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當代簡明中國民主史話》一、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
中央廣播電臺《兩岸新聞導報》節目專訪
文/曾建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溫大同：本節目2025年推出新的單元：《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邀請華人民主書院前理事長曾建元教授主講。介紹以中國大陸從辛亥革命之後，所進行的民主運動的歷史。中共在一開始以民主運動推動者的角色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建政後，成為爭取民主運動人士的壓迫者，從20世紀初到今天的血淚史。
第一集：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國共合作：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在中國。
1917年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領導俄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而組織了共產國際，輸出革命。巴黎和平會議期間，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救亡圖存的時代焦慮，使民主與科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旗幟最鮮明的追求。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參與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他更為孫中山延攬，參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
第一代中共黨人如何理解民主？如何推動與實踐民主？
中國共產黨背叛革命的過程
曾建元：《當代簡明中國民主史話》，是以中國共產黨跟它領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為主軸，對當代中國民主發展進程的一個討論。如果精煉成一句話：這是一個背叛革命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地逐漸地遠離創黨理想，背叛了民主、人權、科學等許諾，然後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中國共產黨從當初爭取民主，到後來建國成為執政者，成為民主的敵人，變成人民爭取民主的絆腳石。
溫大同：中國近代史的革命，應該是從清朝末年推翻帝制開始。當初中國的國民革命，以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為起點，宗旨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要建立以西方式民主為範本的共和政府。可是在這一過程之中，遭遇許多困難，哪怕建立了中華民國，憲政民主仍遲遲未能到來。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一個政黨，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革命成功的經驗為基礎提出主張。當時的中國人，都在熱烈地呼喚德先生、賽先生，想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府，中共正是在蘇俄的支持之下，所成立的一個逆時代潮流的政黨。
曾建元：但是在當時國際大的環境之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個新興的思潮。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人，都熱情地擁抱這個思潮，所以孫中山有句名言，在他的《民生主義》演講第一講一開始的一句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使臺灣每一個人當年在唸三民主義的時候倍感困惑，困惑了大概幾個世代的臺灣人。
溫大同：孫中山他在遺囑當中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都知道，他所指的民族，現實中只有一個，那就是俄羅斯。我們也知道，蘇俄在十月革命之後，是一個新興的力量，讓全世界人無不加以注意，而且蘇俄不是獨善其身，而是非常有理想，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而有共產國際的創立。那時候不管是日本、朝鮮、中國、越南，乃至整個歐洲的左派，對蘇俄的制度，其實是非常嚮往跟期待的。所以我們關於當代中國的民主史話，應當從十月革命開始談起。因為十月革命是中共整個思想的源頭。
中國憲政民主的萌芽
曾建元：當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時候，中國還是處於北洋政府的時代。那時候的北洋政府，其實還是有選舉，還是有議會，雖然看起來有點亂。北洋時代的政府和國會，基本上是仕紳階級的組成。北京的仕紳、權貴、遺老，原本都是清朝的大官，雖然從朝服換成西裝，可是很多觀念思維，卻改變不大。另外就是中國各地軍閥的割據勢力，讓當時新生的中華民國，統治的秩序並沒有真正走上正軌。比如在民國初年，國會紛紛擾擾，為了制憲而爭吵不休，竟還發生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政府藉口取締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議員，導致國會停擺而解散的事件，這些亂象，讓當時的人們真的是瞠目結舌。
為什麼中國會搞成這個樣子？當時美國政治學會的首任會長弗蘭克．詹森．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應北洋政府袁世凱大總統邀請，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法顧問。這位非常有名的憲政學者，竟然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中國不適合民主。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結論，等於說全世界政治學界的泰斗，看到中國的亂象之後，做出的結論。這跟我們看到現在的美國，對於21世紀中國民主化的那種期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
那麼古德洛的判斷有根據嗎？他的根據至少有一點。就是說政治制度運作，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和共同的價值。可是當時可能很多的中國人，包括政治人物、政客、軍人等等，他們對於什麼是民主、權力制衡之類的概念還很模糊。所以甚至有很多人，像是籌安會的嚴復等人，居然都是贊同和擁護袁世凱恢復帝制。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沒辦法上軌道，所以必須要有一個非常的手段，讓這個國家上了軌道之後，再來徐圖未來的發展。所以從古德諾的角度來看，他可能認為當時中國擁抱憲政民主的條件還不充足。
可是我覺得，在當時可以跟恢復帝制聲音進行對照的，就是梁啟超。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的時候，梁啟超是主張君主立憲的，還是要這個國家有一個維持共識和團結的重心，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大清帝國就是通過通婚聯姻、宗教供施等關係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共生的帝國。當孫中山一喊出驅除韃虜之後，這些非漢族的民族，也就是孫中山口中的所謂韃虜，他們就要爭相離開這個國家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民國以後，反而是袁世凱比較有能力來維持一個相對比較安定的局面。因為他本來就是清朝的舊臣，擔任過內閣總理大臣。
這個時候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人，那就是梁啟超。民國成立以後，梁啟超非常積極地投入整個國會天壇制憲的工作當中。袁世凱稱帝，也是梁啟超，到雲南去組織護國軍。所以他是採取比較穩健的做法，讓國家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之下，能夠慢慢地走向憲政民主。
孫中山是革命派嘛，革命派就是用暴力來推翻舊制。可是我們看到他其實還是妥協的，他自己沒有能力真正讓清帝退位，所以他最後要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要他收拾這個局面。古德諾當時的看法可能就是說，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在思想或者制度上面都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古德諾的說法，其實對中國人不太公平。因為袁世凱要稱帝，為什麼失敗？因為全國民眾在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就有一個民主的概念，那就是中國可以沒有皇帝了。所以民主是可以學習的，需要時間、需要機會去學習。當時中國的政治人物，比如袁世凱、孫中山，他們如果像美國的開國先賢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那樣，懂得主權在民，知所進退，其實民主的根苗，就有機會種下去，並且茁壯成長。
所以我們回頭去看，不能說當時中國完全沒有那個民主的條件。你看北洋政府時代，各省的軍閥其實是很有概念的，他們搞聯省自治，搞制憲運動，哪怕是用地方自治來包裝，搞他們的地方割據。如果各省軍閥的制憲完成的話，他們就要遵守權力制衡的規則，做到對人權的基本保障。所以我覺得那個的確是需要時間去學習的。
非常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簡單來講，就是推翻帝制，它事實上是帝制跟民主制度的決鬥。我想這個民主的基本價值其實已經被全國人民接受了，所以為什麼袁世凱稱帝不會成功，因為沒有民主正當性，哪怕是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要復辟，他也沒有成功。所以在價值上，民主的高度已經建立了，在實際的運作方式上，國會則要學會如何透過民主的方式開會。大家吵吵鬧鬧沒有關係，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通過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的方式做出決定。
五四運動催生中國共產黨
溫大同：在北洋政府的時代，之所以會發生五四運動，就是因為他們換了那麼多的總統跟總理，導致政府的力量沒那麼大，控制沒那麼嚴，所以那個時代的文化，出了好多的大師，學術的研究發展做得很好，反倒是等到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以後，黨天下來了，整個思想界都遭受了禁錮。
曾建元：北洋政府時代的新文化運動，跟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時代很類似，是在秦統一六國之後，中國第二次思想奔放創新的時代。所有的華人，特別是現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應該會很羡慕北洋政府的那個時代。因為國家的控制能力，沒有那麼強大，人民開始懂得如何組織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大學生成立學生會、大學搞自治之類的行為，政府都管不了。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培養出傅斯年這樣優秀的學生，至今還深深影響著今天的臺灣。像國立臺灣大學一向最喜歡講北大精神，內含著自由、多元、包容。我記得我在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唸博士班的時候，前去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交流，我告訴北大的學生說：「我們臺大，都在流傳北大精神。」北大學生聽得有些莫名其妙，北大有什麼好羡慕的？我說：「不要誤會，不是你們現在這個精神。」
溫大同：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推翻滿清之後，整個中國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主權在民的主旋律已經定調下來了。推翻帝制以後，我們就是要走民主的道路，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磕磕碰碰。
曾建元：但是沒有人敢說他不追求民主，他只是說，我可能需要透過一些非常的手段，來解決現在過渡期間面臨的一些問題，最終還是要追求這個民主憲政的價值。所以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貢獻，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地奠定了日後中國民主發展的基礎。
溫大同：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人開始決心要追求民主，可是也碰到很多的挑戰，有學者甚至會懷疑，中國是不是沒有實現民主的土壤。在這個過程當中，五四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所謂的德先生、賽先生，就是民主跟科學。這是非常具有現代意識的人提出來的。科學就是我們不要愚昧，我們要講客觀，不要迷信。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國家的前途。提出來的這個剛好就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陳獨秀先生，他剛好又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第一任的總書記，但他後來竟又被開除黨籍。
曾建元：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經非常地著迷陳獨秀。這個人怎麼會這樣？我和同一代的學生運動份子甚至還組過一個社團，就叫「臺灣新青年」。陳獨秀是共產黨首任總書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喊出的德先生、賽先生的這個口號，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到底陳獨秀是好人還是壞人？
溫大同：他喊出德先生、賽先生的時候，還沒參加共產黨？
曾建元：那時候的北洋政府，哪怕清朝朝廷，都沒有現代的警察制度和電子社會監控技術，所以它們沒有辦法去全面檢查思想，去查封新聞的傳播或者查禁書籍，所以有一定的自由，讓各種的知識觀念，可以在那個時代激蕩著中國的知識界。陳獨秀雖然是讀中國古書成長的秀才，但是他也同時接受新學教育，還短暫留學過日本，可以瞭解當時天下的大勢，包括西方民主的發展進程，以及後來俄國的革命，他是相當清楚的。陳獨秀、胡適這一代人，是時勢造英雄，雖然他們個人有非常優越的天分，可是也是在那個時代，他們才有這個機會，去展現他們的才華。否則就只能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樣，被中共關死在監獄之中。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他作為當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文學院的院長，不是只寫論文和教學，他還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實踐，他的教學活動不只限於校園，他還積極地從事社會啟蒙。所以我是覺得他和胡適，只是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有那種強烈的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入世精神。這種精神，臺灣保留著，只是不知年輕人看多了《小紅書》，是不是消退了，中國大陸，我是看不到。從這點來看，在當時中國的土地上，有沒有機會開出民主之花？我覺得當然是有，這個是中國的文化傳統。
陳獨秀為什麼在後來走向領導中國的共產革命？其實不論從孫中山在清朝末年追求建立民國的國民革命，或是民國建立之後的二次革命，或者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的大革命，除了追求自由平等之外，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救亡圖存跟富國強兵。因為清朝末年有太多列強的侵略了！讓中國自大獨尊的天朝心態，一夕之間崩潰。怎麼去重建中國，當在世界當中唯我獨尊的地位、那種帝國的想像不在的時候。這可能是那個時代，孫中山、陳獨秀他們共同的焦慮。如果清朝滿洲的皇帝解決不了這一問題，是不是有別的辦法。
當時中國的傳統法律，是非常殘忍不人道的。可是我們也知道，傳統的中國社會，他沒有現代的警察制度。天高皇帝遠，你只要不造反就好，帝力於我何有哉。所以孫中山說中國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然而那是沒有法治的自由，隨時也會失去。傳統的中國基層社會，是一個鄉紳社會、宗法社會，政府的力量，並不能夠真正地深入到這個基層社會，這就是金觀濤講的超穩定結構下的鄉村社會面貌。
到了清朝末年，哪怕是列強入侵了，基本上這個超穩定結構，雖然受了衝擊，但並沒有崩潰。中國人對自由有多大的渴望，我想當時絕對沒有今天中國大陸的人民，或者臺灣人，這麼珍惜自由的存在。所以我覺得救亡圖存、富國強兵，還有天朝意識強烈的失落跟焦慮感，是導致辛亥革命之後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在還不成樣子的時候，一心尋求有什麼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可以來幫助中國恢復民族自尊心的集體心理狀態。這個時候，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我覺得讓中國注意到，並不是聽到甚麼砲響，而是外交人民委員列夫．加拉罕（Lev Mikhailovuch Karakhan）三度發表宣言，說要廢除俄羅斯帝國跟清朝所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要歸還那些因《璦琿條約》等條約被沙皇侵佔的中國領土。
那個支票開得很大啊。當時在全世界來說，只有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國，是這樣友好地對待中國。一個宣稱由無產階級建立的蘇俄，而且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當然會讓中國人思索：俄羅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溫大同：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批判，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論述，對其他被壓迫民族，有一個很強烈的號召力。聯合俄國，確實成為一個非常重要而有效的建國策略。可是我們也知道，列寧講的話打動人心，很漂亮、很動聽。但是在現實中，蘇俄／蘇聯卻是透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自居先鋒或解放者，去壓迫其他的民族。
曾建元：我們要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看。列寧的革命論述，確實很精彩，《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Marxist Doctrine of the State and 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Revolution）這本書，還是1960年代全球學生運動都在讀的經典，比如說法國的路易．皮耶．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他就是重新去閱讀這些著作，寫出《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從無產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診斷20世紀的資本主義體制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對全球的思潮發生非常巨大和正面的影響。
但是1960年代全球的左派運動，從法國、英國到美國，為什麼沒有產生像蘇俄那樣的政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本身，雖然還是對後人有非常多的啟發。可是誰來執行？政治家還是陰謀家？這就決定了這套理論，有沒有被偷天換日、偷樑換柱。雖然馬列主義理論有它的缺陷，我們可以在當時蘇俄建國以後通過的憲法，或者各種勞動法令可以看到，過去深受沙皇農奴制度壓迫的無產階級，重新被平等對待，而且被認為是支撐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俄羅斯革命所傳達出來的這種理念，當然會對受到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階級雙重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或殖民地人民，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歡迎，時代的關頭，它們應運而生，這就是時代的潮流。
陳獨秀的覺醒
溫大同：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事實上是要進行一種時代革命，所以他在創刊號〈敬告青年〉一文中曾經提倡中國青年應該要有的精神：自主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最後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還提出來說，應該要擁護德先生跟賽先生。他當初的提出來的看法是這樣，可是經過這一段期間，受到李大釗的影響，然後接觸了蘇俄所派過來的共產國際的人之後，他也慢慢地認識了共產主義，甚至他後來也因緣際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其實陳獨秀加入共產黨之後，跟蘇俄有一些矛盾跟衝突，他後來被開除了中國共產黨，自稱是托洛茨基主義派（Trotskyist），最後在抗戰之前，他曾經大力地批判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中說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而取代以官僚主義，把黨、把各級蘇維埃、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所預言的壓迫性社會制度還要醜陋。也就是說，陳獨秀他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可是他實際上對共產黨表現出來的極權，以及對民主政治的打壓，是深惡痛絕的。
曾建元：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就出在俄國的革命，它雖是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其實是相當程度曲解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Karl Marx）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的。
在馬克思的時代，當時講的民主，其實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你要有一定的財產，你才有投票權；你必須是男性，你才有投票權，那這是民主嗎？所以馬克思在討論1871年巴黎公社相關的論述《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當中，非常讚揚巴黎公社的普選和罷免制度，而且指出普選的結果實際上是讓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在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有一段話：「通過不受限制的選舉和被選舉，市民社會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作為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質的存在的政治存在。」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意思是說，民主就是要實施真正的普選制，大家都有票，不是只有少部分人才有票。也就是說，當時無產階級，或者是勞動階級，或者是工人、農民、群眾，他們哪怕是沒有財富，沒有知識，沒有修養，他也要有投票權。這是馬克思在宣導共產革命的時候，非常強調的觀念。
到了20世紀，有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問世。就是重新去挖掘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看他怎麼去看待人的問題。馬克思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大意是說，人的本質是什麼：自由！如果人沒有自由，那你就不成其為人。因為人有思想，會思考，有愛恨情仇，那就是一個自由的表現。人透過他的勞動和創造，可以改變他與世界的關係，甚至改變世界。這是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非常激勵人心的一個論斷。可是我們在馬列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裡，看不到這種精神，只看到一切都要跟著黨走。甚麼是自由？黨已經幫你規畫好了，跟著黨走就有自由。其實這是剝奪了人的自由，因為人可以選擇不要。這是馬列主義最大的弔詭，它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無視於人的本質是自由。
溫大同：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主要的領導者，他加入共產黨成為黨的總書記，然後他也領導了那個時代的民主運動，而且他也發現了蘇俄／蘇聯，在推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當中，是在控制中國共產黨的運作。也就是說，蘇聯並沒有要解救中華民族這個民族。事實上是要操控這個民族。所以陳獨秀在1929年，因為中國強制收回中東鐵路導致中蘇軍事衝突的事件，反對當時中共提出來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被中共開除黨籍。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如果以陳獨秀個人的發展作為主線來看，他是中國共產主義發展很重要的起點，但是之後的發展路線，就離陳獨秀的理想越來越遠，
曾建元：陳獨秀他真正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所以他投入到當時中國的勞工運動，他知道中國的社會問題出在哪裡，我來幫助大家去組織、去反省，去檢討這個體制，這就是要真正實現民主，一人一票，讓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而且儘量不要受到客觀生活、經濟狀態的制約，能夠保衛自己，為了自己的權益，也為了別人的權益，以一個公民的身份，參與整個國家的治理。陳獨秀想要實現的精神，跟我們現在臺灣所珍惜的民主，沒有什麼差別。
溫大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時中共在接受蘇俄的指揮，要他們進行國共合作，加入國民黨的時候，陳獨秀也參與了國民黨的改造，他要求孫中山把中華革命黨時所有的黨員都要效忠孫中山這件事，要把它取消掉，所以他在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他要讓國民黨也要實現黨內民主。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可敬的精神追求。
曾建元：我們要重新評價陳獨秀，三十多年的1989年，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出版了鄭學稼教授的《陳獨秀傳》，我這年紀以上有深入研讀中國近現代史的臺灣人，我相信都對陳獨秀有一份崇敬。如果有機會，透過我們的節目，讓陳獨秀的思想和著作，進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的討論中，和習思想做個對比，人們會認識到，甚麼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精神。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1月18日播出
龔與劍文字整理
6月9日下午2時曾建元校訂於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