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逝世：影響半個世紀全球事務的爭議外交家
文/BBC中文
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季辛吉）逝世，終年100歲。
他曾在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及國家安全顧問。
他創辦的政治諮詢公司季辛吉事務所（ Kissinger Associates）發佈聲明稱，這位出生於德國的前外交官在康涅狄克州的家中去世。
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季辛吉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扮演了關鍵、有時是具有爭議性的角色。
季辛吉協會的聲明未有說明他去世的原因。
1923年出生於德國的季辛吉，在1938年來到美國，當時他舉家逃離納粹德國。
他於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並在美國陸軍服役三年，及後又反情報兵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服役。
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之後在該校教授國際關係。
1969年，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尼克遜）任命他為國家安全顧問，這一職位賦予了他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影響力。
作為尼克森政府時期以及之後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總統任期內的國務卿，季辛吉領導了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助力談判結束了1973年以色列與諸鄰國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後來結束越南戰爭的《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歷史性進程中，他的角色也至關重要。
爭議外交家
對於季辛吉的政治生涯，人們的評價褒貶不一。
作為外交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忠實踐行者，他一方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另一方面又被直斥為戰爭罪犯。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他積極推行了緩和政策，從而改善了與蘇聯及中國的關係。
他的穿梭外交幫助結束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巴黎和平協約》的談判也使美國得以擺脫越戰的長久夢魘。
但是他的路線在支持者口中是「實用政治」，在批評者口中卻被斥責為不道德。
多年來也不乏對季辛吉的激烈批評。
有人指責他將美蘇競爭置於人權之上，並且在世界多地支援高壓政權，包括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權。
有人指責他至少是默許了智利推翻左派政府的血腥政變，對於阿根廷軍隊對人民發動的「骯髒戰爭」也視而不見。
1973年，他與北越的黎德壽（Le Duc Tho）一同獲授諾貝爾和平獎，但後者拒絕接受。
在聽說季辛吉獲得諾貝爾獎後，喜劇演員湯姆·萊勒（Tom Lehrer）就曾有過著名的宣言：「政治諷刺已經過時了。」
該次爭議性的獎項導致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兩名成員辭職。
季辛吉在1977年離開政府服務，但繼續充當一位活躍的公共事務評論員。美國總統和議員常常會徵求他的意見。
他還服務於多家公司的董事會，也是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論壇的常客，此外還撰寫了21部著作。
季辛吉於今年5月年屆100歲，而且即使在晚年仍保持活躍。今年七月，他出人意料地前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一次會面。
如今，他留下相伴將近50年的妻子，以及兩個來自前一段婚姻的子女和五個孫輩。
早年：逃離納粹德國
海因茨·阿爾弗雷德·季辛吉（Heinz Alfred Kissinger）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於巴伐利亞的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
他們一家等到很晚的一刻才逃離納粹的迫害，但還是在1938年來到了紐約的德裔猶太社區。
少年時代的「亨利」天性害羞，從沒有改掉他的口音，而且終生保持著對足球的熱愛。
他在夜校讀高中，白天則在一家剃須刷工廠工作；原本打算學會計，卻被徵召進入了軍隊。
在那裏，他被編入步兵連，才智和語言能力得以在軍事情報上發揮作用。季辛吉親歷了二戰期間的重大戰役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又稱「阿登戰役」），然後還順理成章地掌管一座被攻佔的德國小鎮——當時他的軍階僅為二等兵。
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加入了反情報部門。這位23歲的年輕人被委派率領一個小組，追捕前蓋世太保官員，擁有拘留和逮捕嫌疑犯的絕對權力。
「小型核戰爭」理論
回到美國後，季辛吉在哈佛大學學習政治學，在學術階梯上逐步攀升。
1957年，他出版了一本書《核戰爭與外交政策》（Nuclear War and Foreign Policy）——當中認為有限度的核戰爭是可贏的。借助反懷疑主義的語調，他聲稱「戰術性」和「戰略性」地使用新系列小型導彈，或許是合理的。
這本書使他受到了關注。季辛吉由此走上了功成名就之路；而他的「小型核戰爭」理論至今仍然有影響力。
他成了紐約州州長及總統候選人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助手。當理查德·尼克森在1968年入主白宮時，季辛吉被提名要職：國家安全顧問。
那是一種複雜的關係。總統感覺在國際關係上要依賴季辛吉的建議，但同時又傾向於不時發表反猶太言論，對美國猶太人也抱有懷疑。
此時的冷戰正值高潮：幾乎造成末日的古巴危機剛剛得到解決，美軍仍深陷越戰泥潭，俄羅斯也剛剛入侵過布拉格。
但是，尼克森和季辛吉有意緩解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重新啟動了縮減兩國各自核武器規模的談判。
中國的「老朋友」
與此同時，通過周恩來總理，與中國政府的對話窗口也打開了。這改善了美中關係，並將外交壓力放到了蘇聯領導層的頭上——他們正對中國這個巨大的鄰國感到恐懼。
據說，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的季辛吉一開始對中國並不感興趣，但是在尼克森的授意下，他在1971年兩次出訪北京——其中第一次是秘密進行，由此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他當時就與周恩來會面，從美中關係中最棘手的議題——台灣問題——開始談起。
他曾經提議讓台灣和中國分別成為聯合國成員。在經過漫長討論和周恩來拒不妥協之下，台灣失去了聯合國席位，華盛頓同意只承認一個中國——北京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時承諾會在台灣受到攻擊上給予軍事支持。
季辛吉的努力直接促成了1972年尼克森的歷史性訪華。當時他會見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結束了23年的外交孤立和敵對狀態。
兩國的全面外交關係正常化在1979年才得以完成，但是季辛吉談判下形成的「戰略性模糊」政策被美國奉行至今，直至近年支持強硬路線的美國政客開始尋求逐步改變。
在之後的年月裏，季辛吉共到訪中國100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7月，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此時的季辛吉已年屆100歲，加上到訪中國100次，中國媒體引述習近平指，兩個「一百」加在一起令他的訪華「具有特殊意義」。
新華社引述習近平指，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森、季辛吉等人「以卓越的戰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確抉擇，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
周四（11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習近平已就季辛吉的逝世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慰問。
中國官方媒體在周四稱季辛吉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稱他是見證中美關係發展的「活化石」。
越南
就在季辛吉參與尋求與中國重構關係的同時，美國也正試圖令自己從越戰中脫身。
「光榮的和平」是尼克森一項核心競選承諾；而季辛吉早就斷定，美國的任何軍事勝利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們無法「造就一個在我們最終撤軍後還能存活下去的政治現實」。
他開始了與北越的談判，但是又同意尼克森暗中對中立國柬埔寨進行轟炸——以圖剝奪共產黨部隊的人員和物資。
這一政策造成了至少5萬名平民死亡；而這個國家由此齣現的動蕩也導致了柬埔寨內戰和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的殘暴統治。
在巴黎與越共進行一系列磨人的談判過程中，此時已是國務卿的季辛吉協商了美軍從南越撤退的事宜。
這令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北越的黎德壽也一同獲獎——這一決定遭到了和平活動人士的猛烈抨擊。
季辛吉「懷著謙卑之心」接受了這一獎項，並將獎金捐獻給衝突中陣亡美國軍人的孩子。兩年後，當共產黨軍隊推翻南越時，他試圖將獎金退還。
實用政治
在1973年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戰爭爆發後，他的穿梭外交帶來了停火。
尼克森在白宮的秘密監聽系統記錄了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梅厄）熱情洋溢地感謝他和季辛吉善待她的國家。
但是在她離開後，錄音帶卻披露了更為黑暗的實用政治。季辛吉和尼克森都沒有打算向蘇聯施壓，以讓俄羅斯的猶太人可以在以色列尋求過上新生活。
「讓猶太人從蘇聯移民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季辛吉說，「而如果他們在蘇聯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也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它或許是個人道主義問題。」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為智利總統，則確實令美國感到擔憂。這個新政府支持古巴，並將美國公司國有化。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智利進行了秘密行動，試圖幫助反對派團體推翻這個新政府。季辛吉主持了授權該行動的委員會。
「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袖手旁觀，看著一個國家因為對人民不負責而變成共產國家，」他說，「這些問題對智利選民來說太重要了，不能由了他們自己去決定。」
最終，軍方介入了；阿連德在一場暴力政變中死去，皮諾切特將軍奪取了政權。他的很多士兵原來都曾收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錢。
在日後多年裏，季辛吉本人遭到多個法庭的追審，調查了軍事政權下侵犯人權和外國公民死亡的事件。
一年後，因水門事件倒台的理查德·尼克森淚流滿面地離開白宮，季辛吉親眼見證。尼克森的繼任者吉拉爾德·福特將他留在了國務卿的位置上。
他向1960年代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前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白人少數政府施壓，讓他們放棄權力，但又被指無視阿根廷軍政府令批評者「失蹤」的做法。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在1977年離任開政府辦公室之後，爭議依舊跟隨著他：哥倫比亞大學曾邀請他擔任教授，但由於學生的抗議而被撤銷了。
他成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外交政策的強力批評者，聲稱這兩名總統在中東戰爭和平進程上的操之過急。季辛吉認為，這只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實現。
在「9/11」事件後，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喬治·布希）請他主持對紐約和華盛頓襲擊的調查，但是幾個星期後他被迫辭職——他拒絕透露一份他諮詢機構的客戶名單，也不回答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
他曾與小布希總統和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開會，為他們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政策提供建議。他告訴他們：「勝利鎮壓叛亂，是唯一的退出策略。」
始終影響力巨大的他，在2017年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也曾向他進行過外交事務簡報——他提的各種建議中，包括接受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克里米亞的佔領。
不過，到2023年他年屆100歲時，他已經改變了對烏克蘭的看法。在俄羅斯入侵後，他認為澤連斯基總統的國家應該在獲得和平之後加入北約。
亨利·季辛吉有著廣泛的人脈，並且總是保持著機智。他喜歡說一句話：「權力，是最終極的春藥。」
作為一個非凡的人物，他在上個世紀很多最關鍵的事件期間，都處在權力的中心。
令很多人惱火的是，對於一心一意為美國追求利益，並極力維護這個他的歸化國的生活方式，他從來不感到歉疚。
他曾宣稱：「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將會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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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去世，享年100歲
文/紐約時報DAVID E. SANGER
根據其官方網站上發布的聲明，亨利·季辛吉於週三去世，享年100歲。這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策劃了美國對中國的開放，是美國從越南撤出的談判人，在「冷戰」最激烈之時，憑藉狡黠、野心和智慧重塑了美國與蘇聯的權力關係，有時不惜為此踐踏民主價值。
他在康乃狄克州的家中去世。
很少有外交官能像季辛吉那樣毀譽都如此強烈。他被認為是「二戰」後權力最大的美國國務卿，時而被讚頌為一個為美國利益重塑外交政策的終極務實者，時而又被譴責在自認為有利於國家時會拋棄美國價值觀，特別是在人權問題方面。
從甘迺迪到拜登，他為12任總統——佔到美國迄今所有總統的四分之一以上——擔任過顧問。憑藉對外交歷史的深刻理解，加之作為德國猶太裔難民在第二故鄉出人頭地的動力、內心充滿的不安全感，以及有時為其發言平添難解元素的終生難改的巴伐利亞鄉音，季辛吉改變了幾乎一切有他參與的全球關係格局。
在美國歷史和外交的一個關鍵期，他的權力僅次於總統尼克森。他於1969年1月進入尼克森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並在1973年被委任國務卿之後罕見地保留了這兩個頭銜。尼克森辭職後，他繼續在總統福特手下任職。
季辛吉與當時所謂「紅色中國」的祕密談判為尼克森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成就奠定了基礎。這一「冷戰」時期的決定性舉措目的是為了孤立蘇聯，它為全球最複雜的外交關係開闢了道路，到季辛吉去世時，美中兩國已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經濟體，它們在完全交織一處的同時，又在新「冷戰」的陰影下齟齬不斷。
幾十年來，在美國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經濟、軍事和技術挑戰的問題上，季辛吉始終是最重要的聲音。他是唯一一位與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都打過交道的美國人。今年5月，年逾百歲的他在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會面，儘管中美關係已轉向敵對，但他仍受到了尊貴禮遇。
他說服蘇聯加入了後來被稱為「緩和政策」的談判，促成了兩國第一項重大核武器限制條約的簽署。通過穿梭外交，他讓莫斯科在中東失去了主導地位，但還是未能促成該地區更廣泛的和平。
經過在巴黎的多年會談，他促成了美國結束介入越南戰爭的和平協議，並因此同獲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稱之為「光榮的和平」，但事實證明戰爭遠未到終結之時，批評人士認為，他本可早幾年達成同樣的協議，挽救成千上萬的生命。
在不到兩年時間裡，北越就吞併了美國支持的南越。這是令美國蒙羞的結果，而季辛吉從一開始就曾對美國能否贏得這場衝突提出了質疑。
在他的批評者看來，共產黨的勝利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政策的必然結果，該政策的目的是在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創造一些緩衝的空間，讓局勢不至於立刻急轉。事實上，季辛吉1971年祕密訪華時曾在筆記空白處草草寫道，「我們需要一個恰當的間歇期」，暗示他的目的不過是推遲西貢的陷落。
等到間歇期結束，美國人已經放棄了越南計劃，不再相信美國的戰略利益與越南的命運掛鈎。
1973年1月，季辛吉在巴黎與北越外交官黎德壽亮相。他們的談判達成了美國在越南停火的協議，兩人共同獲得了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黎德壽拒絕領獎。
1973年1月，季辛吉在巴黎與北越外交官黎德壽亮相。他們的談判達成了美國在越南停火的協議，兩人共同獲得了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黎德壽拒絕領獎。 ASSOCIATED PRESS
正如越南發生的一切所揭示的那樣，歷史對季辛吉「冷戰」現實主義的評價比當時他得到的普遍描繪要更為嚴苛。由於著眼於大國競爭，他經常傾向於粗暴的馬基維利主義，特別是在與小國打交道時，他總將這些國家視為更宏大鬥爭中的棋子。
他是尼克森政府推翻智利社會主義者、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主謀。
他被指控違反國際法，下令在1969年至1970年對柬埔寨祕密進行了地毯式轟炸，這是對一個表面中立國家的不宣而戰。
他的目的是剷除在柬埔寨邊境的基地活動的越共軍隊，但轟炸本身是無差別攻擊：季辛吉告訴軍方要打擊「一切能飛能動的東西」。至少有5萬平民被殺。
1971年，當美國支持的巴基斯坦軍隊在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國）發動種族滅絕戰爭時，季辛吉和尼克森不僅無視了美國駐東巴基斯坦領事館停止屠殺的請求，還批准向巴基斯坦運送武器，其中包括轉交約旦的10架戰鬥轟炸機這一顯然違法的舉動。
季辛吉和尼克森另有優先事項：支持巴基斯坦總統，讓其成為季辛吉當時向中國祕密示好的中間人。而這同樣造成慘重傷亡：東巴基斯坦至少有30萬人喪生，還有1000萬難民被趕到印度。
1975年，季辛吉和福特總統祕密批准讓美國支持的印尼軍隊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在輸掉越戰後，美國擔心東帝汶的左派政府也將由共產黨控制。
根據福特總統圖書館的解密文件，季辛吉曾向印尼總統表示，行動必須迅速取得成功，並且「在我們回國之後進行會更好」。超過10萬東帝汶人被殺或餓死。
季辛吉對這些舉措遭致的批評進行了反駁，稱批評者並不像他那樣需要面對無數糟糕選擇。但他試圖用嘲諷段子平息批評的努力適得其反。
「做違法的事我們不假思索，」他不止一次打趣道。「做違憲的事要稍微考慮一下。」
季辛吉至少在一項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決策上扭轉了原有的立場。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是一名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的時候，他就提出了有限核戰爭的概念，即可以限制在特定區域的核交火。他在任職期間就核威懾問題投入了大量努力，例如讓對手相信發動核打擊必將付出不可接受的高昂代價。
但他後來承認，阻止有限核戰爭的升級或許是不可能任務。晚年的他有保留地接受了一項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新努力，在95歲那年，他又開始對人工智慧武器崛起所引發的動盪發出警告。
「在人生所剩無幾的時間裡，我能做的就是提出這些問題，」他在2018年說，「我不假裝自己知道答案。」
直到生命的最後，季辛吉仍然保持了深遠的影響力。在那些曾經追隨他的國家安全助手的白宮西翼辦公室書架上，仍能找到他關於應對中國崛起的最新著作，整整600頁摻雜著自誇軼事的歷史大作《論中國》（On China，2011年）。
舉足輕重的九旬老人
在進入尼克森政府任職的50年後，共和黨候選人仍在尋求季辛吉的支持，總統們也都爭取他的認可。哪怕是川普也會在痛斥共和黨建制派之後，於2016年競選期間拜訪他，期盼僅憑徵詢季辛吉建議的姿態就能彰顯自己是個正經人物。（這讓《紐約客》創作了一幅漫畫，畫中季辛吉頭上的台詞框裡寫著：「我想念尼克森」。）
當《紐約時報》記者提及川普說不出他從此次會面汲取的任何新想法或舉措時，季辛吉對此一笑。「他不是第一個聽不懂或不想聽懂我在說什麼的建議對象，」他說。儘管如此，川普在任內仍將季辛吉視為與中國領導層接觸的祕密管道。
2017年5月，季辛吉在白宮與川普總統會面。川普曾在2016年競選期間拜訪過他。
2017年5月，季辛吉在白宮與川普總統會面。川普曾在2016年競選期間拜訪過他。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歐巴馬總統則沒那麼倚仗他，季辛吉進入白宮任職時歐巴馬年僅8歲。歐巴馬在即將卸任總統時指出，他任內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致力於修復季辛吉留下的世界。他將季辛吉的失敗視作一種警示。
「我們在柬埔寨和寮國投下的炮彈比歐洲在『二戰』經歷的炮火還要多，」歐巴馬在2016年接受《大西洋月刊》的採訪時說，「但到最後，尼克森撤軍了，季辛吉去了巴黎，留給世界的只有混亂、屠殺和隨著時間推移終於從地獄裡爬出來的專制政府。」
歐巴馬說，他在總統任內仍需努力幫助各國「拆除仍在炸斷小孩雙腿的炸彈」。
「這種戰略怎麼可能促進我國的利益呢？」他說。
美國現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季辛吉這樣，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保持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年近百歲的他仍在演講和寫作，並對向他諮詢地緣政治分析的客戶收取天價費用。
雖然出現在他演講現場的抗議者減少了，但只要他的名字出現，就可能引發激烈爭論。在仰慕者看來，他是「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傑出設計師，是願意顛覆棋局並為美國外交注入某種不可預測性的運籌高手。
對他的批評者，甚至還有一些友人和前僱員來說，他虛榮、陰險、傲慢且暴躁，能在讚美某位高級助手不可或缺的同時，反手就命令聯邦調查局非法竊聽此人的住宅電話，看他是否向媒體洩漏了信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代記者都知道，如果他們想要尋找洩密者——通常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洩密——季辛吉這位洩密藝術的大師正是一個現成的來源。「如果本屆政府中有人洩密，那就是我，」他說。他正是這樣做的，而且洩密非常多。
季辛吉在1957年寫了一本充滿讚美之詞的書，分析了奧地利親王克萊門斯·馮·梅特涅在後拿破崙時代領導奧地利帝國所創造的世界秩序，這本書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自我描述，尤其是在談到一位領導人讓各國服從自己意志的能力時。
「他擅長操縱，而不是構建，」季辛吉這樣評價梅特涅。「比起正面攻擊，他更喜歡巧妙的策略。」
這種風格在尼克森時代的水門事件中得到了體現。日益孤立無援的尼克森經常向季辛吉——這位他政府中永不褪色的明星——尋求安慰，並讓他講述自己最偉大的成就。
季辛吉樂於效勞。水門事件錄音帶顯示，季辛吉好幾個小時聆聽總統的長篇大論，其中包括後者對這位猶太國務卿發表的反猶言論，這讓季辛吉感到丟臉。季辛吉經常以奉承回應總統的話，然而回到辦公室後，他向最親密的同事講述尼克森的奇怪行為時會翻白眼。
洩密和偏執
季辛吉沒有捲入水門事件。然而，白宮竊賊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以及政府試圖掩蓋罪行的行為，都源於一種懷疑和保密的文化，許多人認為，季辛吉在這種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作用。
1969年春，上任後不久，他對時報一篇關於柬埔寨轟炸行動報導背後的洩密事件感到非常憤怒，下令聯邦調查局竊聽十幾名白宮助手的電話，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工作人員。錄音中沒有發現元兇。
1971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公布了五角大廈文件，這同樣讓他感到憤怒。這些機密文件記錄了政府在越南的戰爭政策和計劃，在他看來，洩漏這些文件危及了他那些面對面的祕密外交。他的不滿促使白宮組建了私闖小組，也就是後來進入水門大廈民主黨總部的那個負責封堵洩密消息的「管道工」小組。
1974年8月，正在接受彈劾和辭職之間舉棋不定的尼克森把季辛吉拉進了白宮歷史上最戲劇化的時刻之一。在告訴季辛吉他打算辭職後，心急如焚的尼克森要求他的國務卿和他一起跪在林肯會客廳外默禱。
然而，隨著尼克森在水門事件中陷得更深，季辛吉獲得了他的繼任者很少能匹敵的全球聲望。
助手們形容他的洞察力過人，脾氣暴躁。他們講述季辛吉盛怒之下把書從辦公室一頭扔過來的故事，還有他的控制欲，這甚至導致他最忠實的同事也不信任他。
沃爾特·艾薩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傳記《季辛吉》(Kissinger)中寫道，「在與他人打交道時，他會通過操縱他們的敵對情緒來建立聯盟和陰謀關係。」
「他的對手對他有一種強迫性的吸引力，他會通過奉承、哄騙和挑撥對手來獲得他們的認可，」艾薩克森觀察到。「他特別擅長與有權勢的人打交道，因為他可以調動這些人的思想。作為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的後代和研究拿破崙時代治國方略的學者，他深知偉人和強大的力量才是塑造世界的關鍵，他也知道，人格和政策永遠不可能完全分離。他很自然地把祕密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他對權力關係和平衡有著本能的感覺，無論是心理上的還是地緣戰略上的。」
到了晚年，當他強硬的稜角已被磨平，舊日的競爭已經消退，或與他昔日的對手一起被埋葬，季辛吉有時會談論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的相對危險性，以及他的繼任者面臨的一個更加混亂的世界。
他所駕馭的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是簡單的，雖然非常可怕；他從來沒有處理過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這樣的恐怖組織，也沒有處理過各國利用社群媒體操縱公眾輿論、利用網路攻擊破壞電網和通信的世界。
「冷戰更加危險，」2016年，季辛吉在紐約歷史學會露面時說。「雙方都不惜發動一場全面核戰爭。」但是，他補充說，「今天的情況更加複雜。」
與他試圖策劃的冷和平相比，大國衝突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它不再關乎意識型態，而是純粹關乎權力。他說，最讓他擔心的是與「崛起的大國」中國發生衝突的前景，因為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實力。
相比之下，俄羅斯是「一個衰落的國家」，不再「有能力統治世界」，2016年他在康乃狄克州肯特接受時報採訪時說。他在那裡擁有第二個居所。
然而，他警告不要低估俄羅斯領導人普丁。他在談及希特勒那部自傳式宣言時說：「要想理解普丁，人們必須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我的奮鬥》。他認為俄羅斯被騙了，而我們一直在佔俄羅斯的便宜。」
俄羅斯的威脅減小，對季辛吉來說會有些成就感。畢竟，是他與莫斯科簽署了第一份戰略武器協議，並引導美國接受了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協議》，這是一份關於歐洲安全的協議，為蘇聯集團的異見人士獲得了一些表達權利。回想起來，這是一顆水滴，眾多這樣的水滴匯聚起來，成為衝垮蘇聯共產主義的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