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科瓦：普京所說的「烏克蘭新納粹主義」從何而來？
理查·薩科瓦（肯特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文/觀察者網
【導讀】 3月16日，普京再次發表電視講話，再次談及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的目的在於使「烏克蘭成為中立國，以及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並細數了新納粹在頓巴斯地區的所作所為。
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從何而來？本文追溯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烏克蘭的國家構建歷程，從20世紀20年代頓佐夫領導的早期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二戰期間班德拉與納粹德國的共謀，冷戰時期奉行激進民族主義的流亡政府，到蘇聯解體後反俄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最終發現：在烏克蘭的國家構建歷史中，民族主義與納粹主義傳統並行存在，其歷史敘事的內核是反俄主義。
本文摘自《烏克蘭前線：邊界危機》（Frontline Ukraine：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由上海三聯書店引進（待出版）。作者為英國肯特大學教授理查·薩科瓦（Richard Sakwa），譯者為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朱積慧。
【文/理查•薩科瓦，譯/朱積慧】
烏克蘭國家一元論（monist）和多元論（pluralist）的兩種願景長期對立（參見《理查•薩科瓦：兩種烏克蘭國家模式，一直爭論不休》），2013—14年的烏克蘭危機正是兩者之間的一場戰鬥。
一元論的民族主義（monist nationalism）認為，當烏克蘭的國家構建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育不良後，烏克蘭民族必須要抓住機會加入民族國家的行列。他們認為，1654年由柏格丹·赫梅爾尼茨基將軍【Hetman Bogdan Khmelnitsky，譯者注：蓋特曼（Hetman），烏克蘭語為гетьман，意為將軍，是15至18世紀波蘭、烏克蘭及立陶宛大公國軍隊指揮官的頭銜，地位僅次於君主。】簽署的將烏克蘭與俄羅斯聯繫在一起《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The Pereyaslavl Treaty）要被取消，隨後的幾個世紀的俄羅斯化進程也要一併被取消。後者只是在19世紀末期才轉化為有意識的俄羅斯化計畫。烏克蘭化首先意味著要給予烏克蘭語以官方語言地位，將其作為國家單一的、最重要的標誌。
20世紀20年代：頓佐夫與早期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
烏克蘭國家的一元主義觀點部分吸取了烏克蘭民族主義作家迪米特洛·頓佐夫（Dmytro Dontsov）的觀點，他的激進思想塑造了1929年在維也納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由於曾在帕夫洛∙斯科洛帕得斯基將軍（Hetman Pavlo Skoropadsky）的政權任職，隨著1919年該政權的垮台，頓佐夫也受到衝擊。烏克蘭在革命和內戰時期獨立建國的最終失敗，使他後來的思想和政策更加激進。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烏克蘭族的人口聚居區分散在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羅斯幾個國家之間，位於蘇聯境內的部分成為了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頓佐夫寫下了對於烏克蘭在1917—1921年之間獨立失敗的批評，包括了對當時主要烏克蘭領導人物的人身攻擊。他否定了他青年時代宣導的社會主義，轉而接受了激進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排除了與俄羅斯達成共識與合作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的「契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of the deed）和統一的「民族意志」（national will），並認為暴力在推翻舊秩序方面要發揮重要作用。他譴責了烏克蘭社會中部分存在的俄羅斯主義、波蘭主義或奧地利主義，反而主張創建擁有「熱忱和石頭心腸」的「新人」來摧毀烏克蘭的敵人。他認為，民族文化是神聖的，應該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加以捍衛。
頓佐夫沒有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成員，但他的作品為這次運動提供了很大的啟發，而且他直至今日仍在整個烏克蘭民族主義中佔有重要地位。自由主義、民主和缺乏政治意願被當作未能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罪魁禍首，隨後民族主義者們開始轉向法西斯主義。
儘管意識形態存在固有的煩亂和矛盾，法西斯主義關於國家重生的想法卻深入人心，烏克蘭的極端民族主義恰恰符合羅傑∙格裡芬（Roger Griffin）對法西斯主義通用的定義：「一心要動員所有‘健康’的社會和政治能力來抵制‘墮落’，要充分利用政治文化與社會和倫理文化的再生，以實現國家復興的目標。」精英主義、強人領導、軍國主義價值觀和群眾動員是法西斯主義的核心要素，但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並不一定是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所說的「最低限度的法西斯主義」的一部分。
20世紀30年代到二戰期間：梅爾尼克、班德拉與納粹德國的同謀
在20世紀30年代初，由安德列∙梅爾尼克（Andriy Melnik）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領導了抵抗波蘭統治的運動。1933年6月，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在加利西亞的全國負責人，而加利西亞地區在一戰後成為波蘭的一部分。班德拉領導了針對波蘭官員和政策的刺殺運動。他於1939年9月從波蘭監獄釋放，並搬到德占波蘭的政府首都克拉科夫（Krakow）。
在這裡，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分裂成由梅爾尼克領導的更為保守的派系「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梅」（OUN-M）和由班德拉領導的更為激進的派系「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班」（OUN-B）。按照1939年8月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的條款，加利西亞首次被納入蘇聯。但和平只持續了兩年，1941年6月22日德國的入侵首先受到了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歡迎，因為他們預計德國將重新以某種形式建立烏克蘭國家。
班德拉信奉著一套有毒的整體民族主義（integral nationalism），這是一套獨一無二的、以種族為中心的烏克蘭民族定義獨有的民族主義定義，還伴隨著對那些他們號稱會破壞此願景者的詆毀，特別是波蘭人、猶太人和俄羅斯人，他認為俄羅斯人是最糟糕的。
班德拉的支持者認為，他實際上提倡的是一套容納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包容性國家構建政策，只要這些人支援他的目標。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因為在德國佔領初期，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成員之所以參與屠殺猶太人，與其說是由於強烈的反猶主義，不如說是為了在特殊情況下與納粹結盟。到1941年底，他們的暴力行為開始針對德國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民族國家來統一烏克蘭族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願意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的支持。
組織的另一個目標是否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共同歷史道路，用頓佐夫的話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惜任何代價，與歐洲的統一都是我們外交政策的絕對必要條件。」
1941年6月30日，班德拉在利沃夫宣佈建立烏克蘭國家，任命他的同伴雅羅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為總理。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配合德國人作戰，對猶太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犯下了暴行。而納粹德國卻是一個善變的盟友，7月5日，班德拉和同夥被捕，他們在德國集中營一直待到二戰結束。班德拉被帶到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裡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澤倫鮑（Zellenbau），1944年9月被釋放，因為當時德國人認為可以利用他對付進攻中的蘇聯軍隊。
班德拉的追隨者們組織起了由烏克蘭人組成的武裝党衛隊夜鶯營（Waffen SS Nichtengall Battalion）和羅蘭營（Roland Battalion），殘忍地造成了50萬人的死亡。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班的軍事部隊，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於1943年在沃倫（Volyn）建立，為戰後的烏克蘭獨立而戰。這導致了波蘭與烏克蘭長期內戰更趨激進。
從1943年7月11日「血腥星期天」開始，烏克蘭起義軍在沃倫屠殺了大約7萬波蘭人，主要是婦女和兒童以及一些手無寸鐵的男人；到1945年，起義軍在加利西亞東部地區至少殺死了13萬人。在1944年夏天烏克蘭被蘇聯解放後，在英國情報部門（軍情六處）的支持下，烏克蘭民族主義抵抗者（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班和烏克蘭起義軍）繼續開展了對波蘭和蘇聯的戰爭，直到1949年。1959年10月，班德拉本人在慕尼克被克格勃暗殺。
冷戰時期：流亡運動與激進民族主義
班德拉成為烏克蘭化主義者的一大象徵。1945年擊敗納粹德國並沒有給加利西亞帶來和平，蘇聯軍隊還與班德拉的叛亂武裝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戰爭。在班德拉去世後，這種軍事化的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血脈，伴隨著明顯的反俄意識形態在海外移民中延續下來。斯特茨科在1959年班德拉去世後接管了烏克蘭流亡政府的領導權，直到1986年去世。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的領導者都與該組織有關聯，包括2000年至2010年的烏克蘭總統維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
尤先科是烏克蘭第一位支援恢復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及其具有爭議性的領導人班德拉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最具分裂性的行為之一就是在2010年1月22日授予班德拉「烏克蘭英雄」的頭銜，這一舉動受到了歐洲議會和西蒙·維森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等機構的譴責。直到一年後，新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才正式宣佈該獎項無效。
尤先科將承認大饑荒的種族滅絕性質作為其總統任期內的核心支柱。2006年，烏克蘭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提出大饑荒是「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一舉動與總理亞努科維奇以及200多名來自東部的國會議員產生強烈分歧，他們大多棄權或不參與投票。第二年，尤先科試圖將否認大饑荒和大屠殺的行為視為刑事犯罪，但議會沒有對該法案進行投票。
流亡運動啟發了被俘民族委員會（Captive Nations Committee）的成立，該委員會於1959年說服美國國會正式承認了「被俘民族周」（Captive Nations Week）。這種被美國認可的納粹主義將烏拉爾人（Idel-Ural）和哥薩克人（Cossackia）視為「被俘虜的民族」，俄羅斯則被描繪為「俘虜者」。
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如何，在這種傳統中，俄羅斯被認為是天生的邪惡者，俄羅斯帝國主義在蘇聯之前與之後都被認為是壓迫性的，因此蘇聯的衰敗並沒有帶來絲毫的改變。這種不可調和的反俄主義成為了一元民族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在華盛頓引起了相當大的共鳴，阻礙了美俄兩國發展具有建設性和務實的關係。
蘇聯解體到世紀之交：烏克蘭化與反俄主義
蘇聯于1991年解體時，准烏克蘭國家獲得了獨立，領土變得比從前更大了。蘇聯的治理機構被自由民主的治理形式所取代，蘇聯經濟開始向市場體系過渡。然而，與烏克蘭爭取獨立國家的鬥爭有關的創傷仍然在國家意識中存在。
2007年10月，利沃夫市以班德拉的名義豎立了一座雕像，烏克蘭西部的其他幾十個城市也紛紛效仿。極右翼的領軍學者安德里亞斯·烏蘭德（Andreas Umland）說：「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是所有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的歷史靈感主要來源，尤其是更激進的政黨。」
2014年1月1日，在基輔獨立廣場舉行的抗議活動高峰期間，一場1萬5千人規模的火炬遊行慶祝了班德拉的誕辰150歲周年，支持者不僅有民族主義的斯沃博達黨（Svoboda Party），還有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祖國黨（Batkivshchyna Party）。
所有這些對於東南部的大量親俄居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和不可理解的，對於他們而言，蘇聯時期是一個發展和進步的階段。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蘇聯賦予了現代烏克蘭國家的領土形態，包括在西部和東部有爭議的領土以及南部的克裡米亞。
紅黑色的烏克蘭起義軍旗幟再次被視為烏克蘭激進民族主義的象徵。正如在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在內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烏克蘭國家構建也採用了刪減版的修復模式。雖然所有1991年生活在烏克蘭的人都自動獲得了公民權，包括許多駐紮軍人，但民族化的國家仍然傾向於使最終社會「烏克蘭化」，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強烏克蘭語的單一語言地位。
經過激烈辯論後，這一觀點被納入1996年的憲法中。第10條在詆毀俄語的地位方面很值得玩味：「烏克蘭的國家語言是烏克蘭語……在烏克蘭，少數民族自由發展、使用和保護俄語和其他語言的權利得到保護。」在這句話中，「俄語」之後的內容特別具有象徵意義，表明政府開始將俄語與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混為一談。
這個新國家試圖創造自己的象徵和神話，但卻沒有統一的民族敘事。事實上，過去二十年來有很多討論都是關於烏克蘭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和烏克蘭化進程的弱點與不足，他們認為俄語使用者更像是這一過程中的煩惱而非重大障礙。烏克蘭發展成了一個多元化的共同體，在其中，烏克蘭的文化和藝術實際上可能已經有所減少。
然而，深層次的文化鬥爭一直持續不斷，記憶的政治、現世的聖人們都被用作政治交換的資本。與許多東歐國家一樣，民族構建都伴隨著明顯的受害者狂熱（cult of victimhood），這成為了新衝突的溫床。尤其是「大饑荒」（Holodomor）對民族的自我認同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烏克蘭化首先意味著要將給予官方語言以最重要的優先地位，將其作為國家單一的、最重要的標誌。這種形式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肯定了族裔與國家之間的聯繫。民族化的野心和意識到烏克蘭是一個脆弱的民族和領土集合體的現實之間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激起了對烏克蘭國家凝聚力的擔憂。
因此，由於擔心該國的領土完整，烏克蘭的民族精英堅持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元模式是綜合的一種民族主義，其中國家是一個民族化的國家，利用烏克蘭主義的傳統來填補現有的邊界，與俄羅斯區分開來。這也意味著單一的官方語言、單一制和文化特殊論。
世紀之交到金融危機後：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
綜合民族主義（integrated nationalism）與整體民族主義（integral nationalism）的經典思想有一些共同點，但也有差異。綜合民族主義基本上是面向國家發展的公民模式，並且包容多樣性和公民權利；整體民族主義推崇以單一語言、文化和神話統一人民的法西斯主義路線。
而復原性民族主義（restitutive nationalism）是一種狹隘的、非包容性的民族主義，其目的不是要反映既有的現實情況，尤其不是要反映構成當代烏克蘭領土的不同歷史敘事，而是要恢復某種理想化的國家形象，達到重建國家地位的目標；在極端情況下，它繼承了20世紀法西斯運動支持的整體民族主義的方方面面。
軍事民族主義團體——斯沃博達黨（Svoboda Party，意為自由黨）正是如此。成立之初，該組織以烏克蘭社會民族主義黨（Social–National Party of Ukraine，SNPU）自稱，顯然是參考了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黨，1991年在利沃夫由奧列格加戈尼博克（Oleg Tyagnybok）、安德列帕魯比（Andriy Parubiy）等人建立，宣揚「公開的、革命的超民族主義，暴力奪取政權的主張，將烏克蘭的所有弊病都歸咎於俄羅斯」。這也是「招募納粹光頭党和足球流氓」的首個政黨。
2004年，該黨改名為斯沃博達黨，官方標誌從新納粹的狼獾（德語為Wolfsangel，英文翻譯為Wolf’s Hook）替換為三根手指組成的三叉戟（烏克蘭國徽），加戈尼博克成為唯一領導者。直到2013年之前，他們都在傳播烏克蘭版的納粹主義。反猶主義在斯沃博達黨內深深紮根，但是它的恐俄主義情緒（Russophobia）的程度要厲害得多。斯沃博達黨還與法國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和義大利的新法西斯組織三色火焰（Tricolour Flame）結盟。
2008年的經濟衰退使烏克蘭備受打擊，加劇了社會和政治分歧，右翼民粹主義開始抬頭。更主流的祖國黨（Batkivshchyna Party）也同樣強烈地反映了烏克蘭一元論民族主義者渴望創建一個文化統一的、說烏克蘭語的國家的主張，這與文化、語言多樣化的多元主義的烏克蘭形成鮮明對比。
一群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參加了選舉，特別是斯沃博達黨。在烏克蘭獨立後的前二十年歷史上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的極右主義將最終被釋放出來。在2012年10月28日的議會選舉中，斯沃博達党在比例代表制選舉部分獲得了10.44％的選票，25名候選人獲得最高拉達席位，另外還有10名候選人在單一選區選舉中生出。議會成為了與「猶太人、俄羅斯人和其他渣滓作鬥爭」的講台。歐洲議會當時通過的決議譴責該党為仇外主義、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
民族國家化的進程既可以採用公民民族主義的形式，也可以採用更激烈的排外民族主義的形式。與西歐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同，即使是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也支持加入歐盟。對他們來說，歐盟的體制和規範結構並不具有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是泛歐洲（Wider Europe）所代表的政治空間。歐盟擴大到後蘇聯地區和烏克蘭意味著逼回俄羅斯的影響力，限制其地緣政治主張。換言之，對於斯沃博達党而言，歐盟與歐盟所包含的人權、善政的規範性價值、特別是克服衝突的邏輯並不是一回事，他們眼中的歐盟意味著經歐洲—大西洋安全共同體強化後的西歐地緣政治的對外投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偏愛歐盟並不是為了它的原則，而是因為它體現了一系列與俄羅斯利益相悖的利益。
【本文摘自《烏克蘭前線： 邊界危機》（Frontline Ukraine：Crisis in the Borderlands），由上海三聯書店引進（待出版）。作者為英國肯特大學教授理查·薩科瓦（Richard Sakwa），譯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朱積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