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鎤銘》解散國會 高市早苗孤獨密議的脆弱賭局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三個月之際宣布將解散國會，展開為期16天的「超短期決戰」。
2026年1月19日，日本政壇籠罩在一場詭譎的風暴中。高市早苗首相在支持率高漲之際，傳出考慮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這一舉措表面上符合永田町的政治鐵律，即「勝選之時方應出擊」，但實際上卻可能是一場在內外交迫下的脆弱賭博。
據《讀賣新聞》《西日本新聞》與《週刊新潮》等日媒報導，高市早苗在2026年1月9日即已下定決心於1月23日解散眾議院，但此決策過程極為保密，僅與官房長官木原稔密議，並未通知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幹事長代理萩生田光一，甚至連副總裁麻生太郎也事前不知情。直到1月14日，高市才首次向部分黨內高層與聯合執政夥伴表達意向，引發黨內強烈不安與反彈聲浪。
政治資金疑雲、「統一教會」爭議再起，加上黨內潛在反撲，使這場選戰充滿變數。更令人憂心的是，這項重大決策竟是在極度封閉的情境下做出。據傳，高市僅與安倍晉三前首相的兩位親信商議，連首相秘書官亦未被告知。這種決策模式不僅反映出領導者的孤立處境，也暴露出整個政治體系的脆弱性。此時，當代思想家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提出的「反脆弱」（Antifragile）概念，提供了理解這場政治風暴的關鍵視角。反脆弱並非僅止於抵抗風險，而是能在壓力與混亂中成長，進而轉化為優勢。
高市政權的支持率雖然亮眼，但其政治基礎早已出現裂痕。共同通信揭露其事務所涉嫌隱匿政治資金，若屬實，將重創自民黨發動大選的正當性。這不僅是道德瑕疵，更可能成為在野與黨內反對派的突破口，迅速削弱首相的政治正當性。
與此同時，「統一教會」問題再度浮現。韓方流出一封疑似教會高層文書，暗示高市與該組織仍有聯繫，對其政治誠信造成重擊。這類訊息的釋出時機，恰逢日韓首腦會談前夕，顯然具有高度政治操作意圖。面對這樣的內外夾擊，即使是被譽為「人氣首相」的高市早苗，其權力基礎也已開始動搖。
在此背景下選擇提前大選，表面上是先發制人，實則因防線薄弱而被迫出手。更嚴重的是，這場選舉在自民黨內部也缺乏共識與準備。多數黨內人士原預期選舉將延後舉行，若倉促動員，勢必引發地方組織反彈，並給予潛在接班人可乘之機。高市此舉，可能反成其政治生命的終章，這正是系統脆弱性在現實中的體現。
此次解散國會的決策方式，正是高市政權治理風格的縮影，也進一步揭示出日本政治體制的深層結構問題。當一項攸關國家走向的重大決策，僅在極少數人之間密議，排除黨內幹部、政策幕僚與基層組織的參與，整個政治系統便形同一個封閉系統，缺乏與外界的資訊交換與能量流動，難以因應環境變化，終將走向熵增與混亂。
這種「孤獨決斷」不僅反映出領導者對外部的不信任，也揭示其深層的不安全感。雖可短期避免內部爭議與資訊外洩，卻以犧牲決策品質與執行協調為代價。一旦情勢反轉，責任將無從分攤，整個政治體系的風險將集中於一人之身，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引爆全面危機。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決策模式不僅削弱了制度的韌性，也使國家治理陷入「單點失效」的高風險狀態。當政治體系無法容納多元聲音與備援機制，領導者的每一次孤注一擲，都可能成為整體崩解的導火索。
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指出，真正能在不確定時代生存者，不是最強壯者，而是能從混亂中獲益者。他以瑞士為例，說明其分權制度如何在全球動盪中展現韌性。瑞士的非中央集權架構，讓各地區具備自主調適能力，即便中央遭遇衝擊，整體系統仍能維持穩定。
這種「反脆弱性」的關鍵，在於分散風險、鼓勵多元、容許錯誤並從中學習。相對而言，高市的決策模式卻是反其道而行：權力集中、資訊封閉、責任獨攬，形塑出一個極度脆弱的政治結構。這種體制在平穩時或許高效，但一旦遭遇突發事件，便無緩衝空間，極易崩解。
反脆弱的治理哲學強調系統的適應力與再生能力。它要求領導者不僅要容忍不確定性，更要設計制度使其成為創新與進步的來源。這種思維不僅適用於國家治理，也適用於企業、社群與個人。在風險無所不在的時代，唯有擁抱波動，才能真正掌握未來。
日本的政治困境，對於隔海相望的台灣地區當局而言，是一面清晰且即時的鏡子。台灣地區的決策機制，長期以來亦被詬病存在類似的高層集權、圈子過小、缺乏多元聲音參與的問題。在兩岸關係持續複雜嚴峻、國際局勢動盪加劇的背景下，這種封閉的決策模式所蘊含的風險正被急遽放大。
台灣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安全，與區域穩定及台海和平息息相關。然而，若其政治決策持續局限於少數人，無法廣泛吸納社會各界與專業領域的智慧，尤其在涉及敏感的重大政策上，將極易誤判形勢，作出脫離現實、損及民眾福祉的決定。過度依賴單一外部勢力的支持，更會使其政策選擇空間被壓縮，喪失戰略自主性，最終如高市首相般陷入「孤獨決斷」的困境，將整個地區的未來置於高度的不確定性與制度脆弱性之中。
高市的困境，映照出日本政治文化的積弊：派閥主義、黑箱決策、責任不明。這些特質在過去或許能維持穩定，但在當前全球政經劇變、社會壓力升高的情勢下，已成為制度脆弱的根源。
真正的反脆弱治理，不在於打造無懈可擊的領袖，而在於建立能容錯、能調適的制度。這需要政治透明、權力制衡、決策多元與地方自主，從「個人政治」轉向「制度政治」，讓國家即使在領導者犯錯時，仍能自我修復、持續前行。
2026年1月下旬即將公布的內閣支持率，或許將成為高市是否解散國會的關鍵指標。但無論其個人命運如何，日本社會更應從這場政治劇碼中汲取教訓：將國家命運繫於一人之孤注一擲，是危險的制度錯置。
高市首相的決策風格凸顯權力過度集中所帶來的體制脆弱。當決策侷限於極少數人，整體系統便難以從錯誤中學習與調整。此次「密議式解散」的決策過程，正是反脆弱治理的反面教材。塔勒布提醒我們，唯有建立能從波動中獲益的制度，才能在亂世中存續。
無論是日本還是台灣，面對未來的不確定與風險，真正的挑戰不在於預測風暴，而在於打造能承受風暴的制度。日本正面臨選擇：是延續中央集權與強人政治的舊路，還是邁向更開放與多元的治理模式。這不僅關乎一人去留，更關係國家在動盪時代的方向。
對台灣而言，這場風波亦是一記警鐘。若一味依賴封閉決策與外部支撐，將加劇自身風險。唯有正視區域現實，尋求制度韌性與多元連結，方能突破孤立困境，爭取長遠安全與發展。
歷史證明，真正能長存的，是那些懂得在風浪中調整航向、從危機中成長的體系。唯有擁抱不確定，國家才能在未來的劇變中穩健前行。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