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紘麟》波蘭政治經驗 林佳龍知多少
外交部長林佳龍於2026年6月23日應邀前往波蘭國會參訪與交流。這不僅是近30年來首度有台灣現任外交部長踏入波蘭國會，更彰顯了雙方在國會外交及民主夥伴關係上的重大進展。
文/葉紘麟
外交部長林佳龍於2026年6月23日應邀前往波蘭國會參訪與交流。這不僅是近30年來首度有台灣現任外交部長踏入波蘭國會，更彰顯了雙方在國會外交及民主夥伴關係上的重大進展。但是，台灣對波蘭的 政治制度與運作向來陌生，如果不能充分理解，對於推動台灣與波蘭政經交流，恐怕會夢幻一場。
波蘭近年的政治變化，若只用政黨輪替來理解，其實是不夠的。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保守派下台、親歐派上台這麼簡單，而是半總統制之下，當總統、國會多數與內閣之間形成特定權力組合時，憲政秩序會如何被重塑，司法獨立又會如何被一步步侵蝕。換句話說，波蘭的問題從來不只是選舉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不只是誰執政的問題，而是執政者如何改變制度規則的問題。
2015年法律與公正黨（PiS）上台之後，外界一開始常把它理解為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府，強調民族、宗教、傳統價值，並以反菁英、反布魯塞爾作為主要動員語言。這種理解當然沒有錯，但若僅止於此，仍然抓不到波蘭爭議的核心。因為PiS最具爭議之處，並不只是它在意識形態上保守，而是它把司法改革、憲政改造與主權敘事結合起來，形成一套足以改變國家權力結構的政治工程。問題也正在這裡：當一個政府不只是想贏得選舉，而是想重新定義制度本身，那麼民主的危機便不再只是政策爭議，而是憲政危機。
波蘭的半總統制原本具有雙重正當性：總統由人民直選，內閣則建立在議會多數之上。這樣的制度設計，本來是希望兼顧穩定與制衡，但它的脆弱性也很明顯：一旦總統與國會多數來自同一政治陣營，而總統又不扮演節制權力的角色，原本應該彼此制約的制度節點，反而可能成為彼此支援的權力聯盟。PiS執政初期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同時掌握總統與國會多數，讓半總統制從「雙重正當性」迅速滑向「雙重集中性」。制度原本設計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的安全閥，反而在政治現實中失去作用。
也因此，PiS推動的司法改革不能只看作一般行政改革。從憲法法庭法官任命爭議、國家司法委員會組成方式的更動，到最高法院相關制度的改寫，這些作法表面上是不同法案、不同機關，實際上卻都指向同一件事：讓司法不再是獨立於執政權力之外的仲裁者，而逐漸成為 政治秩序的一部分。這裡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司法一旦被政治化，國家就會失去最後的中立裁判。當憲法法庭的公信力被削弱、法官任命的正當性遭到質疑、法院判決被視為政治延伸時，法治就不再只是受到損傷，而是開始失去其作為制度信任基礎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它往往是以「改革」「糾正舊體制」「恢復人民正義感」的名義逐步推進。這也是民粹政府在制度操作上最有力的地方：它很少直接宣稱自己要破壞民主，而是宣稱自己要「真正民主化」；它不會說自己要控制司法，而是說要「把司法從既得利益手中奪回來」。於是，本來應該保障權力分立的改革語言，反而變成集中權力的工具。波蘭的情況正好說明，民主的侵蝕未必總是以明目張膽的方式發生，更多時候，它是以改革之名進行的。
然而，波蘭問題之所以比一般司法爭議更嚴重，還在於它很快外溢成外交衝突。PiS政府面對歐盟對法治倒退的批評時，並未試圖回到制度本身進行辯護，而是選擇將這些批評重新包裝為「外部勢力干涉波蘭主權」。這種操作在政治上極為有效，因為它成功把原本屬於憲政與法治的爭議，轉化成民族主義的動員資源。於是，執政黨不再是被追問是否破壞司法獨立的一方，反而成了捍衛國家主權、對抗布魯塞爾壓力的一方。從國內政治角度看，這是一種高明的轉移；但從國家利益角度看，這其實是用主權語言掩蓋制度脆弱，用情緒動員取代制度修補。
問題在於，真正的外交自主從來不是把所有外部批評都說成主權干涉。真正的自主，應該建立在穩定制度、可信法治與清楚承諾之上。波蘭在與歐盟衝突升高之後，所面對的並不只是價值爭論，而是實際的政治與經濟代價，包括法治機制的持續監督、歐盟資金的凍結，以及國際信用的流失。這說明一件很現實的事：當一國內部的憲政秩序受到質疑，其外交空間也會跟著縮小。換句話說，PiS雖然高喊主權，卻在實際上削弱了波蘭的對外自主性，因為它讓波蘭在歐盟內部愈來愈難以被視為一個穩定可信的夥伴。
2023年圖斯克重新執政後，外界一度認為波蘭將迅速回到「正常」軌道，法治可以恢復，對歐關係可以修補，前朝爭議也會逐漸淡化。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政權雖然輪替，制度留下的痕跡卻不會自動消失。前任政府任內形成的司法任命爭議、憲法法庭的正當性問題、以及總統在制度上的否決能力，依然構成新政府難以繞過的障礙。也就是說，波蘭現在面對的，已經不是單純的政黨對立，而是典型的制度路徑依賴：破壞制度往往很快，修復制度卻非常緩慢。
這也是圖斯克政府最尷尬的地方。它必須向歐盟證明波蘭正在回到法治軌道，才能重建外部信任；但在國內，它又受制於前朝留下的制度安排，無法以同樣快速的方式「逆改革」。若它推進太快，就可能再次陷入程序正當性的爭議；若它推進太慢，外界又會質疑它是否真的有能力恢復法治。於是，今天的波蘭呈現出一種弔詭局面：選舉已經改變了執政者，但尚未完全改變制度現實。
如果說波蘭經驗有什麼真正值得台灣警惕的地方，那就是它提醒我們，司法獨立從來不是抽象口號，而是整個國家 政治與外交秩序的支點。當司法仍然被信任，政治衝突就還能回到制度內部解決；但當司法被政黨化、憲法法庭失去公信力、法律解釋被看作政治延伸時，所有爭議都會開始向外擴散，從內政衝突變成國際爭議，從制度問題變成信用問題。對一個身處區域安全與地緣競爭前線的國家來說，這樣的後果尤其危險。
從這個角度來看，波蘭近年的發展並不只是東歐政治的特殊案例，而是當代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一種風險：民選政府未必會反民主，但它可能利用民主授權去削弱制衡；制度設計未必天然穩固，但在特定政治條件下，它可能被迅速掏空；而主權語言雖然容易動員群眾，卻也可能成為掩護內部失序的最好說詞。波蘭今天的困局，正是在這幾條線索交會下形成的。
因此，波蘭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它是不是親歐，也不只在於PiS是不是保守，而在於一個原本被視為民主轉型成功的國家，如何在短短幾年間讓司法、憲政與外交彼此連動失衡。圖斯克政府的上台當然提供了修正方向，但這並不代表危機已經結束。更準確地說，波蘭如今只是從「制度破壞期」進入了「制度修補期」，而後者往往比前者更漫長，也更困難。
若要替這場波蘭經驗下一個簡潔的判斷，那麼可以說：PiS真正留下的，不只是幾項有爭議的法律，而是一個被重新定義過的政治現實。在那個現實裡，司法可以被當作政治戰場，主權可以被用來對抗法治，民主授權也可以被拿來削弱民主本身。而這正是波蘭最值得外界深思之處。
（作者葉紘麟為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與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