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萊演講觸動中國人心弦 中國能否走「米萊」道路？
文/REA
阿根廷總統米萊上周在瑞士達沃斯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大贊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給世界帶來的福祉，同時痛斥集體主義及其各種變體給各國帶來的災難和衰退。這篇演講在國際社會內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也在中文世界引發熱議。有網友在社媒上說，這篇演講讓中共躺槍。這篇演講到底講了什麼，又對中國的經濟形勢有什麼樣的啟示？
米萊的這篇演講是1月17日發表的，很快他的演講視頻和中文版全文就在中文網路上廣泛傳播。
中國大陸的財經媒體「金融界」等以及有中國官方背景的觀察網、鳳凰網在米萊演講的第二天（1月18日）就報導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對米萊的批評。馬杜羅說米萊的講話是「他的納粹意識形態和麥卡錫主義意識形態的可恥表現」，還說西方想讓米萊在阿根廷摧毀國民經濟，讓其屈服於北美帝國主義。
但社媒上的反應則比較多樣化。在知乎上可以看到，有人斥責米萊宣導的自由市場經濟根本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需要市場組織者；米萊在阿根廷大搞經濟自由化，只能把本國經濟的組織者地位拱手讓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資本。但也有很多人對米萊的演講推崇備至，說米萊是本次達沃斯論壇唯一的明星，光芒四射。而在網路防火牆之外的社媒X上有人則直接吐槽，啥時候中國冒出一個米萊版的總書記，中國人民就脫離苦海了。
阿根廷的問題
中文圈內對米萊演講種種的情緒映襯著中國經濟近幾年嚴重下行的趨勢，似乎正與深陷泥潭的阿根廷經濟同病相憐。米萊去年12月上臺就宣佈將使比索貶值50%並削減公共開支，以減少財政赤字，並抑制高達160%的通脹；與此同時，阿根廷11個省還先後宣佈進入經濟緊急狀態。
美國歐道明大學管理學講座教授李少民對本台分析說，阿根廷遇到的經濟問題與中國還是有所不同，「（阿根廷）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多年以來的高福利政策，政府已經無法維持了，阿根廷有著發展中國家中最龐大的福利制度，涵蓋整個人口。」他介紹說，這包括用水用電、交通方面的補貼，比如用電方面的政府補貼導致每度電只用繳納五美分，但同時經濟體制的其他方面也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另外，它對私企的管制，不尊重產權，還有對經濟上很多方面的限制，也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
阿根廷曾在20世紀初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在20世紀頭三十年裡，阿根廷的總收入和人均收入甚至超過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但從1930年代，軍政府長期掌權，阿根廷政治和經濟都進入了動盪期。1980年代阿根廷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出現巨額債務。1990年代末，阿根廷結束軍政府，轉向民主體制，但在21世紀初仍多次出現政府債務違約。
米萊上周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暗示了他上臺前阿根廷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集體主義者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嚴格的監管，這產生了螺旋式不斷增加監管的惡性循環，直到我們所有人都變貧窮。」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告訴記者，阿根廷如今經濟上的問題與其歷史上長期軍人政府有歷史淵源，「軍政府實際上是一種專制極權的統治，歷史上他們也採用了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維森2009年曾在中國《經濟觀察報》上發表文章指出，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從軍政府下的國家干預主義體制向民主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沒有相應地建立起有效約束政府官員以權謀私和貪污腐敗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種財富高度集中和壟斷從而社會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影響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
李少民則認為，阿根廷高福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可以理解為是對過去軍人政府極右體制的反彈，「這種反彈，我認為是造成了泛民主，就是高福利，因為選票裡就是窮人多啊，窮人就是要求各種分配。」
中國的問題
米萊在演講中還專門強調，目前在世界不同地方接受或流行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義、新保守主義、進步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還是全球主義等等，「都是集體主義的變種」。
把社會主義歸結為集體主義的變種似乎正打中中國官方所宣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調。但李少民認為，中國顯然並不是所謂社會主義，而是在專制獨裁體制下的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好的資本主義，「第一，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法治，因為現在共產黨說得很明確了，就是党領導法律；沒有這第一個，也就沒有第二個，就是沒有對產權的保護，中國的私有產權，黨說要拿走他就拿走。沒有這兩個條件，中國的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資本主義。」他強調，在這個意義上，米萊在演講中所推崇的自由資本主義對中國才是有意義的，「就是說你要建立一個好的自由資本主義。」
米萊在演講中從自由資本主義的立場出發，表達了反對干預壟斷的看法；他的說法是，一些國家「對壟斷進行監管，破壞它們的利潤，並摧毀增長的收益回報，這將自動地破壞經濟增長」。
中國政府近幾年多次出手整治壟斷企業，並宣稱這是為了維護公平的市場機制。單在2021年，中國監管部門就以反壟斷的名義對阿裡巴巴、美團等平臺企業，開出了220億元人民幣的罰單。
謝田教授則分析說，壟斷需要干預，但關鍵是政府以什麼方式來干預。他也提到了阿裡巴巴的例子，「中國如果是想打破馬雲的這種壟斷，只要開放讓西方的支付方式進來就好了，而不是由政府來粗暴地干預。」他強調，中國針對馬雲的螞蟻金服採取的反壟斷措施，還不止是打破壟斷的問題，「中國政府實際上用反壟斷的手段把（螞蟻金服）搶過來，變成國有，而國有實際上是更大的壟斷。」
李少民則說，現在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把整個國家當作一個大公司來管理，「中國可以運用舉國的資源，他要發展一個行業，就把舉國的資源都放在那個行業裡，然後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公司一樣在世界上競爭，這就很可怕。為什麼？因為他既有國家的實力，又有企業的靈活，全世界只有中國一個國家這麼幹。」
李少民就此提出忠告說，米萊的演說宣導自由資本主義有其道理，但這當中也存在危機，「他（中國政府）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不僅這個政府沒有衰敗，而且繼續擴大，對社會經濟控制越來越多；更重要的是，他這種舉國模式並不是像米萊說的那樣，政府一干預就低效率，他這個模式在世界市場上有超級競爭力。」他強調，如果全世界民主國家都變成米萊所宣導的那種小政府，他們怎麼抗衡中國政府主導的這種舉國大公司？
中國的道路
米萊的講話雖然是以阿根廷自身的經濟狀況為背景，但其提出實行徹底的自由資本主義是長久以來在世界範圍內討論的普遍性問題。中國能否走這種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界反復在爭論的話題。
謝田說，中國最後可能不得不走米萊所宣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道路，「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是私有產權的問題，真正把私有產權歸還給百姓，但這個事情只可能在解體中共，也就是中共不再當權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他強調，現在中共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自動放棄權力。
李少民則說，中國政府不會自願走這條道路，「西方唯一的辦法就是聯合起來對中國模式說不，實際上還是得脫鉤，就是要想辦法告訴他，你這樣下去不行。」他指出，只有在這種壓力下，中共才可能改弦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