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是川普，還是哈里斯：有什麼分別嗎？
文/澎湃研究所 王緝思 胡然 趙建偉
過去幾周，美國總統大選風雲驟變。
早在春末夏初，各國已經開始就前總統川普重返白宮以及現任總統拜登連任兩種可能性進行評估。對許多國家而言，這兩種可能性預示著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前景，而美國在其中的角色也會迥然不同。
然而，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川普遭遇槍擊，拜登宣佈退選——顛覆了整個美國大選的局面，加劇了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
對此，許多國家仍然預判了兩種背道而馳的走向——如果卡瑪拉·哈里斯當選，她將延續拜登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如果川普及其搭檔萬斯贏得選舉，美國將走上孤立主義的道路。
不過，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情況有些不同。
八年前，川普放棄對華「接觸」，轉而採取對抗性政策。其治下的美國不再將中國視為交易夥伴（偶爾稱作「對手」），而是開始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戰略競爭者，甚至是威脅。
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調門有所緩和，實際上卻強化了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甚至在一些問題上比川普政府走得更遠。華盛頓政策圈似乎形成了一種跨黨派共識，認為現在必須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張以冷戰的視角看待中美關係。
從中國的角度看，美國兩黨並未就中國問題和全球事務提出不同方案，而是都採納了強硬的對華路線，深刻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比兩黨對華立場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對華不同層次的認知分析及其實際政策涵義。在中國，多數觀察人士不期待美國對華政策會發生重大轉變，他們探究的只是，當前美國政策圈中的哪種思路可能最終成為主流。
在對華政策辯論背後
由於中國的政治結構和輿論管理，很難準確瞭解中國領導層對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辯論作何感想和回應。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大致瞭解中國人是如何鑒別這場辯論背後的驅動力的。
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通常是其國內政治的直接反映。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國內的重大辯論很容易擴展到外交事務，包括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制定。不論川普的「美國優先」口號，還是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主張，都生動體現了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緊密聯繫。
川普上臺後，美國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塑造了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美國優先」原則主要是為了回應美國選民對全球化和移民問題的擔憂，其政策結果就是，提高貿易壁壘，限制移民，同時減少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度，把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同樣聲稱，其外交政策服務于國內選民的利益，普通美國人的福祉也與國際事務密切相關。因此，出於與川普類似的國內政治考量，拜登的外交政策試圖重構國內產業政策和國際經濟規則，以回應美國選民的訴求。
很多美國國內議題本身既關乎內政，又涉及外交。比如，源源不斷的移民既是美國繁榮的驅動力，卻又影響其邊境安全和對外關係。又比如，自川普政府以來，美國要求中國配合解決其國內的芬太尼危機，中國也予以積極回應。儘管如此，一些美國議員仍然將從墨西哥流入美國的芬太尼歸咎於中國。
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另一個特點是對中國的關注持續上升。儘管俄烏戰爭和中東問題分散了美國的大量精力，但中國仍然是其全球戰略的首要關切。時逢大選之年，許多美國戰略家都再次呼籲華盛頓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專家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書《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奧巴馬、川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強有力的、連貫的對華政策和亞洲政策。他們認為，儘管美國在歐洲和中東仍面臨持續挑戰，但對決策者而言，加速將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才是至關重要的。
在大選年，兩黨毫無意外地競相發表強硬言論，表示要對中國採取嚴厲措施並限制其全球影響力。這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第三個特點：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中，傳統的「鴿派」和「鷹派」二分法已經難以全面反映美國對中國的複雜看法。鑒於兩黨普遍認同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探討這一共識下的多種政策觀點或許更有意義。
三方論戰
在對華政策上，美國戰略界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派別。
第一派可以稱為「新冷戰鬥士」。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是零和博弈，兩國已走入「新冷戰」，美國需要採取更為強勢的對華策略。正如前總統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國國會前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外交》雜誌中所言，美國「必須贏得而非管理」對華競爭。他們認為應該借鑒前總統雷根的做法，亦即將應對蘇聯威脅視為美國的一項首要任務，致力於贏得冷戰。
第二派可以叫做「競爭管理者」。與所謂「新冷戰鬥士」不同，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項與中國共存的戰略至關重要。這一觀點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上發表的文章，後來他們兩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們認為，與中國的競爭是「需要管理的形勢，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2021年至2024年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高級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屬於這派。在他們看來，最佳的對華戰略是，競爭為主，合作為輔。
第三派可稱為「和解派」。這一派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響同樣不滿，但他們更擔心中美競爭可能會升級為激烈的對抗。作為這一派別的代表性人物，國際關係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認為，美國不應發起與中國的冷戰，因為冷戰本質上很危險。在他們看來，博明和加拉格爾對勝利的幻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美國通過（對華）施壓來促成變革的結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權，但也同樣可能是鞏固威權。」白潔曦和斯坦伯格認為，中美應共同降低戰爭風險，並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合作，這符合兩國的利益。
以上三個派別具體的政策觀點不同，但都一致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美國對華政策需要跨黨派的支援才能取得成效。目前，華盛頓政策圈似乎還沒有就採納哪一派的觀點達成共識，對於中國挑戰的性質——主要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抑或是安全或者全球治理方面的 ，他們似乎也還沒有定論。所以對中國戰略界人士來說，重要的不是簡單區分鴿派或是鷹派，而是去瞭解上述不同的主張會如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如何塑造下一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美國人可能會問：哈里斯和川普，中國更傾向於誰上臺？或者更籠統地說，中國更喜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畢竟，1972 年，毛澤東主席曾對時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尼克森說，他喜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右翼。雖然毛主席沒有說明這種偏好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為他認為尼克森和其他西方右翼領導人更關注本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而左翼政治家則傾向于以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為基礎來制定政策。
然而，具體到中美關係，很難判斷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貢獻或是破壞更大。例如，儘管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率先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堅冰，但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是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共有七任民主黨總統和七任共和黨總統，在任何一黨執政期間中美關係都發生過重大突破和危機。
如今中國對民主、共和兩黨的看法依舊沒有定論。川普上臺之初，首要關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將這一問題連同中國技術優勢上升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高度。其政府不僅把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者，還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對美國生活方式和「自由世界」的威脅，進而採取了咄咄逼人但不甚連貫的「全政府」方式，在幾乎所有議題上與中國競爭和對抗。
經貿問題首當其衝。川普政府先是對大批中國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隨後將行動擴大到加強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和限制，收緊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並對華為等在海外擁有大量業務的中國公司進行針對性打壓。
在安全問題上，川普政府強調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這一地理術語以前只是偶爾使用，現在則已成為美國戰略界的通用名詞。它向臺灣地區提供特殊安全保證，淡化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向美日澳印「四邊機制」注入新資源，以聯手制衡中國；加強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挑戰中國的領土主張。
在雙邊政治關係方面，川普雖然不持鮮明的意識形態觀點，但卻縱容其政府官員和美國國會詆毀中國執政黨及其國內治理。其政府張揚所謂的「中國威脅」敘事，嚴重破壞了幾十年積澱的中美學術、科學和社會交流。在多邊外交方面，美國試圖通過妖魔化中國，阻撓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進而限制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時至2020年，在美國大選年的複雜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劇了中美關係的下滑。川普政府將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歸咎於中國，暫停了大部分雙邊對話，並對華採取了敵對立場，甚至下令關閉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將其污蔑為「間諜活動和盜竊智慧財產權的中心」。
不過，總體而言，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還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比如對經貿談判持開放態度，並在技術競爭和臺灣等棘手問題上表現出了一些妥協意願。加上其「美國優先」的立場對籠絡盟友形成掣肘，川普始終未能建立並領導一個強有力的多邊陣線來對抗中國。一些觀察人士由此認為，川普主要關注商業利益，並有意同中國達成交易。
2017年11月，川普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拜登執政期間沒有做到的，並於2020年1月與中國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著手解決經貿矛盾。事實上在其任期結束時，美國國內不少人認為美國對華貿易戰已經以失敗告終。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延續了川普時期的對抗性取向，在手法上更為系統、更注重多邊的方式。它把這種策略概括為「投資、結盟和競爭」。
2021年2月，拜登在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並表示將「直接應對」中國對美國「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的挑戰。他與國會密切合作，推動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和產業政策，以提升美國的競爭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強化在先進技術領域的對華競爭，實施更嚴格的對華出口管制，對中國綠色技術產品加征新一輪關稅，同時密切協調國際行動，打造針對中國的「晶片四方聯盟」等。
在安全問題上，拜登政府強化美軍在臺灣海峽和南海的活動，並為其亞洲安全聯盟添加了地緣經濟維度。作為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替代性方案，拜登召集七國集團領導人推動「重建美好世界」倡議和「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拜登政府不滿中國在俄烏衝突期間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對多家與俄羅斯有貿易往來的中國公司實施了制裁。華盛頓還給對華競爭披上了一層意識形態外衣——即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對抗專制」——企圖建立一個對抗中國的大聯盟。
當然，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也不是全然對抗和競爭。其任上仍保持中美高層定期溝通管道的暢通，並繼續探索合作領域；雖然關切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但還是採取了一些「去政治化」措施，著手恢復雙邊學術交流和社會交往，包括叫停川普政府的「中國行動計畫」（一項旨在打壓與中國機構有聯繫的美國研究人員的有爭議的計畫）。中美領導人于2022年11月和2023年11月兩度會晤，雙方承諾維持穩定健康的雙邊關係。
不干涉原則
中國戰略界人士對未來十年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方向的可能性不抱什麼幻想。根據美國民意調查和華盛頓政策圈在中國問題上的跨黨派共識，他們認為無論誰在2024 年11月當選總統，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繼續以戰略競爭甚至遏制為主，以合作與交流為輔。
新一屆川普政府幾乎肯定會對中國採取更極端的經貿政策。川普已揚言要對所有中國製造的商品加征60%的關稅，並準備撤銷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自2000年以來，這一地位賦予了中國非歧視性的最惠國貿易待遇和市場准入條件。他還主張「大院高牆」原則，企圖顯著擴大拜登政府以強力安全措施保護關鍵和新興技術的「小院高牆」理念，以推動更廣泛的對華技術「脫鉤」。
不過，鑒於川普對「交易」的偏愛，他可能決定與中國在消費品、能源和技術領域達成雙邊協議。他還可能企圖將臺灣問題作為談判籌碼，以在其他議題上獲得好處。例如，他可能會提議美國限制臺灣當局的挑釁行為，以換取中國在經貿方面的妥協。但中國極不可能同意達成這種「交易」，川普的外交政策顧問也可能會反對他的做法。再次，由於川普總體傾向於雙邊外交而非多邊主義，他可能依舊沒有能力動員盟友和夥伴對抗中國，並可能會尋求與俄羅斯達成單獨的和解，而俄羅斯是中國的堅定戰略夥伴。
至於哈里斯政府，如果它大體延續拜登的政策，則很可能會加強對華戰略競爭，並鞏固拜登努力建立的美國與西方和亞洲國家的對華同盟。與川普獨斷專行且反復無常的決策風格相比，哈里斯的對華戰略很可能會更有條理、更可預測。
但總體而言，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新一屆川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的對華戰略方向很可能是一致的。如果出任總統，兩位元候選人各自都會給中國帶來挑戰和不利影響，但他們似乎也都不希望中美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或切斷所有經濟和社會聯繫。因此，中國不太可能有明確的偏向。
此外，中國希望與美國保持穩定的關係，避免對抗或關係破裂。作為其中之義，中方對美國大選持不干涉原則。對於2024年大選，中國政府官員只發表了謹慎克制的評論，將其描述為「美國內政」。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7月的例行記者會上強調，「中方從來沒有也不會干涉美國大選。」當然，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人出於選舉目的拿中國說事、損害中國利益，」「反對美方散佈虛假資訊抹黑中國，反對美國大選拿中國說事。」這表明，如果中國在美國大選中受到攻擊，中方可能會感到有必要做出回應，至少是口頭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中國政府堅持不干涉原則，但中文社交媒體上出現一些煽動性、不負責任和挑釁性的言論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其中一些言論來自中國境外，可能反映了某些海外華人群體的特定目標。這些言論不應被解讀為中國官方立場。
審慎行事，避免災難
與美國政府一樣，中國政府在2024年的主要關切是國內形勢。與美國的政治極化和動盪選情相反，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治穩定，社會凝聚力強。
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積極評估了中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做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為了平衡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中國改革任務的優先事項是體制機制建設，特別是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水準和加強從嚴治黨。
一方面，中國認識到保持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並採取穩步措施推進國際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就此而言，中國認為與美國和西方對立沒有任何好處。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堅決防範西方（尤其是美國）企圖不會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政治原則和國家安全。破壞其國內權威和合法性的行為，
儘管中國努力穩定中美關係，但也在為應對雙邊關係的動盪做準備。2023年3月，習主席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兩個月後，習主席在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外交事務中，中國仍然認為世界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組成的，並未將國際形勢描繪成西方陣營和「反西方」陣營在「全球南方」爭奪影響力。
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涉港、涉台、涉藏、涉疆和人權等問題。中國將臺灣問題視為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國政府在對台政策上保持了高度克制，同時保留旨在阻止臺灣當局實現「法理台獨」的政策選項。除非受到極其嚴重且不可逆的挑釁，中國領導層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在中菲南海主權爭端中，中國的處理方式既謹慎又彰顯自信。在中美經貿和技術爭端中，中國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反制，並更加堅定地推進科技自立自強。
鑒於美國兩黨對華政策方向大體相似，中國方面會以高度的審慎和有限的期待來應對此次美國大選的結果。
今年4月，習主席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重申：「中方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繁榮發展的美國，希望美方也能積極正面看待中國的發展。」遺憾的是，下一屆美國政府積極看待中國發展的可能性很低。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堅決維護其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模式，同時努力擴大國際貿易和投資空間，以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所以不論是哈里斯還是川普勝選，中美關係都難以恢復到本世紀初那種深度交流與合作的狀態。不過，即便關係回春不現實，中國和美國也還是有可能保持穩定的雙邊關係，避免災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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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胡然，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趙建偉，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原題「美國總統大選會改變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