對立看法的、爭霸的對手」。由於他沒辦法再為接觸戰略辯護，他轉而關注美國政策制定者在所謂的美國獨霸時代所追求的、更廣泛的自由主義霸權政策。奇怪的是，他堅持認為那時候的霸權政策是「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成功」。
然而事實並不支援這一說法。讓我們考慮一下，相比於1990年，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地位是怎樣的。1990年，美國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今天，它則面臨著兩個充滿敵意和危險的大國——中國和俄羅斯，伊肯貝里幾十年來一直宣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支離破碎。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政策幾乎每一次都失敗了，這造成了無數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破壞。
冷戰後的民主似乎繼續發展進步，而現在民主卻逐漸衰敗。更糟糕的是，美國的民主現在正是眾矢之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自由主義霸權的氾濫及其失敗。伊肯貝裡告訴我們，美國「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裡是更安全的」，但他長期以來支持的政策卻破壞了國內外的民主，按照他的邏輯，這一政策恰恰使這個國家變得不那麼安全。
伊肯貝里歪曲了我對遏制戰略的觀點，據他說，我寧願美國「讓中國留在弱小、貧窮和邊緣化的狀態」。但是實際上，我從未這麼說過，因為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無論如何，中國經濟都會增長。
實際上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設法使中國的增長率放緩，不僅是為了延緩其崛起為大國的這一過程，還是為了確保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與美國匹敵的競爭對手。
伊肯貝里說，遏制戰略並不可行，這是正確的，因為這一戰略遭到了美國盟友和夥伴以及美國內部人士的反對，這些內部人士裡面就有外交政策精英。這也正是我的觀點：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太癡迷接觸戰略，以至於根本沒有時間對該策略進行腳踏實地的爭論。
然而，我相信，如果美國領導人致力於實行現實主義的政策，他們本可以制定一項有效的遏制政策，而且這一政策在國內外都能夠得到巨大的實質性支持。與伊肯貝里的觀點恰恰相反，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其亞洲鄰國構成的威脅甚至比對美國的威脅還要更大。
伊肯貝里在將遏制戰略視為不可行，並說這「將是一種自我傷害的行為」之前，他還聲稱，美國實際上追求的外交政策是對中國的「遏制與接觸的混合戰略」。
他寫道，約瑟夫·奈（Joseph Nye）1995年曾發表的關於美國在東亞「深度接觸」戰略的文章就體現了這種混合的情況，伊肯貝裡將這一戰略說成了深度遏制的代名詞。這個論點的問題比比皆是。
首先，從邏輯上來說，伊肯貝裡不能認為遏制既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同時又是美國政策的核心要素。
其次，接觸與遏制並非一對互補的戰略。接觸戰略接受這樣的情況：全球力量平衡將隨著中國的發展而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但這一立場與遏制戰略直接相悖。
第三，美國政策制定者總是拒絕遏制戰略——正如奈本人在伊肯貝里引用的文章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把中國描繪成敵人是錯誤的，遏制策略很難逆轉，敵意將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克林頓政府的接觸政策是對待中國這一新興大國的更好方法。」
伊肯貝里聲稱，既然我宣導「離岸制衡」，那麼在我看來美國便不會給盟友任何幫助，他還覺得我認為「華盛頓應該專注於保衛西半球，同時在保護歐洲和東亞盟友方面要發揮更有限的、後備性的作用」。但實際上，對於東亞，我從來沒有提出過這種觀點。相反，我一直認為，美國唯一的選擇就是直接與中國對抗，它必須與盟友密切合作，遏制中國的崛起，這可以通過保衛臺灣地區等手段達到。
最後，伊肯貝里那些關於如何應對強大中國的建議表明，他基本沒有從最近的事情裡吸取多少教訓。在他的回應裡，他以承認美國接觸戰略的失敗為始，卻以建議美國致力於「尋找與其主要競爭對手合作的機會」為終。對於這樣的事情，我不用多說了，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