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

國戰會論壇/羅慶生》中國整頓與監管大企業不公平競爭的思路

市場失靈,扭曲了資本生產力,造成反競爭,並使創富成果由資本擁有者獨享。大陸引導產業發展過程製造了許多富豪,但這並不是中共所樂見。滴滴赴美上市遭中國政府網絡安全審查。(圖/路透)
市場失靈,扭曲了資本生產力,造成反競爭,並使創富成果由資本擁有者獨享。大陸引導產業發展過程製造了許多富豪,但這並不是中共所樂見。滴滴赴美上市遭中國政府網絡安全審查

文/羅慶生

雖然在大國競爭背景下遭到西方政府抵制,但中共建黨百年慶典仍收到1300多封賀電函,還包括德國社民黨、共黨,義大利民主黨,英國上議院工黨部分議員等西方政黨與要員的賀電。慶典是否榮耀不是重點,重點在中共執政成就受到全球關注。那些來自西方國家之外的賀電,說明中國大陸的發展受到俄國、東協、中亞、中東歐、南美與非洲國家重視;而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抵制,則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中國崛起」的事實。

中美競爭的表象是霸權,也就是國際影響力的競爭,但核心則是經濟理論與制度之爭。這連結18世紀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哪個更能增加人類福祉的政治經濟學爭論,雖然在上世紀末隨著蘇聯的瓦解,顯示美式資本主義已取得全面勝利,但卻因中共的經濟成就,而呈現了另一種的可能性。

中共的經濟成就

中共從改革開放以後這一段經濟發展的過程,在七一百年黨慶之前,戚嘉林教授搜集相關論文,編輯了《中共力量來自何方》一書深入論述,書中章節涉及1949年以前的「國、共」關係,以及1949年後中共自身發展變化,總的範圍包括了「建黨發展、意識形態、社會減貧、經濟成長、文化科技、台灣學人、軍工軍隊」等諸多議題。

其中,有關中共改革開放部分,在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以後,中共將信奉的共產主義重新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即全力發展經濟。國內總生產(GDP)在1979至2019年的40年間,平均年增長9.4%。雖然「抗中」在華盛頓成為共識,具體呈現美國對大陸GDP在2006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致使未來很可能超越美國的擔憂。果真如此,則意味著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勝過「美國模式」,而威脅美國領導的價值觀。

這對台灣是有意義的。兩岸經濟發展台灣原本有先發優勢,1980年代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現在經濟天平已向大陸傾斜。20年前台商在大陸還呼風喚雨,現在許多台灣人為大陸老闆打工。10年前大陸觀光客還羨慕台北101為世界第一高樓,現在大陸超過101的大廈已經有6棟。雖然人均GDP台灣還領先大陸,但同樣很可能被超越。

事實上,台灣經濟沉痾相當嚴重。日前有篇報導,一位父親看到兒子第一次領薪水的薪資單只有2萬5千多,想到自己當年第一次領薪水也是2萬5,不由得感慨萬千。台灣的經濟問題在於「不富」,經濟增長相對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其他三小龍遲緩;同時又「不均」,有限增長的所得,分配給資本、土地擁有者與經營者,而不是廣大的勞動者。增長遲滯與分配不均同時出現,是台灣的經濟重病。

台灣在大陸的經濟增長中曾扮演引導性角色,例如1979年大陸參酌台灣加工出口區,設立了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等四個經濟特區,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台灣經驗讓大陸避免了可能犯下的錯誤,少走許多彎路。現在大陸經濟已走出自己的路,反而有許多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然而政府對大陸採取「無視」的態度,似乎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台灣無關,中共及大陸問題研究在學界被邊緣化,媒體則陷入資訊繭房,許多民眾不知道大陸的經濟成就仍自滿於台灣先進,並認為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顯示大陸依賴台灣。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僅台灣可以參考大陸作法,解決不富又不均的經濟困境,兩岸透過貿易,經濟連結已經愈來愈深,2020年台灣出口大陸貨物佔比已高達總出口的43.8%。雖然貿易是相互依賴,台灣需要大陸市場,大陸需要台灣生產的電子零附件;但台灣經濟是出口導向,出口佔GDP比重高達七成,而大陸則啟動內需循環。這意味著大陸經濟榮估將影響台灣,而不是相互影響。台灣有必要關注中共的經濟發展與未來。

中共的「發展經濟學」

古典經濟理論將勞動、土地、資本列為生產要素,觀察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可說是將生產要素的生產力陸續釋放的過程。

「讓一部分人先富」政策釋放了勞動生產力,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釋放了土地生產力,透過「招商引資」向全球招商,則引進早期欠缺的資本與技術。這些努力讓大陸製造業快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再以驚人速度進入全球經濟體領先群的同時,也累積了愈來愈多的資本。

累積足夠資本後經濟要進一步增長,就要釋放資本的生產力,也就是要從勞力密集產業升級為資本密集。大陸學者於是提出「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作為經濟政策的指引。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有別於197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發展經濟學中佔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差異是政府在市場上扮演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延續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思想,強調市場機制,認為干預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而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政府只要在財政與金融政策上穩定市場即可。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則依據凱因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政府要扮演更積極角色,不僅要有積極的財政與金融政策,還要有積極的產業政策。為促進經濟增長,政府要主動發掘具有優勢的產業,鼓勵企業勇於投入,並給予這些先行企業補貼,以抵銷其所冒的風險。

這理論引導相當成功,大陸高科技企業因而迅速崛起,甚至挑戰美國業者的領先地位,因而引起美國高度關切。2018年川普發動「貿易戰」的核心訴求,就是要中國大陸取消補貼政策。但中共始終堅持,寧願承擔高關稅並大量購買美國商品,在簽訂《中美經濟貿易協定》也沒有讓步。繼任的拜登政府於是強化「科技戰」的部分,阻止大陸科技創新。這使中共原本著重於企業應用層面的支持,轉而鼓勵科學教育的基礎研究,以補強科技短板。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後,政策性的補貼反而成為美國共識。既然無法強迫中國大陸取消補貼,那麼美國也應該透過補貼強化競爭。在兩黨支持下,美國國會陸續通過法案,對研發、科學教育以及半導體企業的補貼已高達2500億美元。美國並沒有因為競爭而「無視」中共的經濟成就,反而是參考中國大陸的作法,提出強化自己競爭的問題解決方案。

大陸經濟的未來展望

釋放資本生產力固然有效的推動經濟增長,但資本是一頭經濟猛獸,容易擴張失序而造成市場的壟斷與分配不均。例如阿里巴巴要求商家只能加入單一網購平台,迫使商家選擇市佔較大的淘寶網,而讓其他平台因缺乏優質商家而喪失競爭力。美團等外送平台則收集送餐騎手數據,再透過演算法壓縮配送時間,而獲得更大收益,但傷害了騎手權益。

這表示市場失靈,扭曲了資本生產力,造成反競爭,並使創富成果由資本擁有者獨享。大陸引導產業發展過程製造了許多富豪,《富比士》2021的全球富豪榜,北京首度超過紐約,成為「擁有最多億萬富豪的城市」。但這並不是中共所樂見。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是「共同富裕」。例如為因應城鄉發展不均,對農村的「扶貧」很早就開始。1986年成立專責扶貧機構、提供專項資金,以提高貧困農村的收入。習近平上台後再提出「精準扶貧」的政策,針對不同區域、不同狀況的貧困農民,以不同方式精確管理治貧,同時提高扶貧資金,2020年達1461億元人民幣,使所有貧困縣「摘帽」。

「共同富裕」的目標,意味著中共期望經濟增長果實能為全民所共享,因而對資本猛獸的監管也就較西方更為積極。不僅會提供企業補貼,以抵銷其風險,也會遏制資本的失序擴張,以維持公平競爭與公平的所得分配。這是為何在中美競爭的大環境下,持續強化對阿里巴巴、騰訊、美團、滴滴…等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加重其社會責任。

美式資本主義認為,「所得不均」能提供必要誘因,是資本主義運作良好的基礎,平均的所得分配會造成經濟增長的遲緩;「所得不均」是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在這種觀點下,市場擔心中共對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將影響企業獲利,減緩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因而大幅下跌。

然而新的經濟學研究卻認為,合理的所得分配,才能夠促進經濟成長,而不是「所得不均」。愈來愈多,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的經濟學者指出:財富過度集中,才是造成經濟成長遲緩的原因。

關鍵在消費,這個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當所得增加時,少數富人所增加的消費支出,將不如一般大眾。因而財富愈集中,創造的有效需求愈少。以美團等外送平台為例,當平台透過演算法,壓縮騎手配送時間,增加更多利潤,將這些資本利得分配給少數的股東,所創造的有效需求,絕對不如將獎金分配給廣大的騎手後,他們整體所增加的消費支出。

如果這個理論是有效的,那麼中共對大企業的整頓與監管,雖減少了企業利潤,但能創造出更公平的競爭環境與所得分配,將有利於內需增加,而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

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共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是個重大的經濟制度實驗。這個結合了共產主義理想性與資本主義現實性的經濟體制,是否能融合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優點,或排除其缺點,而更增加人民的經濟福祉,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有重大意義。經濟實驗本身當然還要面對未來許多的不可預測性,但40多年來的成就已令人矚目。大陸經濟榮枯對台灣有高度影響。台灣應拋棄意識形態偏見,對大陸經濟發展的未來,投以更多的關注。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