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焦點評論

習近平的中亞之行是否能達到其目的?

2018年9月11日,習近平和普丁在海參崴(中國傳統上稱「海參崴」)的東方經濟論壇上

文/德國之聲中文網

對習近平而言,本週的中亞之行意義重大。畢竟他把自己憋在國內近三年,在國內經濟成果並不十分燦爛的情況下,有必要通過打外交的牌來彌補自己在經濟領域的過失。 那麼,他這次中亞之行,是否能實現他「新時代」的新外交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看一下,他這次中亞之行的具體計劃。

習近平這次去的目的是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元首峰會第22次會議。上海合作組織儘管在2001年就建立了,但長期來中俄本身關係的不順,以及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的擴張不滿,該組織成了大家每過一段時間一起聊天的地方。但是,這個情況在最近幾年尤其是烏克蘭戰爭後有所變化。

上合組織對抗西方

2017年,上合組織首度擴容,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今年又批准了白俄羅斯的申請。當前,上合組織8個會員國地區面積覆蓋超過地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人口總數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上合組織第二次擴展是今年撒馬爾罕峰會最為核心的議題之一。除伊朗正式加入外,包括阿聯酋、敘利亞、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10個國家也表達希望加入上合組織。其他候選國還包括緬甸、柬埔寨和尼泊爾。當然,這個組織的核心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本身的情況也在變化。所以,很難想像在成員國擴展後,會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但是,不管是北京還是莫斯科,抱團取暖的需求很大,至於俄羅斯更是想利用這個機會表現出自己並不孤立。而此次峰會以及擴展成員國至少在表面上能帶來這個效應。

儘管印度在該組織中有自己的打算,而中亞的幾個原蘇聯共和國特別是哈薩克各自有自己的外交思路,但總體來說,上海合作組織似乎能為全球的威權主義對抗西方國家的民主陣營,起著一定的作用。而習近平當然也很希望通過此峰會來證明其”東升西降”的全球格局判斷。

象徵性的習普會面

習近平以及他手下的外交部是力挺跟普丁為首的俄羅斯結盟的主要力量。從這一點上來說,利用這次峰會跟普丁見面也就顯得十分重要。 而客觀上,前幾天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戰書訪問俄羅斯,已經為此會面鋪好了路。

從中方來說,習普峰會是建立在以下幾個前提之上的。首先,中方對俄烏戰爭押寶押在俄羅斯身上,儘管表面上中方自稱在這場衝突中採取「中立」態度,但不管是戰爭前還是戰爭發生後,習對普丁的「心有靈犀一點通」是不言而喻的。這次烏克蘭戰爭,又使得中國成了一個很大的得利者。

不巧的是,這次上海組織元首峰會的時間口正好是俄羅斯在烏克蘭侵略戰爭中受挫最大的時期。當然,普丁是一個死不認輸的人。相反,他依然裝得很有信心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能源牌、糧食牌,讓「友好國家」跟著自己走。 而問題是,他的那些友好國家在關鍵問題上往往都是一些騎牆派。 最近,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看到烏克蘭軍隊在東部的神速進展,已經開始向烏克蘭拋出橄欖枝,說了一套好話,並準備恢復跟基輔的正常外交關係。而儘管栗戰書在莫斯科時對普丁滿嘴討好,但這幾天一看到烏克蘭軍隊的成功的大反攻,知道情況不妙,於是突然在習普會面事上,不做太多的宣傳。並通過有關渠道,釋放出如下言論:「栗戰書訪俄展現了中國對鞏固與俄羅斯關係的重視,但不代表中國會在烏克蘭局勢上加碼支持俄羅斯。」

當然,習近平知道,自己弄不好對普丁還是有所求的。譬如說,一旦台海發生戰事,如果有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幫一手,豈不是一件好事?而普丁在前段台海緊張階段,似乎也發出了類似的暗示。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在跟普丁的會面中就會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即一方面做出體面的許諾和口頭支持,另一方面又給自己在普丁烏克蘭戰爭徹底失敗的時候留下一條後路。

一帶一路的標本項目

習近平這次去中亞有一個重要議程就是,屆時將會簽署中吉烏鐵路修建協議。這也就是他中亞之行的第三件要做的事。 畢竟,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的大作,而且,中吉烏鐵路項目可以說成功率相當大。這條鐵路走廊與外高加索走廊相連,將建成統一的擴大中國大陸對歐貿易的交通運輸網路。此鐵路建成後將是從中國大陸運輸貨物到歐洲和中東的最短路線,貨運路程將縮短900公里,時程節省7至8天。習當然想通過此事來強調自己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而並非「大撒幣」。  這在他重推的「中巴經濟走廊」不走俏的時刻,是場「及時雨」。

要知道,延宕多年的中吉烏鐵路項目,也是在獲得普丁點頭後,才能正常準備進行。 從這一點來說,習近平似乎也欠著普丁的情面。而客觀情況是,俄羅斯由於烏克蘭的戰爭,已無法再好好照顧它的「後院」,而中國正好利用這個時機,加強其經濟擴張。

總之,習近平這次中亞之行除了中吉烏鐵路項目,其他均是表面文章。也就是說,表面上來說,習近平完全可以在中共二十大利用他的出訪來表明其外交政策的偉大正確。但實際上,北京心裡更擔心的是,一旦目前的烏克蘭的大反攻影響到俄羅斯國內政治、從而動搖普丁的執政根基,上海合作組織的前景也就很難再有樂觀的發展。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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