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無法再定義何為「民主」

文/紐約時報RASTEV

民主岌岌可危，而拜登總統表示，他想進行反擊。他計畫召開一次民主國家峰會，動員民主政府組成廣泛聯盟，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的崛起。這似乎很明智。它也呼應著美國的進步時刻，因為許多美國人決心修復他們的民主制度，使其更加公平和包容。

但這裡存在一個障礙：要想成功建立一個反對專制的民主聯盟，美國需要放棄在界定誰是「民主」方面的壟斷。否則最終將形成一個過於有限、無法服務於美國戰略利益的聯盟，或者是一個讓華盛頓顯得無可辯解的偽善聯盟。

在今年3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瑞典研究機構V Dem認為，「2020年全球公民平均享有的民主水準已降至1990年左右的水準。」根據V Dem的判斷，選舉產生的專制政體——一種民主淪為不受約束的多數人權力的政治制度——是當今最常見的政權類型。印度、土耳其和匈牙利就是典型。這些新獨裁者與他們冷戰時期的親戚（通常是軍事政權）非常不同。他們跨越民主與威權主義之間的邊界，幾乎就像走私者跨越國家邊界一樣頻繁。

如今許多新的非民主國家實際上都是以前的民主國家。在許多這樣的國家，公民投票給威權民粹主義者，就是希望民主能夠為他們服務。在印度和匈牙利這樣的選舉制專制國家，或波蘭這樣的選舉制民主國家政府的支持者會堅持認為他們生活在民主國家，而這些國家都被V Dem及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這樣的組織視為民主倒退國。截至今年1月，信任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人的比例遠遠高於信任本國領導人的美國人或歐洲人。（公平地說，過去一個月裡，隨著新冠病毒病在印度各地肆虐，莫迪的支持率受到了嚴重打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人認為這是該國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治理失敗。）

新的威權主義並沒有將自己塑造成民主的替代品，而是聲稱自己是一種真正的民主，一種多數人執政的民主。國務院頻繁使用的「倒退」(backsliding)概念，讓美國政府中的許多人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以民主為一端，以專制為另一端的簡單的冷戰觀念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倒退」是傳教士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來解釋新近皈依的基督徒如何「倒退」到皈依之前的習慣。這個詞令人迷惑，而不是起到澄清的作用，因為對傳教士來說，倒退者比異教徒更糟糕。

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國家已經失去了定義民主的壟斷地位，這不僅是因為新的威權主義者宣稱他們擁有民主的資格（他們贏得了自由的選舉，即使那不總是公平的)，還因為——正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最近的一項研究所表明的那樣——絕大多數美國人和法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也是如此。

為什麼會這樣？我懷疑，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一年的封鎖和相關限制。由於社會受到恐懼和不確定性的影響，人們對什麼是民主治理的看法已被打亂。過去一年，在許多地方與這種流行病作鬥爭的過程中，民主和專制政權不如過去那樣可以明顯區分。人們無法再從一個國家的政權類型中瞭解它對大流行的反應有多好（或者有多差）。無論是像韓國和紐西蘭這樣的民主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都成功處理了這個問題。政體類型也不能預測政府會對公民自由採取什麼樣的限制，或政府將採取何種經濟政策。用政治哲學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話說，「在封鎖之下，民主揭示了它們與其他政治政權的共同之處：在民主國家，政治最終也是關於權力和秩序的。」

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之間邊界的模糊對國際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拜登政府以自由之家或V Dem的評級為指導，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在其聯盟中就應該沒有位置。然而，如果以美國的戰略利益為指導，印度對於西方試圖遏制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就是至關重要的。

因此，華盛頓面臨一個選擇。它應當要麼假惺惺地假裝印度和土耳其等國是民主國家，以便遏制中國，要麼在言辭上把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努力與恢復全球民主的努力脫鉤。我建議拜登政府採取第二條道路。在我們這個充斥著社交媒體的世界裡，虛偽是最大的罪惡。民主活動人士的合法性來自於面對權力說出真相，而民主政府的國際合法性則來自於說出權力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