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被霸凌連環爆 法界聲援周靜妮 批司法職場結構性霸凌
由台灣人權智庫舉辦的「憂鬱的司法─法官的行政支持與勞動條件座談會」，28日在立法院舉行，台上與談者為林文舟法官（左起）、曾建元副教授及陳志祥法官。
文/綜合報導
新任司法院秘書長高金枝傳出在高等法院院長任內涉霸凌法官案，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由臺灣人權智庫主辦的《憂鬱的司法─法官的行政支持與勞動條件問題》座談會於1月28日在立法院舉行，邀請法界多位退休法官及學者專家，從制度面以及實際案例，深入檢視法官的工作環境、行政支持與職場霸凌防治機制，呈現當下司法職場缺乏有效支持與救濟機制之狀況，多位學者並舉前苗栗地方法院法官周靜妮案為例，因身心職業傷害工作失常，遭到苗院針對性調查、羅織大量重案、孤立霸凌，更因懲戒法院判決撤職而意圖撤銷律師資格，全面封殺，讓她人生完全停擺，成了司法威權下的犧牲品，司法體系結構性警訊再度浮上檯面。
主辦單位指出，司法為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而法官正是這道防線的核心。然而，法官工作負荷沉重、心理壓力長期累積，甚至傳出因身心狀況不堪負荷而離開審判工作甚至犧牲生命的案例，對國家而言，是制度缺失所造成難以估量的人才和資源損失。
座談會還以近年引發關注的個案如周靜妮案作為討論背景，具體檢視法官身心健康維護機制、職務監督與自律制度，以及法院內部職場霸凌防治措施的實際運作成效，作為未來司法改革的重要公共參考。與新任司法院秘書長高金枝霸凌法官類似，周靜妮案也是院長霸凌基層法官的案例。
周靜妮投身司法辛勞工作了二十多年，被霸凌時不但沒有申訴機會，最終更以「撤職、終身不得任律師」收場，如同對個人專業生涯的趕盡殺絕。這起震撼司法界的懲戒案，被視為「制度性失控的極端案例」。奉獻一生於司法的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前司法院職務法庭法官林文舟更是罕見首度發聲，呼籲懲戒法院應該停止審判聲請釋憲或是變更原審、考量是否刀下留人。
林文舟指出，司法改革早在民國88年就已看見「司法行政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但至今仍未真正解決。他表示，權力高度集中後，司法院長及各級法院院長對法官的升遷調動、職務監督、考核評定、甚至懲戒流程，都握有強勢影響力。表面上有各種制度設計，例如人事審議委員會、法官遴選委員會、法官評鑑等，但實務運作中，仍存在「上對下」的權力結構，使法官難以真正落實自治自律，也讓司法獨立承受壓力。
林文舟特別強調，法官懲戒制度存在「事由抽象、裁量過大」的問題。只要被認定影響司法形象，就可能面臨評鑑、移送甚至懲戒；而一旦遭到撤職、去職等重大處分，後果可能極為嚴重——不僅失去法官身分，甚至可能終身無法從事律師工作，等於被切斷整個法律職涯，「比一般公務員撤職更嚴苛」。他形容，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可能形成「制度性的霸凌」。
此外，他也提到「媒體先行定罪」的現象：當司法行政部門透過放話或訊息操作，使媒體在案件尚未釐清前就形成定見，當事人往往在社會輿論中先被定型，後續即使洗清，也難以翻身，形成另一種「媒體審判」與人格摧毀。
陳志龍教授指出，問題不只是個案，而是「司法職場霸凌的結構性問題」。他直言，最具權力的霸凌往往來自法律體系內部，而法律人因掌握制度與語言，反而成為最難被制衡的霸凌者。他強調，司法體系中常見一種現象：外表遵循制度、程序俱全，但實際運作卻是以「非人性的方式」對待人。這種傷害並非單一衝突，而是透過制度、程序、評鑑、媒體操作層層疊加，對個人造成全面性壓迫。
陳志龍進一步指出，本案涉及高度權力不對等的衝突，卻未能引入真正中立的第三方審查機制。名義上是法庭或制度處理，但實際上，相關機制高度同質、立場傾斜，並未形成真正的公正審判。他直指：「『有利不利，一律注意』本是法律人的基本原則，但在實務中卻常被反向操作。」他質疑，部分司法實務者刻意忽略有利事實、放大不利片段，甚至扭曲或拼湊證據敘事，導致真相被系統性掩蓋。
陳志龍以案件結果面向分析指出，依據刑法304條，若從行為結果與保護法益來看，該名法官的處置實際上保護了未成年人，結果是正向的，依法不應構成懲戒或強制責任。然而，制度卻反過來追究周靜妮，將「善意介入」定性為過失甚至違失，顯示懲戒制度已嚴重偏離比例原則。
他強調真正需要被檢討的，不是基層依法行事的法官，而是一套可被濫用、缺乏制衡、對內形成霸凌效果的司法行政與懲戒制度。當制度容許權力者無限上綱懲戒效果，卻無須負擔相對應的責任時，整個司法體系就會陷入「正常的人被摧毀、不適格的人得勢」的惡性循環。
曾建元表示，周靜妮於法官任內，長期承受高度行政與職務壓力，歷經多年身心狀況惡化，最終罹患憂鬱症與重度失眠，並多次住院治療。當時相關制度與觀念不足，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與修復機制，而院長陳雅玲得知她罹患憂鬱症時，更拒不採信、視而不見，試圖以種種霸凌手段孤立、逼退她，以展現汰除不適任法官的修羅鐵娘子作為。
林文舟評論該案，認為周靜妮案並非單一偶發事件，而是反映出法院內部對「異議者」、「承受壓力者」缺乏包容與支持的結構性問題。當申訴機制無法被信任、心理支持流於形式，最終承擔後果的，往往是個人，而非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媒體報導，著重於結果與標籤，卻未能完整呈現長期壓力、身心疾病與制度運作之間的關聯，導致當事人承受來自體制與輿論的雙重傷害。這樣的現象，也讓人反思：媒體是否在無意間成為制度暴力的放大器，司法機關與媒體的合作是否更形同制度暴力的共犯結構？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陪審團協會常務監事吳景欽質疑，司法院對於霸凌疑雲的處理態度，顯示出高度矛盾與失衡。一方面宣示要調查、要改革，另一方面卻急於「滅火止血」，使相關制度淪為形式。他直言，在個案中，司法體系不僅未能接住承受巨大壓力的法官，甚至將其標籤化、孤立化，進一步加劇心理與職業風險。
吳景欽針對懲戒結果指出，撤職並停止再任用的處分，等同於徹底摧毀一名法官的職涯。然而相關裁定卻未呈現足以說服社會的具體論證與明確證據，反而充斥斷章取義與回溯式檢討的「誅心推論」。他質疑，如果用同樣標準全面檢驗，幾乎沒有任何法官能倖免。
臺灣人權智庫希望將焦點從「獵巫式個案檢討」，拉回到制度層次的理性討論。問題不只是「某一位法官發生了什麼事」，而是如果今天是她，明天還會是誰？討論重點涵蓋法官身心健康維護與輔導機制的現況與不足；法官職務監督、自律與評鑑制度的檢視；法院職場霸凌問題與申訴救濟的實效性；司法專業化與民主化，亦即法官多元進用與國民參與司法審判與監督等。
主辦單位呼籲，當申訴無門、救濟失靈，司法還能自稱正義嗎？唯有正視法官作為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建立真正可被信任的支持與救濟制度，司法才能避免在無聲中流失人才，也才能真正守住人民心中的最後一道正義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