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葉珈君》北戴河會議劍指台灣 賴總統邏輯分析有理 ?

首談北戴河會議 賴清德脫稿曝 中共北戴河會議對台工作下了一道非常嚴重的指令。

文/葉珈君 (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英國雪菲爾大學國際政治碩士)

今年中共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有關台灣部分，賴清德總統在高雄助選時，引用媒體報導說，該會議對台工作下了一道非常嚴重的指令。主要包括四個面向。第一個，堅決反對台灣通過國防預算。因為國防預算一旦通過，台灣所打造的不對稱戰略成功。無人機佈局如果順利的話，未來在台海的軍事上面，中國就難以佔到有利之處。中國要武力併吞台灣，會花上很多的困難。 

第二個，中國要強化對台的實質治理。也就是在國際上封鎖台灣的空間，在法律上強化台灣跟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且在軍事上跟心理上，對台灣社會產生震懾的效果。來實質影響到台灣的主權跟國際發展的空間。

第三個，中國要強化中國在台灣的第五縱隊，要進一步推動統一的工作。

第四個面，就是今年年底、2026年的選舉。要求中國在台灣的力量，一定要支持所謂中國的愛國力量能夠當選。甚至北戴河會議將這一次年底選舉的勝敗，當作是中國對台策略有沒有成功的指標。換句話說，高雄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其實，每逢盛夏，河北秦皇島的北戴河海岸始終是觀察中國高層政局的晴雨表。而2026年的北戴河，正悄然告別昔日派系博弈與權力妥協的舊軌道，迎來深層的體制重塑。為此，習近平為了迎接新的5年任期，對台下嚴重指令，應該也是理所當然。

畢竟，從官方內部將「北戴河會議」去政治化地去稱為「暑假」，到中辦、國辦及中央政法委等核心機構的最新規劃均釋放出明確訊號——2026年的北戴河已不再是最高權力的角力場，而是聚焦中共「二十一大」前瞻佈局、推動幹部梯隊大洗牌與戰略全面收緊的政治協調平台。

依據公開體制運作邏輯分析，北京核心高層在今夏，已各自透過主管系統部署了針對未來五年的重大工作規劃。在傳統的中共政治習慣中，黨代會前一年的政治動向往往充斥著接班人選的暗潮湧動與權力過渡的揣測；然而，今年的各項部署均以拉高強度強調貫徹2016年所提的「四個意識」與「兩個維護」。

從當代比較政治學與「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視角來看，這種在二十一大召開前整整一年，即以「五年規劃」形式下達的全黨部署，實質上發揮了「政治定調」的功能。耶魯大學比較威權主義研究學者Milan Svolik曾指出，威權體制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往往來自「內部菁英的挑戰」與「權力交接的制度化困境」。

因此，北京透過將個人集權進一步制度化，轉化為全黨的行政指令，精確地降低了這項不確定性。其核心目的無疑是提前斷除黨內任何路線之爭或接班想像，向全黨傳達明確訊號──習近平在明年的「二十一大」順利連任已不可動搖，未來五年的最高權力結構與政治路線將保持高度延續。

那麼，如果最高領導權的歸屬已經毫無懸念，那麼2026年北戴河的實質政治意義究竟為何？

借用體制內形象化的比喻來說，過往換屆前夕的北戴河會議，核心焦點在於「決定由誰來開這輛車」；而2026年的北戴河「暑假」，重心則全面轉向「決定由哪些人來拉這輛戰車」。在頂層權力已經鞏固的背景下，高層協調的重點轉為人事班底的重新洗牌與階梯式組建——包含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乃至政治局常委會的具體名額分配。

在當前高度集權的政治生態下，官僚體系的甄選邏輯已發生根本性改變。政治學研究中關於威權體制官僚晉升的「忠誠與能力取捨模型」（Loyalty-Competence Trade-off Model）概念顯示，在權力高度集中的階段，最高決策者對「政治忠誠」與「意志貫徹力」的需求，往往優先於技術官僚的獨立政策創新能力。面對中國當前嚴峻的經濟轉型困境與外交局勢，高層在北戴河所進行的人事協調，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派系權力妥協，而是旨在挑選一批高度依賴中央授權的「技術型忠誠者」，以確保指令能夠無縫執行。

除了內部人事安排，今年盛夏北京高層協調所隱含的對外與對內戰略訊號同樣發人深思。首先，就外交戰略力度上將走向單一性的聚焦。過往常見的「美國與西方」整體敘事將逐漸淡化，被進一步精簡並聚焦成單一的核心對手——美國。而這也代表北京走向直接的大國雙邊戰略博弈。

其次，內部治理的強控化。在國內社會與經濟治理方面，政治安全與高壓控管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體制內的政策導向顯示，未來的社會治理思路將走向高度集中化的模式。這種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治理模式，代表國家權力對社會與市場的「高壓穿透」（High Penetration），試圖以強化控制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引發結構性或系統性的風險。

總的來說，2026年的北戴河看似比往年更為平靜、公開的政治動態更少，但這種「平靜」並非代表著政治對抗的緩和，而是權力高度集中後的必然呈現。同時也代表著對未來5年中國政治方向、幹部體系及對外戰略的深層重構。

隨著秦皇島「暑假」落幕，北京當局通往中共「二十一大」的頂層設計與政治路線圖隨之確立。要解讀此一體制性劇變，關鍵在於釐清其治理模式的實質轉向——當前轉型本質上標誌著中國政治體制正由「共識型威權體制下的派系博弈與動態妥協」，轉向「高度集中體制下的行政貫徹與高壓安全控管」。

這種治理模式的轉移，不僅消弭了過往政策緩衝與體制彈性的空間，更深遠影響著未來5年北京的內外戰略走向──其內政決策機制將極度強調政治忠誠與貫徹力，使發展邏輯由「效率優先」徹底轉向「安全控管」；而在外交互動上，高度集權下的決策體系亦將使其在應對國際地緣危機時，展現更強烈的單邊動員力與戰略韌性。

至於對台方面，如何讓對台工作有一個指標性的成就，在未來5年習近平新的任期中有一個好看的成績單，今年台灣的九合一選舉，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的操作面向。綜上所述，賴清德總統能夠掌握此一治理邏輯的轉向，正是剖析北京中長期政策脈絡、精準研判區域安全局勢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