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 《近現代中國思潮史話》(四)孫中山民族主義中的恢復固有道德與智能

孫中山主張的五族共和。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本文原為2026年6月6日播出之中央廣播電台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專訪,由李佳翰整理文字。
找回民族光榮,凝聚民族認同
溫大同:
今天曾建元老師要繼續談三民主義當中的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特別是在《民族主義》後面的部分,強調的是恢復固有的道德與固有的智能。您如何理解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當中特別強調的這個部分?
曾建元:
構成民族有很重要的主客觀要素,即使客觀要素都符合,若沒有主觀要素,也沒辦法構成民族,這個主觀要素就是孫中山講的,「民族意志」或「民族意識」,會形成民族的認同基礎。
認同要有一個價值或光榮感在,所以孫中山要在19、20世紀的中國形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這個現代國家不是過去中國那種天下的觀念,而是一個主權國家的現代觀念,那它就必須要有一個國家意識或是民族意識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但是在當時講一堆民族的問題時,中國人不太關心,中國人只有家族或地方意識,孫中山點燃的,是種族主義,不是現在我們講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
要建立民族意識,孫中山想的是,要凝聚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就要從中國人能夠接受、認同的價值出發。中國別的沒有,在亞細亞洲可是歷史最悠久的國家,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光榮歷史傳統中,可以找到很多凝聚中國人認同的元素。孫中山談民族主義時主張恢復固有的道德、文化、知識,這些東西不見得適合20世紀或21世紀,但是,他的初衷就是先從凝聚大家的民族認同、光榮感出發。
有道德始成民族和國家
溫大同;
您談到這點我覺得挺有趣的,譬如我們看今天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他們強調的中國人的光榮感,基本上就是像漢唐的威勢,就是萬邦來朝或天朝意識,崇尚的是強大。但是孫中山先生強調的,卻是固有的道德以及固有的智能。他說,因為我們的民族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同化外來的民族。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四維,即禮義廉恥;其次是八德,首先是忠、孝,其次仁、愛,其次信、義,其次和、平。他這樣的說法,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曾經有很深影響。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都會講到四維八德,今天臺北市的道路命名就有忠孝東西路、信義路、仁愛路、和平東西路。他的民族精神價值抉擇是不強調萬邦來朝的天朝意識,而是強調道德。
人要選擇自己的光榮感,其實有很多理由。有些人因為很有錢,所以覺得很光榮。可是孫中山強調的是我們很有道德,所以我們很光榮。
曾建元:
孫中山的確有一些不同於一般中國政治人物或政客的想法。他的民族主義是從種族革命出發,強調中國人亡國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從現在中國大陸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來說,元朝最強盛,其次強盛的是清朝,現今的中國版圖基本上是清朝的嫁妝。然而孫中山說這是亡國,在這點上他不去特意強調民族的光榮感,他認為這是霸道,他不要談這個東西。他強調要王道,而王道就是一個精神價值、精神文明、道德品質。
所以孫中山強調的,是先秦諸子百家的多元主義和民本主義,比如說我們曾經談到戴季陶講的,孫中山繼承中國道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孟,這是先秦,但是後面接下來斷掉就沒有了,然後是孫中山接著繼承這個道統。中間斷掉的是什麼?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的陽儒陰法、帝王將相、統治術,孫中山跳過這些,國民黨過去正統三民主義的思考就是跳過中間這些,直接繼承先秦。他們所強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從禪讓政治到湯武革命,談的都是天命賦予的統治正當性,天命就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就是民意。再來是孟子講的是「君輕民貴」。我記得以前國民中學《國文》課要唸以《四書道貫》改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從國中一年級起就在背這些東西,其實對我來講還蠻受用的。當時還是戒嚴時期,我學習得很認真,《國文》老師張景興會向我們強調,孟子說周武王伐紂弒君,紂王就是一個獨夫,把他殺掉就是殺了一個獨夫而已,「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哇,說得太好了,當我看到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壯舉沒有成功而感到喟嘆,那個觀念原來早就在我年少的時候串接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孫中講的這些中國傳統固有道德、先秦思想,雖然不是現在的民主思想,但是有非常強烈的民本精神,這是中國文化很有價值、很重要的資產。當然這是在中國大一統之前就有的思想。
中國政治哲學:內聖始可外王
溫大同:
孫中山生先生在提倡民族主義時,說我們的民族道德高尚,舊有的道德應該要恢復之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要恢復起來。他講到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當中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中國人「內聖外王」,從個人德行到達平天下、大同世界的這套思想。從這裡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想法很特別嗎?
曾建元:
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的預設上。基督教主張人有原罪,與中國人認為人有先天良知的觀念不同;喚起良知,社會秩序就會自行運轉。但西方人不是如此想,是因為你有原罪,要靠神的拯救和對人身後的審判,來約束人的行為。因此,這是在根本上很不同的政治哲學所形成的政治制度。
我們目前的政治制度所強調的分權制衡,都是從假設政治會為惡這點出發,其實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相信人性本善,但沒有一套制度防止他作惡,只是一味相信他做的是好事,就很容易受到詐騙。因此,古代君王統治時都要強調自己是聖王、仁政,但其實都不是,我們看到歷史上諡號叫「仁宗」的皇帝也沒幾個。
溫大同:
如您所說的,他這套說法,跳過漢唐以來的陽儒陰法,而強調聖王意識,因為我道德高,所以可以統治你們,確實有這樣的缺陷。剛才您提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們強調天賦人權,而為了保障每個人的人權,譬如生命、自由、私有財產、幸福,才有組成國家成立政府的價值,這點非常重要。它事實上是基於個人主義與權利意識,因為要保障自己的權利,所以每個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和權力交出來,形成一個公民社會,有法治也有人權,達到一個平衡。
可是如果沒有談到個人權利,只是強調道德、義務都要奉獻,乃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又會導致「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就是說,過分強調道德義務如忠、孝,會使人陷入關係網絡中的相對身分義務之中,導致道德壓迫,與西方人強調天賦人權,國家有維護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的義務不同。
曾建元:
國家是為了保障每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幸福而存在,我並不是生下來就一定要孝順父母、移孝作忠,家庭或國家並不是先於個人的。這是西方的觀念。中國人就不是這種觀念,中國人強調孝順父母、移孝作忠,孝就要順。
固有價值的現代詮釋
溫大同:
我覺得這些應該是並行不悖的,也就是說,德治與法治應當統合起來。如果只有德治而沒有法治,沒有明確一致的公共秩序規範,事實上無法形成現代國家。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我們的道德意識已經不純粹是根據所謂的傳統經典了。
曾建元:
西方講的自然法,是上帝為人類創造的共有的道德秉性與義務。不見得是基督徒身上才有,也不見得道德就中國人才有。臺灣人或是不同民族的,像是日本人、英國人、全體人類共有的良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我們知道,在不同文化中,有些事物是共通的,比如基督教講的《十誡》(Ten Commandments),與中國古代講的「約法三章」類似,真的是有些共通的價值,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見得是專屬中國或西方的,不必去刻意強調。
孫中山在建構民族主義的時候,為了尋求民族認同的基礎,他把中國傳統的價值拉進來,然後做現代化的詮釋,讓中國人能夠接受新的觀念,其實是蠻聰明的。
中國人不可自卑與自大
溫大同:
除了恢復固有道德之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恢復固有的能力。孫中山這段話是說,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所以要恢復國粹;接下來他還說要學習歐美之所長,才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
我覺得他這點講得挺有意思,他說人類所有最重要的東西都是過去中國人發明的,可能指的是印刷術、指南針、火藥之類,大致上可能就只有這三種,但我覺得那些不重要,重要是的是後面那句,學習歐美之長。
還有一點,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在於對於全人類的文明進步有沒有貢獻。我們應當對全人類的文明有貢獻,我們這個民族才有價值感。別的民族他們對全人類的文明有貢獻的,我們應該要去學習。我覺得他這個態度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作為破壞人類文明的一個民族,如果你是一個破壞文明的民族,你就會被全世界所唾棄,會被全世界所瞧不起。
曾建元:
對啊,你不需要去強調我們有不同於普世價值的東西,一定要用中國模式來取代。其實不用強調東西的差異和對立,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大家各自的價值都在互相地交流,彼此學習彼此的長處。
溫大同:
談到民族的光榮感,我自己的感覺是,一個人要特別強調自己的光榮感,這當中可能隱含著一種自卑感。從佛教的觀點來講,人要驕傲或者人要自卑,其實都是人類痛苦的根源,其實人應該要放棄我執。比較誰厲害或是誰比較不行,都是讓人類失去理智的痛苦的根源。人不要比,人應該要幫助別人。然後也知道別人幫助我們。比如說,你說如果真的從我們的表現來看,如果以諾貝爾獎得獎來看,中國人其實有得到諾貝爾獎,也就代表我們並不差,對不對?
曾建元:
大部分都是外國籍,你必須在外國的土壤上,你才有機會。
溫大同:
對,沒有錯。代表我們的種族不差,是政治和制度有差。
曾建元:
得獎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在她國內的科學社群當中默默無聞,她是被外國人發現。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其實只要知道自己並不差,這樣就好了,
溫大同:
對,但是沒有必要特別強調說我們一定很優秀。
曾建元:
這倒沒必要。你特別優秀,你還會有什麼百年屈辱嗎?我們之前討論過,再進一步去分析,有些東西還真的是拿不出來,見不得人啊。
溫大同:
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沒有在某一個階段失敗過的。
我們講英國好了。英國雖然曾經是日不落國,可是它現在也沒落啦,難道它需要恢復以前的帝國光榮嗎?它要永遠不得了嗎?那還得了嗎?對不對?事實上,世界很多的亂源是來自於這裡。希特勒(Adolf Hitler)為什麼要發動第二次界大戰?其實跟德國人當時的自卑感有關,然後編造出雅利安主義(Aryanism)要超越它的自卑感,接下來宣稱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還要用生物學去論證。
曾建元:
你為什麼要幹掉猶太人?你知道他可能比你優秀。需要這樣子嗎?這就變成種族彼此間的傾軋迫害。
溫大同:
所以事實上從二戰之後,強調某一個民族是特別優秀的,在普世價值當中已經成為一種禁忌,特別是納粹式的種族主義,強調我們的民族特別優秀,這已經成為一種否定的東西。
曾建元:
我們民族很特別,但那個特別不代表特別優秀。我們講多元文化,不同的民族它的歷史形成出來的不同的文化的多元的面貌,都是人類共同的資產,彼此欣賞,這不是很好嗎?不見得是哪個才是優秀的,比來比去,非我族類的,你就認為人家不優秀嗎?
溫大同:
你看二戰之後我們之所以會參與成立聯合國,然後有《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那其實也是我們參與起草的。不管是你是哪一個民族,大家共同貢獻自己的民族文化去討論出來的,所以它事實上有佛教的文化,有儒家的文化,有基督教的文化,乃至於非洲的文化,各國原住民的文化,大家共同淬煉出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是大家都應該要遵守的,要受教育。所以,大家要講男女平權、宗教平等,……這才是值得人類共同追求的新的價值,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當中所要提倡的固有道德智能,事實上應當要被二戰之後的普世價值所更新,這個才是新的三民主義吧。
曾建元:
對,沒有錯。因為孫中山所處的時代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那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當時中國的處境跟今天不一樣,你不能老把孫中山那套東西拿來今天說,我們今天中國還是受到列強的欺凌啊,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忘了你現在就變列強了,欠缺這種反省,反而成為人類的禍害。
溫大同:
對,沒有錯,譬如說我們講中國對日本的態度好了,日本已經從二戰的廢墟當中重建,他們自己已經翻過這一頁,成為一個新的國家了。可是像中國大陸的人,他們仍然在計較日本過去的罪惡,然後一直跟人家呶呶不休,自己反反倒是一個侵略者或者世界秩序破壞者的樣子。
曾建元: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一直強調,中國古代有「天下」的觀念,他也因此不斷提到濟弱扶傾。孫中山在日本談大亞洲主義,我就印象深刻。他說日本是亞洲比較先進現代化的國家,所以日本有責任來帶領亞洲國家共同發展,來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或者殖民主義的包圍。
溫大同:
二戰以後的秩序,事實上就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揭櫫的理想的建構過程,而在冷戰之後得以重建,可是在中國崛起之後,聯合國保障人權的功能基本上已經破毀掉了,特別是人權理事會都被人權惡棍們所掌握,所以我們可以說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和價值觀還要再一次地更新。
曾建元:
聯合國的這個結構,今天反而成為當代帝國主義的舞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用大筆的鈔票大撒幣去收買、綁架眾多第三世界國家,來這邊做它的投票部隊,然後敲鑼打鼓、吆喝喧鬧,聯合國實在很難去維持世界秩序,或者世界政府的超然立場,因為現在聯合國就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嘛,就是這幾個大國,它說no(不),世界上那麼多國家通通講的話和共識都不算數,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個制度。
溫大同:
更糟糕的是,聯合國的最大受害者其實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凌,不可自取其辱
曾建元:
我們快變外星人了,我們在聯合國或聯合國相關的這些組織沒有任何的位置,都沒有我們臺灣人的這個身份。我們現在回來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我們臺灣現在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跟當年的清朝差不了多少,我們都是國際社會當中的棄兒。但是呢,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孫中山是要讓中國現代化去擁抱普世價值,使它成為一個文明的主權國家、民主國家,而我們臺灣的這些條件基本上都夠了,都具足了,現在是什麼,現在是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讓我們臺灣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所以今天我們讀《民族主義》,我們看到孫中山講的列強的侵凌,我們臺灣今天面對的殖民帝國,不就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臺灣在談民族主義的時候,要回到孫中山談的三民主義的基礎,他是在談現代民族國家的精神,你不能脫離這一個脈絡。所以中華民國在臺灣,如果脫離這個脈絡和現實,你去認同大漢族主義或大中華民族主義,你就會對這個國家的認同產生疑惑,或助長中華民國處境的困難。因為你要認同了大中國,你會看不到大中國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這個具體的存在之間的巨大落差。
今天臺灣人在國際上已經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了,我們今天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正好就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我們談民族主義的時候,還是要一定要從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理路,從我們個人、家庭、宗族、我們的社群、共同體再一步步上去,不是一開始就談大中國。
我們今天臺灣很多人,在討論兩岸關係或者是臺灣的國家如何正常化的問題,總是糾纏在民族主義上面。很多人腦筋不清楚,以為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一定是大中國主義,一定要武力統一,其實這個完全不符合孫中山講的民族自治自決的時代精神。
溫大同:
話再說回來,就像剛才所說現代的民族國家,它的核心的基礎其實是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權利,這才是最根本的。我們也不能說近代中國自始沒有這樣的思潮,可是在歷史和政治現實裡基本上比較隱而不彰。孫中山在他所談到的,至少在民族主義這個部分,並沒有特別地強調個人主義,我覺得這是應當要得到補充的。
集體主義是民主政治最大最大的敵人。孫中山先生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說儒家思想可以更新,應該要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出發,從個人的自覺、個人的自由、個人的道德意識出發,要把這個部分鞏固起來,以這個為本,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健康,才會是整個宇宙最核心的根本,我們不能忽略了這一點,而只是在強調孝順父母,效忠國家。
曾建元:
我覺得可以把中國的政治哲學和民族國家理論統合起來。我們講人權,人權是基於個人主義,個人作為道德主體,這個地方可以和我們的傳統的政治哲學連接,但我們缺乏了憲政主義的那一段,就是說人有善惡的兩面,你怎麼樣透過制度去防止人們為惡,所以慎獨很重要,但是往往是沒有人管的時候,你反而最容易偷雞摸狗,我們的老祖宗他想到這個東西。明君或聖徒的成就,不見得是因為有神明在監督,中國人講的是更加根本的自覺,自覺自律的要求。這是中國人的世界觀,或者是早熟的宗教觀,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不一樣。在當代的這個世界,聯合國建立之後,普世價值的探討與對話、融合,至少是適合我們東方文化的現代憲政民主國家是有可能的,並不是做不到的。我們臺灣還在追求這個目標,但是我們這個路走出來了,而且有可能成功。
我也想到西藏,西藏本來是藏傳佛教的神權政治,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把它變成一個現代的憲政民主政體。他們在轉型的時候,很多西藏人說,我們原來制度很好啊,我們不是已經有達賴喇嘛,而且他還會轉世嗎,不是很好嗎?結果他說不是,他說你們要先自己出來投票,選自己的議員,監督政府,這也是東方文明與現代國家治理結合的例證。西藏在流亡的民主經驗當中,也在嘗試,也在努力。
學習歐美之長
溫大同:
應該這樣說,所有的民族,不同的民族都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有它的貢獻。我們從人類思想發展來看,民主政治是從希臘羅馬來的,也不能說因為這個是他們的,所以我們不要。
同樣的,他們可能會覺得中國人的文化裡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值得他們學習的,所以我覺得人類的文明本來就是互相地學習,然後看什麼樣的方式是比較文明的,比較合乎人性的,所以我覺得孫中山講說恢復固有的智能、恢復固有的道德,是不錯的,可是我們還要學習別人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我們應該要學習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跟歐美並駕齊驅,
我想最後已經不是並駕齊驅的問題了,反正就是大家互相學習,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越來越文明,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合乎人性,我覺得這才是孫中山先生想要說出來的吧。
曾建元:
所以最後就是走向世界大同。
溫大同:
是的,沒有錯,世界大同的話就不是只有我一家獨尊,應當就是大家一起進步。
好,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非常謝謝曾建元老師跟我們介紹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當中的恢復固有道德與恢復固有智能。好,謝謝,
曾建元:
謝謝,好,謝謝。
溫大同: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下周同一時間再見。
民國115年7月5時半
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九秩晉一壽筵後於雙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