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最後的公知也消失了：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還有多近？
文/voa黃榆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是中國著名電腦公司聯想在1990年代初的廣告語，打動無數人，和無數國際品牌一道將中國人帶入了PC和互聯網時代。與此同時，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份子也橫空出世，塑造了從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國公共領域的成長與繁榮。
然而，這一切在過去十年陷入凋零。隨著公共知識份子的消失，連帶著公民社會、市場經濟和人民對未來的信心也都隨風而逝。人們也在猜測，在中共「十九大」後強行修憲和三年「動態清零」後，中國的極權主義還有多遠？
最後的公知
就在中共為了重啟市場經濟、重振民眾信心而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個月，三月份「兩會」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佈，要求建立「國民網證」制度。一時輿論譁然，幾位公開反對的知識份子也隨即被消聲。這令中國公眾愕然，他們並不奇怪如此種種強行通過的惡法，而是突然意識到這幾位發聲的知識份子可能是中國的最後公知，宛如暴風雨來臨之前繼續飛翔的幾隻海燕。
這幾位「最後的公知」，就是清華大學的勞東燕和黃裕生，分別來自北京清華的法學院和哲學系。他們在微博發出抗議「網證」草案的意見書後，微博帳號都被永久封禁。中國的網路管理當局還對勞東燕組織了文革「大字報」風格的網路攻擊，將勞教授稱為「反賊公知」。
如果算上稍早被當局禁言、剝奪教職的另外兩位清華學者，出自法學院和政治系的許章潤和吳強，他們同樣在過去幾年分別以對政治惡化的連續批評和對社會運動的研究招致當局打壓，堪稱新時代的「清華四傑」，媲美於國民政府時期的「清華四大導師」。
所不同的是，一百年前的清華四大導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和趙元任，踏足中國走入現代共和之際回首傳統文化，以埋首故紙堆的學術研究試圖重建現代中國的文化基礎；而今天這四位清華四傑，分別從法學、哲學和政治學出發，關懷中國當下最為迫切的社會問題，以罕見的學術真誠和道德勇氣提出了極富建設性和批判性的公共意見。在萬馬齊喑的時代，知識份子整體退出公共領域的時刻，這樣的發聲，無異於劃過夜空的閃電，代表了中國頂尖知識份子在巨變到來前的絕唱。
因為，面對「網證」制度的逼近，他們都意識到了空前的危險和自身的責任，猶如2019年12月底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感知到一場危險的未知瘟疫到來前在職業倫理的驅動下發出了報警。
譬如勞東燕教授，雖然已經在壓力下暫避加拿大訪學，但是出於「讓制度良性發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學術真誠而說出對網證制度的反對意見。致力於權利哲學的黃裕生教授，在評論網證制度的小文章裡非常克制地規勸中國統治官僚，現代化的本義是促進自由而非壓制，搞秦制編戶齊民模式的網證制度，都是與人民為敵，與現代化為敵。
這些批評的聲音，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那麼理性、溫和、富有建設性，都是從知識份子的公共責任出發對中共當局做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規勸」，卻不見容於中國的官僚體制。無須中國最高領導批示，官僚機器即應激式地發起了反擊，組織攻擊勞東燕的正是「網證」立法建議人賈曉亮所在的黑龍江省公安廳政治部以個人名義開設的微信公號。
區區地方網警竟敢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做如此網路封殺、如此侵犯言論自由，可以想像，勞東燕教授已經難以體面地返國任教。而清華大學幾年前就取消了許章潤教授的退休金，對吳強設置了民事官司陷阱，並且要求當地派出所對他實行24小時全天候的監視。
雖然，2024年的清華四傑們不至於如王國維在1925年那般投湖，但是同樣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份子再次面臨可能比「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厄運：他們斯文掃地、尊嚴無存，百年前王國維身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義薪火堪堪將滅；而他們所在的北京清華大學卻在自取其辱，成為網路員警和政治員警的幫兇，淪為思想員警單位。
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試圖向市場、向人民緩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的一個月內。中國官僚體制內的反動力量，無視苦心勸諫的經濟官僚們的艱辛成果，輕易撲滅了「三中全會」百般扭捏、試圖撩起的中國社會精英們的最後一點兒信心。
1984的降臨
不過，這股反動力量的始作俑者，不是來自互聯網發達的南方沿海地區，而是來自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來自省廳網安局的一位處級官員也是本屆全國「人大代表」賈曉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提出了網證制度立法建議，後經由中國公安部的網安機構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眾公佈。如果沒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式年內就將提交人大常委會一讀，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過生效。
這在清華四傑看來，只要該法通過，中國可能在幾乎一夜之間就可能以公民網證的數位極權主義方式建成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或者叫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遙遙領先於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現代化。相比過去十二年的無數次倒退，網證制度一旦通過立法，只有六年前中共通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對共和國的破壞堪比，對中國共和制的公民權利形成摧毀性破壞。
因為，在權利層面，網證制度是對中國憲法有關保護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性破壞，也是對聯合國關於上網權作為基本人權的限制。此例一開，後患無窮，所有中國公民和在中國旅遊居住的外國公民和所有社會組織都面臨著隨時可能發生的針對性斷網，從而被隔離在互聯網之外，也被事實上剝奪了言論權利。在1949年後一直苦於現代治理技術不足的中國，終於通過所謂後發優勢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倫特意義上的現代極權主義制度的全面實施。這對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識的普通人來說，都意味著巨大的顯而易見的災難。
事實上，在過去五年，中國社會幾經反復，進兩步退一步地在全面建成極權主義的邊緣試探，也已經爆發了相當程度的反抗。中共急於推行網證制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大範圍反抗的預防。因為，首先，中國在三年的「動態清零」期間積累了豐富的類似「網證」的全民經驗，即健康碼和電子哨兵為中心的監控體系，輔以行政體系的總動員，足以建設一個超級的社會控制體系，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於互聯網。
在中國官僚們看來，正是互聯網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滿，導致動態清零功敗垂成，最終以觸發白紙革命而倉皇結束。這一失敗，無疑強化了中國最高統治者2014年有關「互聯網這一關一定要過的」訓示在官僚體系中的效力。我們看到，新冠疫情結束之後，首先在上海，當地公安機關大大加強了人臉識別攝像頭的街頭按照規模和幕後處理能力；各地公安對「反詐APP」的推廣幾乎瘋狂，如同幾年前強迫接種新冠疫苗一般強迫中國公民安裝這種超級特洛伊木馬，以利監控。
其次，作為「動態清零」的另類替代，新冠疫情後，北京當局再度強化所謂「楓橋模式」，強化基層公安派出所的權責，以類似「動態清零」期間貫徹的「守土有責」的責任制要求基層公安和各級黨政機構在各自層級內解決所有涉及「維穩」的問題。理論上，這是一種分隔包圍、就地解決、充分放權的策略，在「楓橋模式」的名義下，地方當局獲得了極大許可權處理幾乎任何問題。
結果，一方面，人們看到體制外，普通人的銀行帳號和社交媒體帳號動輒被封；另一方面，體制內的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地方黨政機關和公檢法機構的公務員紛紛以網路實名舉報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舉報伸冤，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向公眾求助，利用公眾影響和中國的網路監督機制扣動體制的糾錯機制。一時間，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國黨政官僚體制和司法體制的無能、僵化和失靈，或許已近崩潰邊緣。
然而，所有這些危險的結構性信號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國領導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經濟過得去、還要像繼續改革開放的樣子」的驅動下，多重目標的追求其實充滿矛盾和衝突，根本難以同時實現，但是並未為最高層所能覺察。以致於，在官僚機構內部安全驅動才是壓倒一切的，安全機關對自身存在感和權力擴張的追求完全不顧及社會經濟部門和目標。就是在這一官場邏輯下，中國的網路員警部門試圖通過建立網證制度實現對國民的全面控制，從現有的網管部門那裡奪取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實際控制權，毫不顧及這一制度對國民信心的打擊、對憲法體制的破壞、以及對國際社會的衝擊。
尤其對那些身處百業凋零、人口流失的滿洲邊陲的中國網路員警們，除了「編戶齊民」的治理經驗再無其他可以顯示政績和能力的，似乎意識不到他們正在極力建設的網證制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來，正是喬治·奧威爾1984的降臨。
也因此，當北京清華大學最後幾個尚有勇氣的公共知識份子為此「小聲」疾呼卻面臨「消失」之際，中國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也距離極權主義只剩一步之遙了。
連結:蒲黄榆说：最后的公知也消失了：中国的数字极权主义还有多近？ (voachinese.com)
勞東燕自述：這個社會需要善良而較真的人
學人Scholar 2022年02月11日 08:34
以下文章來源於瞰法 ，作者瞰法
講述｜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
採訪｜文，徐晶 視覺｜方敏華
2019年1月，她在公眾號裡發出了第一篇文章，《寫給人到中年的自己》。
她說，特別喜歡這樣一句詩：到遠方去，到遠方去，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
之後，我們頻頻看到她的時評文章刷屏。
在《人臉識別技術的隱憂》一文中，她鏗鏘有力地說：「對於北京地鐵即將推行人臉識別技術的做法，我表示堅決的反對。」
在翟天臨學術造假事件中，她說，「在職博士制度是高校基於需求而開發的一個產品。」「正視這樣的需求，採取策略性的疏導的方法，應該要比運動式的圍追堵截要好。」
在《ZARA模特事件背後的社會心理》中，她說，「看到幾張雀斑照片，就能迅速聯想到醜化中國女性乃至亞洲女性的人，骨子裡想必是自卑的。」
我們記住了這個公眾號的名字，「勞燕東飛」。
北京清華大學刑法學教授，勞東燕老師。
她在學術領域耕耘了近二十年。
在陸勇案中，她曾參與學術研討，質疑仿製藥處罰制度的不合理，但並沒有迴響。
而去年《我不是藥神》熱播，隨著輿論的推波助瀾，這一制度得以改變。
她忽然意識到，只有當法律問題上升為公共性的議題，才有可能推進制度的改良或變革。
從一名低調的學者，到站出來面對風口浪尖的輿論，是她的承擔，也懷揣著她的願景。
正如她所說：「相信中國社會一定能夠走出歷史的三峽。」
在大學從教，就我的本性，是更喜歡書齋生活的，單純而安靜。
平素關心政治，是因為權力所代表的支配關係，會深刻地影響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永遠都是不會忘記關心我們的。
作為學者與知識份子，我們所承擔的社會公德，就是善意地批評，同時希望在此基礎之上有所改進。
推動制度向良性方向發展，無論如何值得你我拼盡全力。
1
我與魯迅先生是同鄉。家中三姐妹，排行老二，加上自己也不屬於漂亮而乖巧的女孩，所以相對比較容易受到忽視。好在從小開始，我的成績一直挺好，在學校還是比較受老師喜歡的。
從小到大所經歷的教育體制，就是需要與人競爭，只有在成績上勝過別人，好像才會獲得承認。所以，很長時間裡，我都是比較敏感，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一直到大學都是如此。
大學期間，我的成績在班裡也是名列前茅的，民主測評分數也挺高，畢業時還被評為「上海市優秀畢業生」。但內心裡，我對自己並不滿意。四年的本科學習，我好像仍然停留于中學時代的那種競爭層次，就像是讀「高四」的感覺。自信心比較脆弱，因為這樣的信心，主要來自於勝過別人，缺乏內在的堅實基礎。
畢業時大醉了一場。除了離愁別緒之處，大概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大學四年過得比較失敗。如果說大學四年我有所收穫，那麼，最大的收穫在於，在離開校園之際，我終於意識到，不需要與他人相比，與過去的自己比就好；同時，與外在的名利與認可相比，自己內心的認可更為重要。
畢業後進入上海檢察機關工作。我很快就發現，機關並不適合我。在機關裡，我完全無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枚棋子。並且，我一眼就能望見，自己退休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工作一年半之後，我就提交了辭職報告想要考研。處領導一開始不同意，他原本是想把我當後備幹部來培養的。辭職報告交上去後，有半年的時間一直沒批下來。
那半年我過得挺煎熬的，工作要照做，還不能表現出情緒。期間，無數次地聽王菲的《棋子》，覺得自己真正就是一顆棋子，來去全不由自己，想走出他人控制的領域而不得。
我那時下了決心，要考北大刑法專業的研究生。
我一直對如何規制國家權力的問題感興趣，大學時便是公法學得比私法要好得多。
大二那年，我旁聽了鄭偉老師的刑法課，他那時剛從德國帕薩大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才三十幾歲。在講台上，他曾說：我此生最大的願望，是死後能在墓誌銘上鐫刻上「中國刑法之父」。
那時我就想，能讓一位年輕學者如此動情的學科，必定是極具魅力的。
大三結束的暑假，我偶然讀到陳興良老師的《刑法哲學》。這本書的理論深度，當時給我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想要辭職的那一年，聽說陳老師從人大調到北大任教，我就義無反顧地選擇報考北大。
我決定辭職時，家裡人起初覺得丟掉穩定的工作，辭職考研有些冒險，但後來還是支持我的決定。
等辭職報告批下時已是10月底，離當年研究生考試報名的截止日期，就只剩十幾天了。
辭職手續辦完後，我即刻北上，住進北大蔚秀園的招待所，全力以赴備考。複習的時間只剩下三個月。
那三個月過得孤寂而充實。虧得有當時在北大讀研的朋友相助，為我提供諸多的便利。這份相助之情，我一直銘記在心。
我沒怎麼想過，如果考研失敗會如何。有句話對我影響很大。如果你遇到一堵牆，基於畏懼心理，糾結要不要爬的時候，就先把帽子丟過去；這樣的話，接下來就根本不是猶豫要不要爬過去，而是怎麼爬過去的問題。
好在運氣不錯，複習的時間雖不算長，但還是順利考上了。經我本科時的游偉老師引薦，成為陳興良老師指導的碩士生。那一年，陳老師只招了我一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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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溫和而嚴謹，對學生極少批評，以鼓勵為多。我以前並沒覺得自己有適合做學術的特質，但陳老師認為我在學術上頗有悟性。
他也非常開放與寬容，允許學生發表和他不同的觀點與見解。我那時看的刑法書很少，讀研第一年對刑訴法特別感興趣，還有過轉專業的衝動。不過，我很快覺得刑訴法過於技術化與操作化，我還是對有伸展與想像空間的理論更感興趣。陳老師也不覺得有問題，他只是委婉地提醒我，在社科知識與專業功底兩個方面，不要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在北大讀研期間，我泡在圖書館裡的時間比較多，書看得也比較雜。
從大學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對這樣一個問題感興趣：中國社會為什麼會在近代走向衰落，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順利轉型成一個現代社會？
對這個問題的關心，讓我對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學等有不可遏制的興趣。當時，我都把此方面的閱讀理解為是業餘興趣，後來發現，原來是可以與本專業的研究相結合的。社科知識的背景，讓我看專業問題的視角變得開闊。
在此期間，我內在的自信也逐漸建立起來，開始敢於去表現自己的鋒芒。
北大的氛圍，長處在於比較容易培養學生的自我意識，包括批判精神與胸懷天下的視野。短處則在於，學生容易流于坐而論道，不夠踏實，形成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局限。
那幾年應該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覺最為良好的時光，卻也是年少輕狂的歲月。
2004年博士畢業後，我來到清華任教。雖然就在隔壁，但我之前很少去清華。清華比較講規矩，尤其是對資歷淺的年輕老師。好長時間裡，我都不習慣清華的氛圍。包括對上課遲到的嚴重性過於強調，讓我有一度經常做找不到上課的教室急得不行的那種夢。如果第二天一早有課，前一晚經常都睡不好。
不過，清華對踏實努力的強調，也治好了我讀書時年少輕狂的毛病。同時，在專業功底的補強上，也讓我獲益良多。
我以前喜歡宏大敘事，學術文章的寫法多少有點「劍走偏鋒」。在刑法理論這塊，扎實的、體系性的知識是比較欠缺的。清華刑法學科的長處恰恰在這方面。以張明楷教授為首的幾位老師，他們的研究風格與對解釋論的強調，對我影響很大，促使我對自己的研究風格做出相應的調整。讓我意識到，不僅要能寫宏大敘事的文章，也要能做精細而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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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始終是在社會的框架之中運行。在我看來，首先必須要能判斷社會在往什麼方面發展，並弄清一個良善的社會應當具備哪些價值，在此基礎上，再來考慮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建構的問題。
對於這個社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始終難以平和，難以雲淡風輕。我期望自己，即便人到中年，還是保持必要的鋒芒。以前我會有意無意地收斂自己的鋒芒，因為比較顧慮他人的看法。
隨著年歲的增長，在心態上慢慢變得放鬆，覺得沒有必要通過收斂去掩飾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歡我、接納我。總是顧慮別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過小心翼翼。我願意展現真實的自己，無論是在私人交往的場合，還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內的公共領域。
想通了這事之後，我的心態比以前要好得多，在公共場合比較拘謹的毛病也有改善。
一直以來，對於公共問題我都是有表達欲望的。單是學術論文的寫作，無法滿足這方面的表達欲望。
在賈敬龍殺人案、天津大媽持槍案、正當防衛等問題上，我都有論文發表。但起初是因為我的相關研究，正好與這些社會熱點問題相契合。
學術作品的影響力範圍是比較有限的。對我刺激比較大的是2015年的陸勇案。
我曾在一次案件研討會上見到陸勇本人，隨後還就該案寫過一篇論文。我當時質疑的是，如果人們公認他的行為是一種英雄式的行為，刑法憑什麼將這樣的行為評價為犯罪？
我以為，作為法律人，如果按先前的理解，得出的是大家都認為很不公正的結論，這時候就應該去反思，是否這種先前理解存在問題，是否有必要對相應法條作重新的解釋。如果無論如何難以通過合理地解釋法條而得出公正的結論，就說明很可能是立法出了問題，應當考慮去推動立法的變革。
當時做衛生法研究的老師，包括我們研究刑法的，專門就這個案件開研討會，也寫了學術文章，但並沒有多少迴響。
2018年，以陸勇案件為原型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仿製藥的問題一下子受到全社會的關注。今年8月，《藥品管理法》做出重大的立法修改，將仿製藥從假藥的範圍中予以排除，很多患者家庭得以擺脫要麼等死要麼傾家蕩產的困境。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當一個社會問題以通俗的方式被大眾理解，從而得以將相應的呼聲放大，或許就能獲得改變的契機。它也讓我願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今年1月份，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開了公眾號，興至所致寫一些普及性的文章。我沒有認真想過，花時間來寫這些不算學術成果的文章有沒有意義。在學術之外，我想表達對公共問題的關心，傳遞一些理性的聲音，僅此而已。
我沒想到，有一些文章會引發那麼大的關注。尤其是人臉識別的問題，我寫的文章好像起到了類似蝴蝶翅膀的效應。
這項技術在近兩三年內迅速推開。在我看來，它所許諾的便捷利益與所潛含的巨大風險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尤其是，對於被收集方而言，一旦資料洩露或遭到濫用，並不存在有效的救濟手段，沒有辦法恢復原狀。也就是說，風險是不可逆的。與其他技術不同，這項技術很可能打開的就是潘朵拉的魔盒，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會把這個社會帶向哪裡。
我在公號上正經寫了大概十六、七篇文章。其中，涉及時事或社會問題評論的文章，超過三分之一都被平台刪了。
剛開始比較鬱悶，後來慢慢想開了，我寫我的，他刪他的吧。我告誡自己切勿反應過度，尤其是不要走向極端，從而背離自由的基本立場。
寫公號文章比較花時間，現有的考核體制內也不算什麼成果，還可能帶來其他的麻煩。但我肯定還會繼續寫的，有想法時就寫。在表述上可能會做些調整，至少要能夠推送出來。不過，沒有想過要改變犀利的風格，做這樣或那樣的自我審查。
我覺得，這個社會需要善良而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時願意像法治社會的公民那樣，花費時間去較真，逼使現有的不合理規定做出相應的改變。
我不算特別勇敢的人，很多事情上也會患得患失。只是，相比於消極地退守或是棄船遠走，我的確還是更為欣賞這樣的選擇：只要仍然存在能夠努力的空間，就絕不輕言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