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文/多維新聞劉燕婷

3月以來的烏東對峙，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一步險棋。

為借民族情緒拉抬低迷支持度，並將美歐俄一同拖入纏鬥深淵、炒作加入北約的舊議題，澤倫斯基不顧俄烏懸殊的戰力差距，持續調動部隊於東部前線集結，以挑釁俄羅斯支持的「頓涅茨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甘斯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兩共和國，可謂是政治明星光環急速退潮後，鋌而走險的典型案例。

然而這般如意算盤未竟其功。一來放眼北約，除了美國與土耳其皆曾對烏克蘭表示口頭支持外，其餘諸如德法等歐洲國家，皆強調要循外交峰會解決衝突。縱使近來俄西關係惡劣，雙方互相制裁、驅逐外交人員，亦無任何動作是以烏東衝突為名目，西方顯然無意陪澤倫斯基玩危險遊戲，甚至連演戲都覺得勉強。

二來俄羅斯看似身處被動境地，但眼下烏東兩共和國乃是實質獨立狀態，俄羅斯更已在邊境陳兵15萬。倘若烏克蘭發起攻勢，在北約不願出手的前提下，結果將是烏克蘭自取其辱，並加深烏東與俄羅斯的整合力道。故澤倫斯基看似在擦槍走火的邊緣來回跳動，實則漸入騎虎難下的窘境，正如此事雖在國際鬧得滿城風雨，最終也僅能在炒作民族情緒上收效些許，於烏克蘭的經濟與國際地位皆無實質幫助。

但如此華而不實的操作，並非澤倫斯基的個人脫序，而是烏克蘭行之有年的政壇荒誕。長年以來，烏克蘭政治精英只顧在選票上逐鹿江山，在掠奪資源上苦心鑽營，對民間的認同裂痕不加以彌合，對改善民生亦是無所用心，甚至為求勝選加碼炒作俄烏認同之爭，以致國家終日在虛幻的憤怒中迷走，在躁動的民粹中內耗；而與民生相關的基礎建設、經濟產業政策卻是原地空轉，並在政治的漫天喧囂下凋敝枯萎。此般「民主」凌駕民生的困境，已讓烏克蘭在泥淖中浮沉多時，而遠在東亞的台灣，亦逐漸步上了類似後塵。

「建立國家主體」的根源是奪權

細究烏克蘭與台灣的共同困境，根源便是複雜歷史衍生的多重文化認同，在政治精英的有意煽動下，上升成了敵我與國族之爭，從而襲奪日常論述空間。

蘇聯崩解後，烏克蘭於1991年獨立，但在主權國家的外殼下，裸露著東西兩端的巨大裂痕。東方諸如頓涅茨克等地，以東正教、親俄羅斯與歐亞主義為標竿；西方的利沃夫（Lviv）等區，則以天主教、親西方與歐洲為立場依歸。而烏克蘭整體社會，又可歸結為「兩種語言、三種文化」：人們混用俄語及烏克蘭語，文化認同則分別有親烏克蘭的烏克蘭人、親俄羅斯的烏克蘭人、親俄羅斯的俄羅斯人等。

如此結構在後蘇聯國家並非特例，而烏克蘭獨立之初，親歐與親俄兩派尚能共處，彼時總統大選的主打議題多為「共產黨威脅論」、「紅色復仇」等黨爭論述，雖已漸有負面選戰味道，卻還未涉國族議題。然而2000年之後，左翼當道的年代遠去，政客們終於挑上了民間長年的親歐與親俄裂痕，以「形塑烏克蘭主體」為由，大行反俄文化政策，同時鬥爭親俄派對手。

在政治精英風行草偃下，民間的分裂愈發嚴重，以至在2004年總統大選後，爆發了受西方高度讚譽的「橙色革命」：被視作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雖一度勝選，卻只能在全國示威壓力下，乖乖接受重選命運，最終敗給強烈反俄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而2014年的親歐全國暴力示威，更引發俄羅斯以保護海外僑民為由，出兵收回俄羅斯人聚居的克里米亞，烏東的親俄烏克蘭人亦走上武裝獨立程序，這才會有今日的分裂烏克蘭。

而台灣認同的分裂概況雖與烏克蘭有異，卻流淌著類似的憤怒。早年國民黨執政時，教科書雖未有「一邊一國」論述，卻已在「漢賊不兩立」、「國共之爭」的框架下，將內戰的傷痕制度化。而後伴隨民主化程序，民進黨等新政治勢力崛起，在與國民黨奪權的過程中，「台灣人的悲情」成為其主打標語，李登輝的十二年「本土化」、「去中國化」程序，亦成所謂「台灣國族書寫」的新主流。

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便為台灣社會「反中」崛起的經典案例。彼時學生以反黑箱為由佔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踐踏法治與民主，卻能獲得社會與朝野部分精英支持，乃是因為人們心知肚明，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反中」，但凡打出這般旗幟，所要規則皆要為其開道，正如2004年的烏克蘭示威者雖以「選舉舞弊」為由反對亞努科維奇勝選，但瀰漫在街頭的真實煙硝，都是反俄的憤怒般。

當「民主」凌駕民生

而當反俄、反中已成烏克蘭與台灣社會主流，政治精英也只能配合演出，在選票面前屈膝，異見者若非被迫出走，如烏東的親俄武裝，就是被迫調整策略與原地泡沫化，如台灣國民黨的「是否堅持九二共識」之辯，以及新黨的路線之爭與裂解。

而在認同之爭同選戰高度掛勾後，便註定了烏克蘭與台灣要重複「民主」凌駕民生的惡性迴圈。首先，烏克蘭與台灣的政治精英屢現玩火行為，置人民性命於不顧。人們總理想性地假設小國能實行避險政策，在強國之間左右逢源，但烏克蘭與台灣恰恰是兩大反例。在美俄交惡的背景下，烏克蘭往往更加反俄，而不會為求平衡而與俄羅斯親善；正如中美交惡的當口，台灣也往往配合美國起舞，而不會想到對中國伸出橄欖枝。因此會有澤倫斯基對烏東的挑釁，以及台灣在2020年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末期，高調配合所謂「刺蝟島」的舉措。

其二，在機會成本思維下，政治精英為求高速汲取最多選票，往往在競選口號中新增民族主義元素，並會竭盡所能炒作認同議題，以遮掩治理無能的現實；而民眾亦受此氛圍感染，日益沉溺在認同的虛無之爭裡，並自絕於真實的國際境況與生活議題。兩股脈絡互為影響加成，終讓所謂「做自己」的勵志劇，演成了歇斯底里的集體悲劇。

例如尤先科擔任總統時，烏克蘭貪腐嚴重、政府瀕臨破產，其無心改善眼前困境，反而跳針式地重複反俄論述，在各種場合提起1932年至1933年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並將此事定調為俄羅斯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同時要求烏克蘭東正教與俄羅斯東正教割袍斷義、並將烏克蘭語訂立為唯一國語等。而烏克蘭民生經濟就在歷任總統的民粹遊戲下，淪為一潭無人管顧、寡頭橫行的腐臭死水。

而如今的台灣政治精英亦不落其後。除了煽動群眾在「二二八」等時分圍剿國民黨外，便是竭力炮製諸如「紅色滲透」等反中論述。在發生台鐵出軌案、缺水缺電的民生危機後，如何改革交通與水利、何以排程能源政策與用電當為輿論焦點，但政府選擇了追打「海底撈監視錄影回傳中國」來模糊焦點，並讓側翼炮製「認知作戰」、「中國用語侵台」等新話題，企圖以反中布幕遮掩治理弊病與己身無能。

烏克蘭與台灣雖分屬東歐與東亞，卻皆被選舉催化出了國族與認同之爭，以至在反俄、反中的意識形態道路上赤足狂奔，即便民生經濟一個已是鮮血淋漓，一個尚是危機四伏，卻皆無意停下，寧以「確立國家主體」來飲鴆止渴，也不願跳出幻夢務實治理。說到底，精英戀棧權位、民眾沉溺認同話語，共同促成了台灣與烏克蘭的悲劇，只是一個已經發生，一個尚在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