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李克強去世了，但「有的人」還活著
文/VOA鄧聿文
今年三月離任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因突發心臟病去世，這個消息震驚了每個人。很多人也許想過中國某位前領導人的去世，但這個人決不會是李克強，因為他只68歲，而且身體看起來不錯，之前從來沒有傳出他有心臟方面的問題。以現在的生活水準和醫療條件，不說一個前國家領導人，就是普通民眾，68歲也不意味著老之將至。
李克強的突然離世，讓我想起中國詩人臧克家的《有的人》這首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從中國網路和社交媒體看，人們對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該去世的時候去世，他做總理時的鬱鬱不得志。鑒於中國的輿論審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話說得很明，可能夠看出某種不可言狀的悲憫在內。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相比，後者也是病逝於心肌梗塞，暗示這裡存在某種陰謀，而不是一種意外。
李克強政績並非處處成功
中國人看重蓋棺論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訃告稱李克強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這個評價對當代政治人物來說，應該是相當高的。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當然要從政治角度，也即從事功和政治倫理兩個方面看他帶來的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和價值。從事功而言，儘管官方的訃告列舉了李的很多政績，然而，他十年總理，似乎沒給中國留下可稱道的「遺產」。他的招牌式語言「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及其背後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聯網泡沫和P2P之類東西。要仔細盤桓他的政績，確實很難找出哪件帶有鮮明的李克強色彩。某些被認為是他所主導的政策，如城鎮化，實踐證明，思路有問題，並不成功。
然而，做總理十年未有值得稱道的政績，固然某些方面說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這不是他的錯，要說他的錯，錯就錯在他和習近平搭班子。有習這個說一不二的主，他註定無所作為。李不像朱鎔基，性格強勢，也不像溫家寶，遇到了一個弱勢的胡錦濤。這兩個總理在他們的總書記領導下，有一個很大的政策發揮空間。可是他遇到的習近平，是一個要獨佔權力的人，黨政軍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總理的權力被大大地限縮，國務院淪為政策執行部門。
其實，李剛上臺就任總理時，也曾意氣風發，想大幹一番，那時習立足未穩，也給了他這個空間，所以在頭兩年裡，流行著一個「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反映社會對李的期待，認為有著市場理念的李，將能很好地把鄧小平開創，但在胡錦濤時期已經事實停滯的改革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簡政放權，放鬆管制，減少審批，尊重市場，創新驅動的一套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來，中國或許建成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不是現在的偽市場。可惜，在原本屬於總理的經濟大權，也被習剝奪了。尤其在習成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政治緊箍咒下，他雖心有不甘，但無法走出習的陰影，最後只能一事無成，這無疑是李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李克強心掛民生，驟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國對政治人物的評價，除了事功，還有道德和倫理，這後一方面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顯重要。中國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和掃滅匈奴的漢武帝，事功在歷代帝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然而由於存在道德瑕疵，殘暴，不善待百姓，濫殺群臣，後代歷史對他們的評價實際都不高。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儒家傳統強調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責任倫理，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尤其帝王如果有才無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虧損的，不是合格的領導人。
在中共的幹部隊伍裡，李克強是相對清正廉潔的，之所以說相對，是官場和民間並沒有傳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麼腐敗醜聞，能夠做到這點，在腐敗醬缸文化的中共，已經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來脫不了他本質上的「書生氣」，他不是一個耍陰謀詭計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的得意猖獗之徒，從和他結識與交往的人的講述來看，對他的為人和從政，都有不錯評價。客觀地說，李的為官之路是比較順暢的，學生時代就是党培養的物件，以後一路綠燈，由團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決策層，直至總理，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般來說，做官順暢的人容易生驕嬌二字，但李沒有，確實難能可貴。當然，對政治人物而言，政治倫理最重要的是對百姓的態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記者會上，公開承認，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僅這句話，就說明他是個心掛民生的總理。
這樣一位前總理的去世，而且是以這種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會讓人哀痛和惋惜，覺得不公。人們在心裡會問，為什麼老天不講眼，死的是李克強而不是他們討厭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會覺得，他的突然去世不僅僅是意外，裡面還有某種「邪惡」和陰謀的成分。如果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因為在習治下的中共，人們看到太多骯髒的東西，好人是很難在這個政治體中混下去的。從這個角度看，李在游泳時突發心臟病，容易讓人想到，這是鬱悶和憋屈所致，既對國家前途，也對他所屬的團派命運，或許還有對民生的艱難，憂慮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
對中國社會來說，李克強的去世，會讓精英階層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員和團派官員，感覺兔死狐悲。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被反對習近平的精英階層寄以希望，把他作為接替習的人選，幻想著哪天他不忍了，同習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團派全出局，他們才基本死了這個心，也覺得中共政權徹底沒救了。李如果是在開明專制下，他對改革和市場的堅守，對百姓的同情，會讓他成為一個有作為的總理，但在習時代，註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負的。習不會容納一個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的人做副手，沒有把李半途趕下就已經不錯，不可能支援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國。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別是中共這種整齊劃一，強調服從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他不敢或不願去挑戰最高權力。他能夠做的，就是在臨近退時，發幾句呐喊——「改革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來，這有某種壯志未酬的悲愴意涵在內，顯示一種不甘心的姿態，但也僅此而已。
這當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難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時代和所屬利益集團，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趙紫陽都不現實。胡趙經歷過戰爭，也經歷過文革，對中共體制的荒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夠走出這個體制，甚至和它某種程度決裂。李雖然也經歷過六四，但他在這場運動中畢竟沒有選擇背叛黨，而是要在黨的體制裡改造黨，他走的是這條補牆工的道路，所以，歸根結底，他是黨的人，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隻啄木鳥或者補牆工，但習近平不給他這個機會，習認為他的補牆方式只會使黨更軟弱而不是更強大，因此，他只能對習曲折表達不滿，而不敢公開和習抗爭，更不敢和黨分手，他沒有這個魄力，人們也不應指望他有這個魄力。自六四之後，在黨的高級幹部裡，從來沒有人公開叛黨，哪怕他們對習非常不屑，對黨的黑暗非常瞭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對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這股濁水中成為一個清流，已經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離世舉世震驚乃至悲痛，人們用他是一個「好人」、人民的「好總理」，來表達懷念和尊重之情，已經映照出了人心。誰心上裝有百姓，誰只是嘴上說說，人民是很清楚的。對他的哀痛其實也看作是對另一個人的譴責。還用臧克家的那首詩來結束吧：「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場可以看到/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連結:聿文视界：李克强去世了，但“有的人”还活着 (voachinese.com)
國事光析：「李克強悲劇」並未落幕
文/VOA吳國光
半年多之前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在年僅68歲的時候猝然去世，輿論震驚。編輯希望我寫寫這個話題，礙難推辭，只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從何說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說沒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入學，我和李克強同時進入了北京大學，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個時代的校園很活躍，我們入學之後不久就相互認識了，關係雖不密切，但也時有過從。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舊物時，我還發現大學時代日記裡記有幾筆和他的交往。那個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同學。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來往不多。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我參加中共十三大籌備過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某天到團中央座談如何改革群團組織，劉延東、劉奇葆出面接待，與他們同為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專門過來與我寒暄了一番。不過，那時我已經從北大同學那裡聽到了一些對他的不滿，起因在於：1986年冬天有一場全國性學潮，李克強專程到北大坐鎮，嚴令要控制住校園，決不能讓北大學生上街。為了所謂政治前途，看來李克強已經放棄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國，隨後我與血腥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中共徹底決裂，再次見到李克強就是任教香港的時候從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中看到了。那時他已經貴為河南省長，陪同江澤民視察的時候，完全沒有了當年校園裡的意氣風發，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說不上奴顏婢膝，卻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現在回頭來看，他的人生悲劇，那時已經漸入戲骨。
當然，不僅僅是李克強這樣做。多少當年的青春志士，後來都走上了這樣的人生道路：為了當官，為了發財，為了權勢，為了名利，不斷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國所需要、所信任、所賞識、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這樣的價值觀來看，李克強還被視為七七級一代人中最為成功的，畢竟坐上了總理寶座。曾經最有希望、也最有歷練而可能推動中國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強為標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產黨制度是毀滅良知的
公平地說，即使是身為中共高官的李克強也還應該良知未泯。輿論還記得他關於中國有六億人口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的實話，線民這當口也在重複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無奈之言。我記憶猶新的是，他在總理任上曾經回憶起毛時代農民出外乞討還需要黨組織開介紹信的事情，以此說明中國不能倒退到毛時代。李克強在安徽長大，並曾經在鳳陽插隊，毛時代那裡的農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討飯，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飽一年間的肚皮。那個時代，我在家鄉魯南地區生活，冬天裡常能見到這些操著皖中或蘇北口音挨家挨戶叩門乞討的人們。這是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而李克強沒有忘記它，這就是良知還在了。
然而，這正是李克強人生悲劇的又一體現。他應該知道，良知是與共產黨體制難以相容的。也許，他有想過，有一天當自己當上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時，他可以改變這種體制，使之與良知相容？確實，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決賽中輸給了習近平。問題是，習近平是靠什麼贏得那個位置呢？有人說是善於裝孫子，有人說是身為紅二代，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為了阻擊胡錦濤選擇的接班人李克強而選擇了習近平。很明顯，這一過程如何展開，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決定的。為什麼江澤民曾慶紅就比胡錦濤更有力量來決定是李還是習？還不是因為他們掌控軍隊，掌控政法，也掌控黨機器。一個掌控暴力機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麼可能與良知相容？怎麼可能容許你去改變這種體制？
既然不相容，還要去適應，這就難免出現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劇。也許那裡有兩個李克強：一個李克強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制內沿著權力等級步步攀升，一個李克強還保留了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於民眾的同情心。殊不知，後者在共產黨權力場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軟肋。當習近平和李克強在2012-13年開始了十年共事的時候，李克強黑不過習近平，壞不過習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習近平欺侮。重複一句：這不是習近平的本事，而是共產黨制度所決定的。所謂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按這套遊戲規則玩，越黑越壞就越是能贏。
活得憋屈，死得窩囊——也是史達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李克強的從政生涯固然是一場悲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在他已經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齡而提前退出領導層之後的短短七個月後，他的人生會這樣突然地落下帷幕，為悲劇再加一層！68歲，對當今的人們來說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條件那麼好，更是個個高夀如龜。李克強的死，其中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手腳呢？人們可以這樣質疑，但沒有人能夠知道答案。對此，我只能說：被謀害死也好，因為多年心情壓抑、感覺窩囊而引發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內的。從史達林時代怪案連連，到毛澤東當年整王明，再到周恩來不能及時開刀治癌，活得憋屈並死得窩囊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多了去了，也都是「史達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共產黨制度下，誰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窩囊呢！想一想「鐵鍊女」，那活得豈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萬逝者，那死得豈止是窩囊！或者說，前幾個月還志得意滿的秦剛，現在難道就活得不憋屈嗎？若干年後的習近平，誰又敢說他會死得不窩囊呢？因此說，儘管李克強的人生悲劇已經嘎然謝幕，但「李克強悲劇」遠未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