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防狼噴霧對向法官–反思司法體系不受控、不受理的體制性霸凌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
司法救濟走向死局
民國115年3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就我於2月2日代理提出的臺灣苗栗地方法院霸凌少年及家事庭前法官周靜妮申訴案發文，答覆以本案已經115年第1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審議，決議不予受理。3月30日，懲戒法院職務法庭做成《115年度懲上字第2號》判決，駁回周靜妮就《111年度懲字第1、8、10、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之上訴，維持一審撤職之決定。
我們霸凌申訴和上訴理由的交集，為苗院時任院長陳雅玲濫權的不當監督對周靜妮造成了霸凌及因此而加重的身心職業傷害，前者涉及人格尊嚴與勞動權問題；後者與健康權關聯。
陳雅玲院長的濫權監督以及臺灣高院和司法院對陳雅玲的支持，於周靜妮整體法官人格的最後圖像，具有直接的破壞作用，因而應當承擔與有過失的責任，乃不可全部歸責於周靜妮，而對她施以最嚴厲的處罰。然而令人萬分遺憾的是，從法官自律、法官評鑑、監察彈劾到懲戒審判，這悠悠漫長的五年歲月中經歷的所有程序，皆未就周靜妮的身心健康與法官人格圖像與工作表現斷崖式下墜間的關係進行醫學上的正式鑑定調查，評鑑委員、法官和監察委員的職權認定取代了醫師關於健康因素與職權行使關聯性的專業判斷，這誠然是證據法則的濫用；更者，苗院陳院長的不當行政管理與監督是自始至終被完全排除在其與有過失責任的調查審理範圍之外，院長正常的監督行為對法官造成的身心壓力自然不能率斷為霸凌，我們亦未如此主張，但高院和懲院卻能如此為《鏡週刊》法記者劉志原譽為司法鐵娘子的陳雅玲迴護，而對我們所指的監督權力的濫用和霸凌處分的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本人於去年12月23日早有〈司法鐵娘子的法院霸凌責任就這麼轉嫁了嗎？〉批評懲院一審判決，二審故我，這是選擇性的司法，標準的官官相護。
霸凌是一個新興的法律概念，民國114年7月立法院修正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始有規定：「職場霸凌，指本機關人員於職務上假借權勢或機會，逾越職務上必要合理範圍，持續以威脅、冒犯、歧視、侮辱、孤立言行或其他方式，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致公務人員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本條於115年1月9日施行生效，但臺灣高院則更早已於民國112年3月依修正前《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頒布有《臺灣高等法院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處理要點》，在觀念和制度建構上乃優先於立法院、考試院與行政院，114年7月立法院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11月高院即依考試院114年6月頒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9條修正頒布了現行的《臺灣高等法院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該一行政規則於第3點第2項對職場霸凌之定義：「係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藉由權力（利）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之持續性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
懲院與高院：霸凌下仍要自律與自我管理
我們向高院申訴的標的主要為苗院前院長陳雅玲110年1月25日至111年1月29日期間以所謂緊急預防危安措施名義針對周靜妮所做至少五波的連續行政處分與相關措施。在上述期間，霸凌法制還未完備，陳雅玲院長或許得因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可免除責任之追究，但高院和懲院審理周靜妮案件期間，霸凌法制已經建立，周靜妮在被移送懲戒的104年4月至111年3月17日的違失行為，因所受霸凌的不友善工作環境的影響，陷於事實上的特別艱難處境，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期待可以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因此期待可能性原則應受到懲院職務法庭的正視而納入懲戒裁處的考慮，而承認其違失行為有阻卻責任之事由，對周靜妮之裁處做出寬恕的減免，此亦為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援引，而可證之於《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以及《法官法》第101條之1第2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職務法庭之案件尚未終結者，……其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法官、檢察官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法官、檢察官之規定」。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於裁罰處分的延伸適用，即為新舊法競合的從輕從有利原則，而新舊法的競合，並不只限於裁罰處分的種類，也應包括關於其行為可非難性程度的阻卻違法事由的增減。112年3月後新增的司法霸凌法制，係因霸凌為社會各界與司法界所重視而訂定，故而懲院的認事用法，不能迴避或輕忽周靜妮所指控的霸凌問題，而應當要此一基礎上，判斷周靜妮是否還有基於自律義務而承擔「自我管理的完全責任」的社會期待可能性。
預防危安措施形成敵意環境
陳雅玲院長針對周靜妮，自110年1月25日起，即向苗院全院發布緊急預防危安措施並通報高院和司法院，至111年6月周靜妮辭職，總共至少通報5次。陳雅玲院長明知周靜妮身心健康不佳，並早有休假之請求，卻未依民國94年即已頒布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17條第6款規定之精神：「公務人員遭受心理、精神方面之侵害時，視情況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進行諮商輔導或治療照護」，積極協助進行諮商輔導或治療照護，而毫無輔導作為，如將之調職或給予留職停薪。如此密集的危安通報，卻將周靜妮及其家屬蒙在鼓裡，造成周靜妮在苗院孤立無援之狀態，形同對周靜妮的霸凌，而且是體制性的集體霸凌。
其霸凌事證如下：（參：臺灣苗栗地方法院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通報表，苗院政字第1100000011號、第1100000023號、第1100000066號）
1.110年1月25日，109年度法官職務評定會議後，周靜妮在法官職務宿舍精神異常情緒失控，夫婿曾建元為避免意外，請求法警協助以及自請救護車在法院院區內宿舍樓下待命送醫，而後因周靜妮情緒緩和，乃將救護車與警車請回。當晚本人緊急請求法警通報陳院長，盼她協助家屬安撫周靜妮，法警回報陳院長下班後不處理公務，未留聯絡電話，本人山窮水盡之際，只能設法找到前苗院院長時任司法院副院長蔡炯墩，請其以簡訊鼓勵內人。次日1月26日上午，周靜妮由母親蔡銀妹與夫婿曾建元陪同請見陳院長，為前晚風波致歉。當日陳院長即命政風室主任林昀靜向高院和司法院為第一次預防危害通報。
陳院長將此事送交法官評鑑，指摘周靜妮「無端呼叫救護車、勤務中心，浪費緊急救護資源之行為，無論係受評鑑法官授意或放縱其家屬任性而為均屬不當」（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110年度評字第3號》），對周靜妮及其家庭面臨之緊急危難毫無知覺與同理心，令人齒冷心寒，難道救護車要用上才算物盡其用嗎？所幸法評會未接受陳院長此之指控；
2. 110年2月1日至5日，周靜妮因情緒異常由母親與夫婿陪同或單獨一人連日求見陳院長，陳院長於2月5日命苗院政風室主任林昀靜做第二度預防危害通報，當中指摘周靜妮「無視院長有緊急公務或科室主管研議院務，遲遲不願離去，所言反覆，言詞偏激尖銳，並以其憂鬱症發作會輕生、找立法委員開記者會等言語要脅恐嚇，嚴重影響院長處理公務」。實則係周靜妮家人擔憂意外，而請求陳院長協助安撫周靜妮情緒，並非故意要打擾妨害陳院長處理公務。法評會評鑑決議書《110年度評字第3號》就此駁回陳院長指控，而指周靜妮「病況嚴重，其言語過於偏激雖有可議之處，然尚難認此部分有何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情事」。由上再次可證陳院長對於周靜妮處境之危急毫不理解與體諒，對於領導情境之建立全無觀念，不知如何樹立院內同仁對陳院長領導之信任、信心與尊敬；
3. 3月17日，苗院110年度第一次法官自律會議，決議移送評鑑，周靜妮當日情緒失控，陳院長命政風室主任林昀靜於次日做成第三度預防危害通報，並與書記官長劉秋雯共同做成指示，在苗院辦理緊急預防危安措施如下：
- 法警室值班警及政風室人員密切使用監視錄影設備及門禁刷卡紀錄，
- 留意通報周法官院內動態。
- 由總務科將院區辦公大樓、少家庭大樓及法官職務宿舍各樓頂出口先行關鎖，以防意外。
三、由政風室提供少家庭同仁備用防身噴霧並提醒各法官辦公室緊急壓扣位置。
四、周法官門禁管制卡權限暫予調整，僅保留少家庭辦公區、宿舍區為地下停車場通行權。
五、少家庭同仁、工友於周法官在辦公室時隨時保持警覺，如察覺異狀，立刻通報。
六、緊鄰周法官宿舍之其他法官住戶，如察覺異狀，立刻通報。
上該措施完全對周靜妮保密，卻導致周靜妮自此在院內進出完全受到監控，進入院區辦公大樓完全受到法警奉陳院長命令實施攔阻，圖書室和休閒運動設施之使用權利，與本院同仁之互動往來遭到完全斷阻，少家庭大樓員工由法院發給防身噴霧提防周靜妮，亦造成人人心懷戒懼，避免與周靜妮接觸，以致周靜妮在未經告知情況下陷入人際完全孤立、冷落與受到歧視、侮辱的狀態，人身自由受到體制性的嚴重限制，人格尊嚴在人後的議論中更受到踐踏。周靜妮本即對於人際關係相當敏感，作為一個人，也應當擁有正常的社交活動以維護身心平衡，苗院之處置，已使苗院全院上下同仁不得不對周靜妮有所戒備或保持距離，而形成對周靜妮具有敵意性或冒犯性之不友善工作環境，導致周靜妮的身心健康問題無從在由友善的人際關係所奠立的友善工作環境得到修復改善的機會。周靜妮心中感到有異，似乎遭到排擠，因而怯於進出法院，工作情緒低落，法院內人際關係支持系統形同瓦解，工作成就動機喪失，績效表現更形走樣。司法院與高院容許苗院以此一霸凌措施對待周靜妮，復針對性地加強對於周靜妮在遭受體制性霸凌情形下的職務監督與管理考核，以行政資源投入蒐集周靜妮違失情事，自然可以達到迫使周靜妮離開法官職務的目的。
4. 8月19日，苗院110年度第2次法官會議，周靜妮事前自昔日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同班同學湯國杰法官處聽聞少家庭長李麗萍擬提案將少家庭不適宜法官強制調離，苗院中又有此一作為係出自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長謝靜慧建議之耳語。蓋法官適任與否乃法評會等程序有權認定，況周靜妮案件已繫屬法評會，法官會議僅為行政會議，無權對法官個人做道德審判或職務評等，周靜妮因而感到針對性極強，不願面對霸凌場面，遂請假未出席，而提出書面之陳述書說明立場。該會議最終因劉奕榔法官提案，以事實不明，建議俟法評會決議後再為適當之因應措施而擱置李麗萍提案。周靜妮因不滿陳院長主持會議，未將其所準備之書類送請會眾閱覽並於會後不退還，心有不平，於8月20日晚間與湯國杰談話後返研究室情緒再度失控，25日，苗院政風處由主任黃薇如第四度通報高院政風室。
5.111年1月29日，除夕年假期間，周靜妮遭禁止進入少家庭大樓加班，理由未說明，我幫忙從宿舍搬運卷證到法院而不得其門而入，再把卷證搬回宿舍，因數量龐大，只能分批走樓梯搬上3樓，未及搬運者先置於樓梯間，適逢湯國杰庭長路過，以為是周靜妮棄置，驚駭之餘通知法警迅速取走，我再下樓時，已不見卷證。周靜妮因之喪失了最後利用假期自行加班追趕案件審理進度的機會。在年假結束後，終於遭到停職。
苗院政風處依陳院長命令而據法務部廉政署頒佈之《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呈報高院與司法院而經其雙雙支持之前開5次通報，特別是第3次通報的6項安全措施，高院防護委員會聲稱：「係法院內部發生危安狀況之必要作為」，復稱：「其通報客體為危安事件而非針對特定個人，此為機關權限之正常運作」，此實為矯飾之詞，苗院當然不會承認以霸凌之目的而展開上述安全措施，但因前後5次危安通報的對象都是周靜妮，而且刻意不令身為當事人的周靜妮及其家屬知悉，當然是針對防範周靜妮一人而來，而縱使下命之始意純係為預防危害，難道高院和司法院都對於霸凌的外溢效果毫無專業評估甚至一無所知嗎？試問，當苗院經高院和司法院同意，向院內同仁通報周靜妮為危險分子，並且命令法警監控與限制其自由進出本院，針對周靜妮而發給法院同仁防狼噴霧與指導各法官關於其個別辦公室內警報器壓扣之使用，最後為禁止周靜妮進入自己的辦公室加班，一副如臨大敵的陣仗，不會使法院同仁對於與周靜妮互動往來有所警戒、顧忌和寧可走避與保持安全距離嗎？周靜妮當時曾數度告訴家人，感到苗院同仁上下不大願與她在公事外互動，走在路上許多人會繞道避開或者不與她照面，我們家人以為是她與人交往期待落差而生的幻覺，只能一昧地安慰和鼓勵她，直到懲戒訴訟閱卷看到苗院通報公文，始知不是幻覺，她在苗院被集體孤立的霸凌敵意環境，不是因為人緣不好，根本原因是院方的措施導致人人明哲保身，無異為體制性之集體霸凌，高院與司法院之行政處置，至為失當，形同助長陳雅玲以苗院院長名義對周靜妮人格權如名譽權、人身自由、工作權、健康權等基本人權之侵陵。
周靜妮果如苗院認定具有危險性而有預防危害通報和措施採行之必要，則如何仍讓周靜妮繼續執行審判業務，而更對其濫權移送懲戒，而全然未給予周靜妮及其家屬以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上之輔導。此一懲戒前後共三次移送法官自律、評鑑而進入懲戒、一次移送司法院人事審議轉送監察院成立彈劾再移送懲戒，最後合併為《111年懲字第1、8、10、14號》一案在懲院職務法庭審理。陳院長動用苗院大量行政資源對周靜妮一人進行懲戒移送調查，導致周靜妮陷入行政追懲之重重網羅，身心俱疲，卻不願運用安全防護輔導措施幫助周靜妮解決職業生涯困境和療治身心健康上之職業傷害，而啟動司法官僚國家機器，形成以法官懲戒為集中表現之對周靜妮之體制性集體霸凌，實乃周靜妮個案問題解決路徑選擇的嚴重錯誤。但我人實在不忍怪罪陳院長，司法體系上上下下，苗院的相關主管，因欠缺對於霸凌和健康管理措施的觀念，是一致支持陳院長的作為的，而認為這是在整飭官箴而沾沾自喜。
苗院大量移送限期就審，是製造新事端、陷人入罪的開始
另一個帶有霸凌效果的行政監督作為，就是苗院陳院長的濫權移送，將周靜妮推入危難情狀，面臨法益衝突的避難抉擇，再指控其以私害公，違反義務而加以移送，懲院二審判決即作如此認定，但這其實是司法官僚刀筆製造的冤案。
這就是110年3月17日陳院長向苗院法官自律委員會一次移送周靜妮22案後再追加為25案的自律案，而僅給一週就審答辯準備期間。這22案時間橫跨5年，法官日理萬機，業務如山，周靜妮要回顧省視25案案情，需要調卷和準備答辯。本人於去年114年6月24日在《銳傳媒》有〈影印照人心──周靜妮懲戒案件中的調卷與印卷問題〉一文提醒此事，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本人早就指出，關於就審期間，就一般訴訟經驗，刑事訴訟為5-7天、民事與行政訴訟皆為10天，除非有急迫之情形。但那通常都是單一案件的答辯準備，周靜妮有22-25件。如果照此比例，我們如何想像合理的準備期間該需要幾個10天？而苗院陳院長在周靜妮甚至下跪請求下，仍只同意給予7天就審，這就是人為地讓周靜妮法官陷入一個危難，在任何一案都可能導致她受懲去職的情況下，她行使正當法律程序上的防禦權已經在客觀上遭到準備期間上極大的限制，她要如何準備這繁重的25案的答辯？她從事了以下的應變行為：
1.她於3月19日週五請求配屬真股書記官施盈宇協助調取卷證和影印。施盈宇為此請示書記官長劉秋雯。劉官長答以：「如果手邊事情沒有很忙的話，就幫她印吧。」施書記官幫忙印了一些，下班時間一到就放下離開了。懲院二審判決則認定周靜妮請施書記官幫忙調印卷宗為：「倚仗職務要求所轄書記官為其處理個人事務」。法評會《110年度評字第3號》評鑑決議書則稱周靜妮為「公器私用」。事實是施書記官用的是公餘空檔時間協助周靜妮，她既未耽誤個人工作，更未耽誤個人回家時間；而若周靜妮因公涉訟被認定為私務，那麼她利用院內公有影印機印卷，不也是公器私用？但她要去哪裡找影印機印卷？
2.周靜妮因院內影印機不堪大量工作而故障，無法在院內完成印卷，不得不請我於週末假期自臺北南下苗栗進院協助，懲院判決認定周靜妮容許我將借調卷證攜出法院外影印，乃違反《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調卷處理要點》不公開與保密規定，構成涉密風險。請問，周靜妮為答辯準備必須影印卷證，在院內機器故障的情況下，要等到下週一上班日總務科有人上班前來修繕還需兩天，而下週三即為自律審議期日，我不為她承擔洩密風險外出影印，以讓她有時間閱卷和準備答辯，那還能怎麼辦？
3.周靜妮因答辯準備時間不及，不得已推遲了週一的審判庭期，懲院二審認為係「為處理私務或無故恣意取消庭期，影響當事人權益」。周靜妮因公涉訟，是要處理法院院長對其審判工作適任性的指控，不是一般的私務，陳院長故意不給予充分的就審答辯準備期間，等同於設局套殺，陷人於罪，是對周靜妮司法上防禦權的侵害，就是司法迫害。周靜妮不是在堆積如山的移送案卷前束手就範，她若不服而掙扎，勢必動輒得咎，好像被絞殺結（Strangling Knot）綑綁，越想掙脫纏得越緊，越令人窒息。
周靜妮的命運在陳院長大量移送卻只給一週答辯的決策中已經注定。她在危難狀態下的法益選擇問題，是阻卻違法的避難行為，司法體系怎可以此指控她未能自我承擔和自我犧牲而罔顧法官倫理尊嚴？苗院陳雅玲院長濫權監督，嚴重侵害法官自律正當法律程序權利的行為，竟自始至終都未受到糾正檢討。
陳雅玲院長或許勇於任事，急於翦除她心中認為的不適任法官，但處事操切，急功近利，110年12月16日，苗栗縣110年度苗院、苗栗縣政府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暨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聯繫會議上，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就14件當事人查詢案件進度紀錄事提醒苗院。陳院長即命少家庭長湯國杰積極聯繫縣府社會處長楊文志查報周靜妮案件情形。周靜妮案件拖延情形尚在可控制範圍之內，楊文志乃表達不大願意介入周靜妮之事。事實上，在同一年1月，周靜妮曾因開庭問案太久拖過18時30分晚餐時間，為苗栗縣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會工作員胡舒婷向苗院院長信箱反映改善，周靜妮知悉後即致電縣府社會處致歉，由社工督導林佳俞受理電話。陳院長重視本案，乃致意縣府要親自對胡舒婷表達關懷並調查真相，為縣府社會處所婉謝。《鏡週刊》記者劉志原配合報導，稱周靜妮對社工員恐嚇施壓，致胡舒婷工作權受損。實際上胡舒婷工作如常。陳院長以為縣府社會處於胡案必有隱情，所以不讓胡舒婷出面，便將本案移送法官自律和評鑑程序調查，所幸查無實據，最後證明周靜妮清白。年底12月苗縣社會處保護服務科長許淑華回覆苗院湯庭長，起初答覆周靜妮無延遲案件，經再次催促，查出通常保護令及其抗告逾期8件，暫時保護令及其抗告逾期2件，12月28日結算，家事案件未結207件、家暴保護令案未結55件，懲院未就案件審理是否逾期一一為檢視，便斷言此為「無故延滯大量案件未進行審理」。
不健康的司法
108年11月司法院公告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確立健康權為《憲法》第22條保障之新興人權，故而關於法官之懲戒，除了《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應行審酌作為處分輕重的事項外，健康狀況亦應納入審酌。健康狀況之審酌涉及醫學上的專業認定，自不容許司法人員越俎代庖、擅加斷定。
陳院長認為周靜妮職務行使已出現異常情形，而欲加以監督與懲戒時，從未有關於健康權的思考。110年12月23日湯庭長提交給陳院長的職務報告，即就其協助周靜妮於109年12月5日請假兩週至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精神科身心整合病房住院就醫治療失眠與藥癮的經過提出說明，湯庭長指主治醫師蕭銘鴻是在周靜妮的勉強下才受理周靜妮的住院請求的，湯庭長的說法忽略周靜妮確實生病，而蕭醫師也是基於專業判斷做成決定的，而強化了陳院長的懷疑。111年6月28日，監察院監察委員葉大華、王美玉約詢陳雅玲，陳院長答稱關於周靜妮生病的處理機制必須先證據蒐集，但她又不信任周靜妮的病歷，她說：「我接觸的周法官，我並不認為她是生病了。她對我全面圍攻的技巧，真的比我還精明。」接著她也坦承：「雖然我不是醫生，無法判定她有沒有生病」。陳院長在監委之前毫不保留地揭露她的心證，恰恰證明了她對於處置周靜妮自始便充滿了權力的傲慢，而無視於周靜妮厚厚一疊的歷年病歷，自以為是地取代醫師的地位，而偏執地認為周靜妮沒病。周靜妮的身心狀況，被她認為是應對職務要求的策略，所以陳院長也就不以病人看待和處置周靜妮，而不存在同情與支持，然這是不是負責法院審判業務之行政服務與支援的行政領導者該有的素養和本分呢？
陳院長的判斷和決策存在著違憲性的重大錯誤，令人遺憾的是，在周靜妮經歷移送懲戒的漫長過程中，不只陳院長，整個司法體系都瀰漫著同樣的組織氛圍，醫學鑑定程序從未應被付懲戒的當事人的請求而啟動過。現行訂定於民國102年的《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1條，就民間事業中勞工的健康權早有規定，勞工如經健康檢查發現有異常情形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如經醫師健康評估，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雇主「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但對於公務員如司法人員，國家卻未如《職業安全衛生法》提供健康權的明文保障。周靜妮在民國111年2月16日為司法院下令停職，《法官法》第43條第1項第6款規定法官停職，應經司法院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有不能執行職務之客觀事實，司法院是否踐行《法官法》之停職程序而召集專家小組，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周靜妮從未收到過任何告知。
以愛修復司法
周靜妮的霸凌申訴為高院防護委員會議決不受理，很大原因出在關於霸凌的定義，如《臺灣高等法院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3點第2項的規定，霸凌須出於「藉由權力（利）濫用與不公平處罰」所造成的結果，母法《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要「假借權勢或機會」，在認定上傾向個人故意利用權勢壓迫個人的情形，對於高院和司法院所支持的陳雅玲院長這種孤立被視為危險份子的特定法官的所謂安全措施，即體制上的集體作為或不作為所造成的霸凌結果，對個人身心的傷害，是一付義正詞嚴而毫無自覺與反省餘地的面孔。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黃俊杰曾評論本案而特別指出，法院針對特定同仁在院內配置防狼噴霧的行政指示，不僅不符醫療專業判斷，甚至可能構成制度性歧視與違法行政行為。
這與法律學界對於溫暖而富有人性的司法的長久呼籲與期待，有如天壤之別。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曾對警察工作有過如此感慨：「期之如聖賢、趨之如牛馬、防之如盜賊、棄之如敝屣」，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林文舟將之用之於形容法官處境，更為傳神。林文舟最早於100年8月29日在司法院副院長召開的法官人事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上，曾呼籲司法當局應比照教育體系建立對法官的輔導、關懷與支持機制，而非一味透過懲戒方式「淘汰異類」，真是有如空谷跫音的肺腑之言。
周靜妮因不堪司法審判工作之勞心傷身，兼以遭受霸凌無法在苗院工作，不得不於111年6月30日辭去法官職務。四年來在家療傷止痛，我與她並肩持續對抗司法體系的官僚主義和本位主義所加諸的體制性集體霸凌，主張周靜妮長期的憂鬱症是否為職業傷害從而影響及其職權行為，以及霸凌的職場環境，是否也會對於周靜妮的職務行為造成嚴重干擾，乃應受司法上之專業醫學鑑定，這不只是為個人爭一個公道，也希望以個人的憔悴為警惕，呼籲司法院和法務部從維護法官獨立審判能力的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著手，就健康權和法官地位的保障，全面與深度檢討司法人員勞動條件與處遇之相關制度與思維，並重建各級法院主管行政管理與服務觀念，勿教司法霸凌之悲劇再次發生。
我們希望周靜妮的犧牲能換來司法院對於法官健康管理問題的重視，而有一完整的制度建構。我們也會繼續努力，不要讓周靜妮的法律生涯就這樣被司法官僚的鐵的牢籠拘禁終身，而還有新生的機會。
民國115年5月6日晚7時
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