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的尾聲？

權力重組中的過渡與回歸跡象浮現

文/黃曼婷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秘書長)

    近月來，有關習近平時代即將落幕的耳語，在中共高層與海外觀察圈中逐漸浮現。雖然這類傳聞尚未獲得任何官方證實，但從各類跡象與中共內部的長期權力邏輯來看，一場關於「過渡」、「修復」與「再平衡」的政治博弈，似乎正在悄然展開。

    在這場可能的過渡期中，汪洋的名字頻繁被提及。這位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資深政治人物，不僅具有溫和改革派色彩，也因未深度參與習近平的強人統治而保有一定政治空間。在國內體制內菁英與部分國際觀察者眼中，汪洋是一位可接受的「中間方案」──既能保證政局平穩過渡，又有望修補習時代積累的內部矛盾與對外困局。

    這樣的安排若成真，可能為胡春華等在習近平主政期間遭邊緣化的技術官僚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派人物創造回歸機會。胡春華曾被視為「接班梯隊」的重要人選，卻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被排除出政治局，成為習派全面鞏固權力下的犧牲者之一。如今，在可能出現的「非習主導的過渡期」背景下，胡春華代表的政治風格與治理取向，或將被重新評估與啟用。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潛在的權力重組，發生於中共正面臨內外交迫的多重壓力之中。一方面，對外，中美貿易與科技戰爭持續升高，供應鏈重組與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趨勢使得北京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越來越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對內，李克強之死至今疑雲重重，家屬據傳正私下追究死因，反映出體制內不滿情緒仍在醞釀。在這樣的氛圍下，過去所謂的「絕對忠誠」已難以維繫，黨內要求重啟共識決策、降低風險治理成本的聲音日益高漲。

    若回望中共歷史，權力交替從未完全依循制度化程序，而往往是在高壓統治與危機邊緣時刻，以「過渡領導人」或「政治修復者」的角色形式展開重組。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曾短暫成為過渡領導人，代表的是「穩定秩序」的象徵，但最終被鄧小平透過體制內累積實力而取代，開啟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江澤民則在六四後被臨時推上領導人位置，最終在與鄧小平並存、受其扶持的條件下穩固地位。胡錦濤的接班則是較為制度化的團派設計，但也受制於「中共最高領導人不能太強」的內部潛規則，導致其在權力與政策上相對保守。直到習近平全面打破任期限制、清洗異己，才真正終結了中共有限集體領導的慣性。

    從這個角度看，若汪洋真成為習近平後的過渡人物，將不單是一種臨時性的安排，而可能再次重演「強人之後的體制修復」歷史劇本──在過渡的穩定外表下，實則孕育著新一輪派系協調與政策路線的重塑過程。

     這並非單純的權鬥逆轉，而更可能是一場危機管理與體制自我調整的反射動作。在經濟下行、地方債務危機、人口結構變化與國際孤立的背景下，延續習近平模式的風險已逐漸超出可控範圍，黨內對「穩定—修補—重啟」的需求，使得尋找一位象徵「集體回歸」的過渡性領導人顯得更加急迫。

    若汪洋與胡春華的回歸成真，對中共的對外政策也可能帶來調整壓力。過去十年間的戰狼外交與對內極端維穩政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陷入空前的信任赤字。新領導組合若能鬆動當前的極端路線，或可重新開啟與西方的外交對話空間，回歸「韜光養晦、以經濟換戰略空間」的務實路線。

    當然，一切仍處於風聲與推測階段。習近平是否會主動或被迫退場，何人得以真正掌握過渡權柄，是否會再度出現如1976年華國鋒式的「擁戴—過渡—被替代」模式，仍有待觀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情的外部觀察者而言，真正關鍵的問題不是誰主政，而是制度性壓力是否開始鬆動，決策機制是否出現轉向，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走在重建政治平衡與修復社會信任的臨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