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難以實現的群體免疫

文/紐約時報BROOKS

今天的美國還能否贏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不太可能了。

那樣的勝利需要國家凝聚力、為共同利益自願做出的犧牲、以及對制度和彼此的信任。美國對新冠病毒的應對表明，以上所有這些東西我們都缺乏。

2020年，美國人在保持社交距離和新冠病毒檢測上失敗了，成了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成百上千萬的人認為戴口罩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

本周，我的時報同事阿普爾瓦·曼達維利(Apoorva Mandavilli)報導稱，專家們現在認為，美國無法在短時間裡實現群體免疫。這一疾病不但不會被基本擊退，反而會成為一種相對可控的威脅，持續影響幾代人。造成這一後果的主要原因，是大約30%的美國人不願意接種疫苗。

我們沒要你去攻打硫磺島的灘頭；我們是在要你走進一家該死的西維斯(CVS)藥店。

美國人一直是崇尚個人主義的民族，不喜歡聽別人的指揮。但在危機時刻，他們在歷史上仍有能力形成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說的「社會團體」，即一個能夠採取集體行動的協調一致的群體。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贏得這場遙遠的戰爭，數百萬人在國內外服役，回應了「我要你入伍」和「全體美國人」的徵兵海報。

那種對民族性、對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意識，正是今天的美國人所缺乏的。研究人員和採訪過不願接種者的記者發現，已經損害了政治的不信任、猜疑和分化如今正在阻撓疫苗接種的進展。他們發現這些人懷疑醫療機構或任何機構的能力，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同胞要哄騙、蒙蔽和傷害他們。

這種「你唯一能信任的人就是你自己」的心態促使人們把自己視為個體，而非公民。最近，《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聯繫了十幾個拒絕接種新冠疫苗的人。他們經常使用的論點你可能也聽過：我又不面臨什麼危險。我可能已經感染過病毒了。如果我未來感染了也不會那麼嚴重。我為什麼要冒險接種實驗性的疫苗？

他們的推理大多基於個人。他們考慮的是對個人而言，什麼是正確的，而非對這個國家及其最弱勢群體而言，什麼是正確的。這不是說他們不認可自己作為公民的責任；顯然他們從不覺得自己應該承擔任何責任。當湯普森要他們從更廣的角度進行思考，他們似乎感到驚訝並深受震動。

造成這種孤立和不信任的原因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樣多。但我們可以點出幾件事。大部分時候，不信任是有其原因的。任何社會的信任水準往往都合理準確地反映出該社會值得信任的程度。信任度就是某人支持你的次數與某人出賣你的次數之比。邊緣化群體往往最不願信任，這是有合理解釋的——因為他們被出賣了。

另一件事就是，不信任一旦生根，往往就會加速。如果你不信任周圍的人，因為你覺得他們價值取向糟糕或想要傷害你，那你就會在解決常見問題時反應遲緩。你的問題往往會惡化，而這又會證實並加劇你的不信任。你已經進入了不信任的厄運迴圈。

許多美國人已經在文化、政治和社會層面上脫離了國家生活。因此，國家很難採取集體行動。我們可悲的疫情應對可能並不是這一狀況造成的最終或最糟糕的後果。

如何重塑信任？在地方層面，要征尋背景各異的人共同完成具體的任務，比如建造一個公園。在國家層面，要以切實的方式向人們證明，他們沒有被遺忘，有人正在為他們奮鬥。

這就要說到喬·拜登了。拜登的議程將把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精准投入到那些被遺忘、最缺乏信任的群體中——那些曾在製造業工作、如今可能在基建領域找到工作的人，或是為老年人提供照護服務的人。這些資金不僅會緩解他們的經濟壓力，也會作為一種物證，讓他們感覺受到了關注，我們都在一條船上的。這些措施如果獲得通過，將成為極為切實的步驟，減少強化了整個不信任心態的惡意和威脅。

「新政」是社會團結之舉，正是這樣的舉措才創造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需的國家凝聚力。我並不習慣於支持大規模聯邦政府支出提案。但在不信任的厄運迴圈這一特殊背景下，這就是我們扭轉頹勢的最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