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火再起與中國的原則性中立
于濱（美國文博大學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文/于濱（微信號「俄羅斯與世界觀察」）
【導讀】 近期，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美國文博大學教授于濱在美國太平洋論壇主辦的《比較雙邊關係》（Comparative Connections）2022年第1期上發文。作者嘗試剝開俄烏衝突之前的「迷霧」，剖析了這場不對稱衝突的代價，尤其是對中俄「無止境」戰略夥伴關係的衝擊，指出了中國知識精英爭論俄烏衝突背後的局限所在，最後提出當下中國的「原則性中立」具有歷史、思想與面向未來的多重內涵。
本公眾號編譯該文，供各位參考。如有疑問，請查閱原文（Yu B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Ukraine Conflict Déjà Vu and China’s Principled Neutrality,」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24, No. 1, pp 147-156）。
【文/于濱】
2022年2月也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能說明和平與戰爭的狀態如何在幾天內逆轉，給全球秩序帶來令人擔憂的後果。2月21日北京冬奧會閉幕次日，俄羅斯宣佈承認烏克蘭兩個分離地區（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三天后，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了特別軍事行動，以結束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 「橫行霸道」（total dominance）和「魯莽擴張」 （reckless expansion）（源自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1]的說法）。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並急於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時，中國以其獨立公正的姿態在交戰各方之間慎重其事。
俄烏之戰前的雲迷霧罩
中國對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頗為震驚。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2]說：「如果中國知道即將發生的危機，我們會盡力阻止它。」 然而，俄羅斯外交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加之北約東擴的常態，秦剛所表示的要影響俄羅斯對烏政策的意圖不太可能有效。儘管美國堅持認為[3]衝突迫在眉睫，但在衝突前的「口水戰」迷霧中，俄烏雙方屢次否定戰爭的可能性。回頭看來，北京方面當時更似乎傾向於相信「當事方」（烏克蘭和俄羅斯[4]），而將美國的「警告」視為小題大做，甚至是虛假的資訊。因此，中國直到俄羅斯開始軍事行動後才開始從烏克蘭撤僑（約6000人）。
莫斯科迅速採取行動，填補北京的資訊空白。在軍事行動開始後數小時，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5]致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是美國和北約「違背」擴張承諾的結果。拉夫羅夫補充說，俄羅斯「被迫」採取必要的措施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
王毅[6]的簡短回應傳達了三點資訊：1）中國始終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2）中國承認烏克蘭問題複雜而特殊的歷史背景，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是合理的；3）應通過對話和談判建立一個平衡、有效和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前兩點涉及交戰各方，而第三點則闡明了中國所傾向的解決衝突的方法和最終目標。
第二天，普京和習近平進行了電話交談。目前還不清楚是哪一方發起的這次通話。普京[7]向習近平「詳述」了俄羅斯軍事行動的原因。普京還告訴習近平，俄羅斯準備派代表團到明斯克與烏克蘭進行會談。習近平[8]回應說，中國支援通過對話解決烏克蘭危機。中方認為得到了俄方的積極回應[9]。
2月26日與歐洲高級外交官舉行的電話會議上，王毅[10]重申了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的三項原則，同時補充了兩點：烏克蘭衝突是「中國不願意看到的」，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應該在解決烏克蘭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這五點構成了中國對俄烏衝突的政策核心。
北京在烏克蘭衝突發生後的三天快速行動，意在確定其對交戰雙方的政策尺度。鑒於俄烏衝突積弊已久，這項工作敏感而艱難。在這方面，王毅的說明（烏克蘭衝突是「中國不想看到的」）至少有兩個目的：它向西方/美國表示，北京沒有參與俄烏衝突；同時也示意俄羅斯，中國不傾向使用武力。
後一點尤其有必要，因為普京在2月4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對北京進行了9個小時的工作訪問，似乎給外界造成了一種中國「贊同」俄軍事行動的印象。在普京和習近平簽署的「中俄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11]」中，中國表示反對北約東擴，並「理解並支持俄方提出的構建有法律約束力的歐洲長期安全保障的相關建議」。聯合聲明還重申，「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
北京時間2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現在回頭看，中國在北京冬奧會前與俄羅斯達成一致，主要是為了應對拜登強化聯盟、加大對俄對華制裁力度的舉措。無論如何，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更為緊密的協調，與俄烏開戰後美中關係惡化似有連帶關係。3月13日，美國高官「洩露」了俄羅斯要求中國提供軍援的「情報」，但中國[12]和俄羅斯都予以否認。幾天後，拜登警告稱，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物質支援」 ，就會承擔「後果[13]」。美方沒有具體說明「物資支援」的內容，因此，美國單方面的解釋會對中俄之間的正常經濟交往產生嚴重影響。
此外，美國在中國周邊的外交、軍事活動也在強化，包括針對臺灣地區（例如，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14]計畫於4月17日訪問臺灣地區，但最終未能成行）。與此同時，北約對烏克蘭衝突的關注似乎加速了其向「印太地區」的擴展。4月27日，英國外交大臣里茲·特拉斯 [15]（Liz Truss）強硬發聲，稱英國拒絕「在歐洲－大西洋安全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之間的錯誤選擇」，支援「一個全球性的北約」 ，並稱北約「必須確保像臺灣這樣的‘民主國家’能夠自衛」。
由此，烏克蘭危機打破了西方人對中國「危機」概念的傳統解讀（不準確），即「危」和「機」兩個字分別代表「危險」和「機會」。無論如何，它都是一個危險的時刻，應該謹慎應對。
不對稱衝突之代價
當下烏克蘭危機在許多方面是八年前第一階段衝突的延續和擴大，甚至發生的時間都與不同的冬奧會高度契合。唯一不同的是，經過幾個月的暴力示威，烏克蘭反對黨在索契冬奧會結束前推翻了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16]。此後，俄羅斯接管克裡米亞，以及烏克蘭東部八年的衝突，都是典型的「灰色地帶作戰行動[17]」 （gray zone operations），雙方都有所克制。這一次，莫斯科在北京冬奧會後三天后，就以其營級戰鬥群（BTG）進行了「二戰式的快閃」，但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又被迫回到了「一戰式的塹壕戰」。
在這一極不對稱的衝突中，俄羅斯的困境並非不可預測。雖然烏克蘭比俄羅斯小得多，軍事實力也弱得多，但它得到了最強大經濟、軍事實體（歐盟和北約）的鼎力相助，並獲得全面的情報支持。代表蘇聯海軍強盛標誌的「莫斯科號[18]」巡洋艦被擊沉，西方的情報至關重要。隨著衝突的持續升級，雙方均難以退讓，中國在交戰雙方之間的平衡也變得更加微妙和困難。
中國官方在關於烏克蘭衝突的政策聲明中從未單獨使用「中立」術語，而是將其政策描述為「光明正大、客觀、公正」。3月15日，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重申了這一觀點，即中立和公正的原則。為使概念清晰且簡潔，本文使用「原則性的中立」的概念。
俄烏衝突開始時，中方致力於梳理與俄羅斯方面的問題。隨著衝突的持續，中方也更多地關注烏克蘭方面。在3月1日[19]和4月5日[20]與烏克蘭外長德米特羅·庫勒巴的電話中，王毅重申了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客觀、透明和一貫的 「基本立場」，同時強調了中國對平民所受傷害的深切關注。3月7日，中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對烏克蘭人道主義救援的六點建議[21]，其中包括人道主義行動必須保持中立，避免將人道主義問題政治化，應採取有效措施保護平民，防止在烏克蘭發生次生人道主義災難。
3月9日至14日，中國紅十字會[22]向烏方提供了三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500萬元人民幣）。一周後又增加了1000萬元人民幣（157萬美元）。兩國政府還共同合作，撤離在烏6000名中國公民，此項工作在3月初[23]基本完成。為保持家庭圓滿，在這特別的人道主義援助中，中國允許在烏中國公民帶上他們的烏克蘭配偶的父母。
中國紅十字會向烏克蘭提供了三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圖片來源：紅十字會官網
為表明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上的平衡政策，3月14日中國駐烏克蘭大使范先榮[24]會見利沃夫州長馬克沁·科日茨基，並表示：「作為大使，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中國始終是烏克蘭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重要夥伴……我們將尊重烏克蘭選擇的道路，因為這是每個國家的主權權利」。范先榮補充說：「中國永遠不會攻擊烏克蘭……我們會幫助你們發展……我們將採取負責任的行動。我們已經看到烏克蘭人民如何展示他們的力量和團結」。烏克蘭媒體[25]報導了范先榮的言論，中國外交部[26]也表示贊同。但中國媒體只是引用烏克蘭消息來源報導范先榮的講話。
中國對烏政策謹言慎行，原因至少有三：1）烏克蘭也是中國的戰略夥伴。儘管莫斯科和基輔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但中烏關係基本正常，而且烏克蘭在向中國轉讓軍事技術方面比俄羅斯更「慷慨」；2）烏克蘭一直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國家。2019年，中國超過俄羅斯成為烏克蘭最大的交易夥伴。2021年中烏貿易額增長35%，達到189.8億美元[27]，同年中國企業與烏克蘭簽署了67億美元的合同；3）中國從俄烏衝突中一無所獲。因為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烏克蘭衝突的持續和升級只會讓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已經困難的關係更為艱難。
3月底在土耳其舉行的第五輪俄烏會談[28]有所進展。烏方甚至提議採取中立地位，而俄羅斯則開始減少其在基輔周圍的軍事行動。3月30日，俄外長拉夫羅夫抵達中國參加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三次外長會議，並積極與東道主王毅分享一些資訊。他表示，俄羅斯致力於緩和緊張局勢，將繼續與烏克蘭進行和平談判，並與國際社會保持溝通。
拉夫羅夫在與王毅的會談中談到，此行任務是「以穩定、一致的方式」與中國建立關係。據俄羅斯官方媒體塔斯社報導，拉夫羅夫敦促中方採取「具體措施」，確保兩國元首一個月前簽署的所有協議得到「持續執行」。
針對拉夫羅夫對中國挺俄不力的隱憂，王毅[29]回答說，中俄關係「經受住了國際格局變化新考驗，保持了正確方向，呈現出有韌性的發展態勢。」關於烏克蘭衝突，王毅重申，中國支持俄烏和談。中國期待緊張局勢緩和，以及俄羅斯和其他各方為防止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做出的努力。王毅說，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從烏克蘭危機中吸取教訓。
不過，第五輪俄烏和談的初步結果受到西方「質疑」[30]。據稱，俄羅斯軍隊在4月初在布查[31]「殺害」了烏克蘭平民，談判停火的大門隨之關閉，且短期無望重啟。
中俄「無止境」戰略夥伴關係的界限
烏克蘭危機擴大和升級考驗著中俄雙邊關係的極限。
2021年1月2日，王毅[32]首次提出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無上限」的說法。他告訴新華社記者：「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2021年2月4日，王毅[33]在電話中向拉夫羅夫重申了這一點。
回頭看，王毅的方案至少受兩個因素驅動。一是尋找新的概念框架來取代和超越傳統的軍事聯盟，而這一點已經被雙方多次否定。中國尋找提升與俄羅斯關係新空間的另一個驅動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當時中美關係因貿易戰、「武漢/中國病毒」、臺灣問題[34]等而陷入低谷。對俄羅斯來說，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是可取的，2021年初烏克蘭衝突升級[35]，這與拜登政府2021年的反俄行動同步進行（2021年3月1日美國向烏克蘭提供1.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3月2日對俄羅斯處理納瓦利內案件實施第一輪制裁[36]，以及3月17日拜登稱普京為「殺手[37]」）。
2022年2月4日，當「無止境」這句話被寫進兩國元首簽署的聯合聲明時，雙方似乎均有所獲。普京可能已經決定侵烏，與中國的「無止境」合作意味著能保證中國的中立性，2014年的克裡米亞危機即是如此。對北京來說，在西方發起外交抵制之時，普京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表明，俄羅斯給予了中國大力支持。但這絕不意味中國無條件支持俄羅斯所做的任何事情。
無論如何，俄烏戰事從根本上固化了西方對中俄「無止境」合作的看法或誤解。為了疏解這一「戰略難題[38]」 （strategic predicament），3月25日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39]澄清說，「雖然中俄合作沒有上限，但有底線，那就是聯合國憲章」。因此，通過談判儘早結束俄烏衝突，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各方的利益。秦剛補充說：「更糟糕的俄美關係並不意味著更好的中美關係」。
對於一個新任命的大使（2021年7月到任），秦剛[41]澄清中國的「無止境」俄羅斯政策是必要的。但中國的其他高級外交官[42]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其原因之一是2月4日的中俄聯合聲明已有反聯盟成分作為條件，即「俄羅斯和中國之間新的國家間關係優於冷戰時期的政治和軍事聯盟」。
烏克蘭衝突以外，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也有自身的內在「底線」，或上下限。作為超大型的、獨立的文明實體，俄羅斯和中國均認為自身的獨立和主權高於一切。一個具有自動聯鎖安全機制的軍事聯盟將不可避免地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
也許更重要的是，目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一種務實關係，不受制於意識形態因素。相比之下，20世紀50年代中蘇聯盟時期，共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似誇大了雙方友誼，並在30年的敵對時期（1960-1989）擴大了分歧。雙方都為從友到敵的一步到位的巨變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代價。1989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已將這種不對稱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關係轉變為一種務實的共存關係，並進行了密切而靈活的協調。他們完全有理由排除外部干擾，以保持這種正常關係。
北京的烏克蘭敘事
拉夫羅夫在3月底與王毅的會晤中完全有理由為俄羅斯「結束美國主導地位[43]」的軍事行動尋求更加肯定的保證。儘管中方言必稱「合作無止境」，中方的支持也不是召之即來。首先，一些中國公司[44]規避風險行為，已經放緩或避免與俄羅斯相關的商貿活動，以免受到西方國家的二次制裁。據說中國大型銀行[45]正試圖規避與俄羅斯客戶直接開展業務。雖然規避風險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正常的，就像克裡米亞事件後的幾年[46]，俄羅斯敏銳地意識到了雙邊經濟關係的局限性，即使在正常時期。
3月30日王毅外長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進行會晤 圖片來源：外交部官網
然而，可能引起了俄方擔憂的，欲是中國在烏克蘭衝突方面看似不斷分裂的公共空間。3月28日，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著名漢學家亞歷山大·盧金[47]在美國《國家利益》發表的文章中闡釋道，中國「尚未形成最終立場，在整個衝突中可能會發生變化」。中國「不會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決裂，但會勸說俄羅斯儘快解決這個問題」。
盧金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5月3日，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48]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稱「中國國內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辯論，在親俄和反俄陣營之間日益極化」。
盧金和閻學通都引用了公眾輿論作為他們的論據，然而，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盧金仔細記錄了一些主要輿論「領袖」的觀點，而閻學通則僅引用「反俄情緒」作為中國公共空間高度分化的證據。
但兩位學者都忽略了中國龐大互聯網民中「不那麼沉默」（not-so-silent）的大多數。隨便關注一下中國頗大的網路空間，就會發現人們對俄烏戰爭的意見活躍且多樣。中國官方媒體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官方報導不偏不倚，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中央電視臺《今日關注》節目特約評論員、知名俄羅斯問題專家吳大輝教授甚至直接引用他在澤連斯基內部的「線人」（deep throat）。4月下旬，新華社[49]發表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外長的採訪全文。最近的一項調查[50]顯示，30%受訪者表示支持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20%支持烏克蘭，40%保持中立，這並不奇怪。
俄烏戰事以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全球事務感興趣，他們擁有相關經驗及外語能力，自然更中意一個穩定和可預測的國際環境，以利於他們的專業發展和個人活動。政府因此必須認真對待他們在對烏克蘭衝突或任何衝突中採取更加平衡態度的傾向。在這方面，北京的原則性中立不僅是一種「戰略困境[51]」，也符合中國人的利益，不管它在操作上有多困難。
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中國知識精英對烏克蘭衝突的不同看法。盧金和閻學通都對中國「親俄」立場的若干批評者予以相當多的關注。不過，盧金把他們視為「與官方路線沒有直接關係的個人意見」。但閻學通將這些少數學者的觀點等同於廣泛的「中國公民的反俄情緒」 。
事實上，那些「反俄」學者在烏克蘭衝突發生之前就已經「反俄」多年了，他們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提醒他們的受眾，無論是沙皇和還是蘇俄都竊取了中國大片領土。儘管這類觀點對中國對俄政策制定的影響微不足道，這些學者仍是中國多元化學界的一部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顯然是一個機會，這些「歷史長青論者」可以借古論今。與此同時，部分以西方為導向的知識精英也隨聲附和。而此前由於特朗普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踐踏，以及特朗普極端仇華和種族化的對華政策（例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前主任基隆·斯金納[52]將對華關係界定為美國與「非白種人」的中國之間的「文明衝突」），他們為之尷尬、沮喪，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
然而，即使對知識精英而言，閻學通在《外交事務》一文中也遺漏了一個更為可觀的政治現實主義精英群體，包括從事俄羅斯研究和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他們不一定親俄或反美，但都務實且專業。因此，中國的烏克蘭話語空間應該至少包括三個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政策制定者、普通民眾和知識精英。
最後，中國對烏克蘭衝突的中立態度是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該政策是中國在「一邊倒」（1950年代反美，1972-1981年反蘇）和「兩面樹敵」 戰略（1960-71年）之間的巨大波動後於1982年正式確立。此前片面的外交政策既是冷戰的產物，也出自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國內環境。
結束語：中國跨世紀的兩次中立
中國上一次在與俄羅斯相關戰爭中宣佈中立[53]是118年前的日俄戰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戰爭發生在中國東北。清政府在自己領土上的這場戰爭中保持中立，但此舉未能挽救搖搖欲墜的王朝。而太平洋彼岸「中立」的美國，卻為交戰雙方促成了一項交易。因為美國的舉措眾目共睹[54]（以犧牲朝鮮和菲律賓的主權為代價），美國總統羅斯福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日俄在中國的戰爭雖然結束，亞洲卻在此後70餘年中戰亂不已，四分五裂，社會革命此起彼伏。
此間，伴隨一個貧弱和分裂的中國的是無休止的內亂和外患。相比之下，中國自1979年歷史性經濟改革以來穩步崛起，而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基本穩定和日益繁榮。在冷戰後並不甚有序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例如，在大中東地區和現在的歐洲），中美事實上的和解對亞洲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因此，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全球穩定，許多中國人不希望捲入目前的烏克蘭衝突。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撒母耳·亨廷頓在1993年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認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西方內戰」（Western civil wars）) 的結束。按照亨氏的邏輯，目前的俄烏衝突可定義為「西方內戰2.0」。
中國當前的平衡舉措也可理解為對儒家觀念的某種回歸，以傳統的智慧應對一個混亂的世界。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庸，或保持中間狀態，避免極端化。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季辛吉將古代中國對其鄰國的政策定義為公正和實用主義（impartial and pragmatic），這與秦剛大使對中國在當前烏克蘭危機中「原則性中立」的描述非常相似。
中國的「原則性中立」將如何影響日益危險的「西方內戰2.0」, 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