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 各國專家如何看？
文/法廣弗林
自澳英美三國於9月16日突然宣布達成三邊安全協議（AUKUS）、即奧庫斯協議，美英決定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技術以來，由該事件引發的美歐之間，特別是法國與其盟友美國及戰略夥伴澳大利亞的爭端至今仍未平息。這也是為什麼強調盟友關係的拜登政府在隨後相繼派遣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等高官相繼到訪巴黎，來試圖修復這一與「最高老盟友」之間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與布林肯隨行到訪巴黎的拜登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向法媒BFMTV表示，拜登確實沒有意識到三邊安全協議地宣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項目高級政策研究員，曾在法國外交部的分析、規畫和戰略中心任職的嘉禾（Frederic Grare）10月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特朗普主義的另一個名字：奧庫斯協議告訴我們美國在印度-太平洋的政策」的文章。嘉禾曾在法國外交部關注和研究印太地區動態和印度洋安全問題。他在文章中寫道，「9月16日本應是所有主張歐盟外交政策更加堅定的人；包括美國人的慶祝時刻。在這一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發布了《歐盟印太合作戰略》。」 嘉禾說，「儘管它是基於27個成員國不同立場的妥協，但這份新文件代表了歐盟向真正投資於印太地區邁出了質的一步，該地區正日益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他說，「歐盟的戰略設想將新的財政手段用於解決關鍵問題，如互聯互通（基礎建設）。更廣泛地說，它構成了一個有用的戰略框架，以維護歐洲在印太地區的利益，包括在安全領域。」
《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頭條新聞被奧庫斯協議霸佔了
嘉禾說，「然而，頭條新聞在同一天早些時候被奧庫斯協議：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的一項新的安全安排的宣布劫持了。」他說，「奧庫斯協議的目的是深化三個簽署國之間在一系列安全和防禦能力方面的合作。」嘉禾指出，「他們計畫通過一系列與網絡能力、量子技術、人工智能和核動力潛艇相關的技術轉讓來實現這一目標。」他談到，「最後一項贏得了媒體的大部分關注，其直接後果是澳大利亞和法國之間關於建造12艘常規推進的柴電潛艇的合同被取消。」他認為，「更大的戰略視角，以及其中的歐洲層面，在由此引發的巴黎與堪培拉和華盛頓之間的外交危機中被忽略了。」
嘉禾說，「這場危機的範圍和持續時間仍有待確認，但歐洲人如果認為這只是法國人的問題，對歐洲沒有影響，那就錯了。」他認為，「奧克斯協議告訴我們很多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成為美國的盟友意味着什麼？以及華盛頓對印度-太平洋的願景是什麼？」對此，他提出，「首先，拜登政府所宣稱的多邊主義不過是另一個名字的單邊主義。」他稱，「正如一些美國分析家正確地觀察到的那樣，奧庫斯協議並沒有預示着美國和歐盟之間的分歧，儘管宣布新安全條約的日期、方式和內容；就在歐盟戰略發布的當天，確實預示着對歐洲人的深刻漠視，甚至是徹底的蔑視。然而，其後果要深得多。」
嘉禾稱，「潛艇合同的終止是一個雙邊問題，並沒有直接影響到其他歐盟成員國。但這種失信行為削弱了澳大利亞和法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因此削弱了歐洲與新興的印太架構之間已經脆弱的聯繫的力量。」他認為，「歐盟事實上被降格為潛在的資金提供者，在與該地區有關的決策中沒有真正的發言權。歐盟對集體努力的貢獻將受到歡迎，但並不被期待，這種情況指向了邊緣化」。他說，「奧庫斯協議的設計和宣布方式表明，只有在美國的旗幟下才能做事情。」
嘉禾稱，「美國的行動最終凸顯了美國印太政策的根本矛盾，即突出對中國的敵意，同時削弱美國聯盟的凝聚力。在這個意義上，拜登的外交政策明顯類似於特朗普的政策。」他說，「有趣的是，其他美國盟友的情況幾乎沒有什麼不同，諷刺的是，包括澳大利亞和英國。美國對澳大利亞的安全保障是以相當大的延遲為代價的，充其量是澳大利亞人發展自己的潛艇工業的前景，增加了他們對美國的依賴性。」他補充說，「同時，除了約翰遜對歐洲的短期政治政變之外，英國對該項目的貢獻和收益也是不確定的。」
嘉禾稱，「從實際的軍事角度來看，美國既不需要澳大利亞也不需要英國。美國新政府事實上是在印太地區實施‘美國獨自’的政策。它的合作夥伴充其量只是輔助者，而有關軍事接觸的決定無疑將是美國的，無論澳大利亞人自己是否有壓倒性的積極反應。」他說，「其次，美國的印太願景與美國管理其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方式密不可分。奧庫斯協議是一個安全條約，它表明美國打算更有力地解決中國問題。」他說，「因此，它受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印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歡迎。然而，這些國家認為，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並沒有阻止中國獲得現在的地位，主要是通過使用非軍事手段來獲得地緣政治利益。美國在該地區增強的軍事能力不太可能削弱中國的政治力量所帶來的影響。」
嘉禾說，「有鑒於此，在奧庫斯協議曝光後，中國立即宣布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最終是否成為該協定的締約國。」他談到，「美國的盟友越來越多地被捲入美中競爭造成的零和遊戲中。然而，現在拜登政府認為它已經獲得了澳大利亞的貢獻，除了政治利益之外，華盛頓也沒有明顯的收穫。奧庫斯協議不太可能在歐盟產生很大的熱情，歐盟成員國對他們剛剛通過的印太戰略往往是矛盾的，而他們最初通過和平手段制約中國力量的目標似乎已經被遺忘。」
嘉禾說，「博雷利和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可能呼籲歐洲有更多的戰略自主權，但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可能對他們感到舒適的情況感到滿意，即希望美國繼續致力於歐洲的安全。但這最終可能被證明是癡心妄想」。他稱，「法國所經歷的待遇表明，即使是法國表現出相當多的印太活動，對一個據稱對跨大西洋聯盟有好感的美國總統來說也不感興趣。如果有的話，奧庫斯協議的舉動可能會使歐洲人在印度-太平洋安全問題上陷入更深的被動狀態。」
奧庫斯協議只是方程式的一半
同樣就奧庫斯協議，來自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的學者納比爾（Ryan Nabil）撰文提出，「奧庫斯協議只是方程式的一半」。他稱，「美國和英國應在其新興的亞洲聯盟中優先考慮經濟聯繫。」他認為，「美國和英國最近決定擴大其在亞洲的安全存在，有可能威懾中國，但華盛頓和倫敦應該認識到其局限性。美國和英國政府需要建立更強大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以便在整個亞洲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和持久的外交存在。」
納比爾說，「隨着中國奉行日益強硬的外交政策，英美與澳大利亞等地區夥伴的戰略合作可以幫助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野心。9月，拜登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宣布在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印度-太平洋防禦聯盟，簡稱奧庫斯協議。」他說，「雖然該聯盟最初將幫助澳大利亞建造一艘核動力潛艇，但它最終尋求深化亞洲的三邊安全合作。儘管這一決定被視為法國的冷落，但對於拜登政府來說，在其從阿富汗撤軍失敗後，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分心。此舉對唐寧街來說也是一個外交上的勝利，因為它尋求將英國的外交存在擴大到歐洲之外。」
納比爾說，「然而，美國和英國不應過分強調在新出現的亞洲支點上的安全安排。兩國可以從北京的遊戲手冊中吸取教訓。」他說，「在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布奧庫斯協議後，中國政府沒有做出任何安全方面的姿態。相反，中國政府宣布加入CPTPP；美國幫助談判但最終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繼承者」。他談到，「目前還不清楚中國的申請是否會成功，特別是考慮到台灣申請加入CPTPP；但它還是向亞洲國家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息。與美國和英國不同，中國尋求將自己打造成一個經濟大國，而不是一個軍事大國。」
納比爾說，「事實上，美國和英國有充分的理由將經濟關係置於亞洲的軍事集結之上。許多印太國家；除了日本、台灣、越南和印度，主要從經濟而非安全角度看待與中國的關係。」他指出，「即使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其領導人也越來越懷疑中國的戰略目標，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成為中美日益敵對的關係中的棋子。」納比爾補充說，「對於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高增長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來說，情況尤其如此。這些國家仍然面臨著巨大的經濟發展挑戰，因此它們的政府往往將商業關係置於安全聯盟之上。」
納比爾說，「許多人特別擔心，中美關係的惡化和該地區日益增長的軍事化會阻礙國家經濟發展的努力。在奧庫斯協議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對亞洲軍備競賽的增長及其對地區穩定的潛在影響表示擔憂。將商業問題而非安全問題放在首位的英美外交將更好地吸引這些經濟導向型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他提出，「英國和美國都可以設計更適合亞洲國家經濟優先事項的外交政策。今年早些時候，英國成為第一個為加入CPTPP而進行談判的國家。加入此類多邊協議並加強現有的雙邊貿易安排，可以有效地表明華盛頓和威斯敏斯特對加強亞洲經濟聯繫的承諾。」
納比爾說，「英國和美國還應該特別關注數字服務貿易和跨境數據流，它們的增長速度很可能超過貨物貿易。」他指出，「由於中國在發展整個南亞和東南亞的數字基礎設施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美國和英國已經落後了。然而，美國和英國可以與澳大利亞、日本和東盟國家合作，簽署協議，放寬跨境數據流動和數字貿易。」他亦指，「更加強調經濟並不一定意味着美國和英國應該忽視軍事存在，但它們應該採取措施改善亞洲對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看法。」他表示，「對於許多亞洲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來說，很容易將奧克斯協議視為一個尋求阻止一個亞洲新興國家崛起的西方海上聯盟。同樣，有些人認為，印度可以為中國提供製衡，但過分依賴印度有可能疏遠其鄰國，激勵它們追求與中國更緊密的聯繫。」
英外相擬效仿奧庫斯協議重啟外交和貿易政策
納比爾說，「與亞洲國家建立聯繫和戰略合作，而不是與中國進行軍事競爭；應該是正在出現的英美對亞洲的支點的重點。」他稱，「為此，美國和英國應該尋求一個包括地區大國和小國的更廣泛的聯盟。」他強調，「英國特別適合採取這種方式，因為它的技術專長和軍事知識遠遠超過了它在該地區的硬安全資產。通過扶持地區參與者並與不同的亞洲國家合作，英國可以在該地區發揮巨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時報》本月10日報導稱，英國新任外交大臣莉茲·特拉斯（Elizabeth Truss）正在策畫重啟英國的外交和貿易政策，以便按照奧庫斯協議的風格，與他國達成進一步的安全和技術協議。
報導稱，特拉斯還計畫在未來幾個月內對幾個歐盟國家的首都進行外交訪問，以試圖重啟英國和歐洲的關係。消息人士向該報透露稱，特拉斯將把外交努力集中在對英國的安全和商業利益影響最大的地區。預計她將專註於加強與少數關鍵盟友的關係。一位官員說，「莉茲對外交部令人難以置信的專業水平印象深刻，但認為我們的工作過於分散了。我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列為優先事項。」該官員補充說，「她的計畫是圍繞更深入的經濟、發展和安全關係建立這個戰略框架，並為外交部的工作設定一個積極的、充滿活力的基調。」
據悉，特拉斯正在關注印太地區的進一步安全和貿易關係，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以及澳大利亞都是她將致力於與之建立更好關係的國家。據一位官員稱，特拉斯將尋求建立更多的「強大的奧庫斯式安全夥伴關係」，儘管沒有人暗示這些關係將像旨在幫助澳大利亞獲得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的三方協議那樣廣泛。官員們說，特拉斯將為英國外相這一角色帶來「強烈的經濟關注」，並將與接替她擔任英國國際貿易部長的安妮-瑪麗·特里威廉（Anne-Marie Trevelyan）共同開展外交任務。
澳外長：如果不承擔一定的風險，在安全和繁榮方面很少會有收穫
一位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說，「莉茲認為，挑戰我們的對手和提升英國全球影響力的方式是與其他國家建立更深的經濟聯繫」。該官員稱，「她專註於深化貿易聯繫，建立新的技術夥伴關係，並與盟友合作，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堪培拉方面，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Marise Payne）9月27日在《悉尼先驅晨報》刊文稱，「奧庫斯協議是一個重要的倡議，它補充而不是取代其他團體。」她說，「但是，孤立地看奧庫斯協議，就失去了意義。澳大利亞正着手進行一項廣泛、長期的努力，以貢獻我們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的力量，並履行我們的全球責任。」佩恩說，「奧庫斯協議將在未來多屆中發展，因此我們歡迎工黨對該協議的兩黨支持，儘管那些已經離開政府一段時間，不在已經發生的重大戰略轉變的第一線的人施加壓力。」
佩恩在文中說，「在過去六年中，我有幸擔任過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我可以證明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誠實地、持續地與該地區交往時，澳大利亞會受到尊重。」她說，「我們是一個自豪的民主國家，我們的許多合作植根於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對自由和開放、言論自由、人權和不分種族、宗教和性別的平等的信念。」她表示，「但我們的方法是包容性的。它允許每個國家在一個保護和尊重主權的區域框架內有自己的空間。重要的是，我們的價值觀與我們合作夥伴的利益是一致的。」
佩恩強調，「如果不承擔一定的風險，在安全和繁榮方面很少會有收穫。這就是為什麼澳大利亞與合作夥伴進行了接觸，包括尋求對新冠病毒進行獨立評估，在關鍵的國際組織中尋求領導地位，並成功地提升了與區域和全球合作夥伴的正式外交、國防和貿易關係；最近的一次是澳大利亞與奧地利上周簽署的戰略合作協議。」她提到，「拜登總統曾說，美國‘沒有比澳大利亞更親密或更可靠的盟友’。我們的外交政策表現出了重要的一致性，即在面對風險和威脅時保持堅定，並對其進行管理，而不是將其留給後代或不必要地進一步挑釁。」她表示，「我們因這種一致性和我們務實的外交方法而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評價。我們將繼續在這種尊重的基礎上，尋求新的友誼，加強舊的友誼。這樣做是為了履行我們對澳大利亞人民和國際社會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