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大陸拿下票房冠軍
文/BBC中文呂嘉鴻
香港導演黃精甫執導的台灣影片《周處除三害》（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在中國大陸上映不到兩周，便取得了驚人的成績，目前暫居大陸票房榜首。據報導，該片在中國大陸影院累計觀影人次已經突破千萬，從今年3月3號開始連續10日拿下單日票房冠軍，最晚將在本周三（12日）票房突破四億人民幣（約17.5億台幣）大關。
《周處除三害》講述由阮經天飾演的台北黑幫殺手陳桂林，在知悉自己患上肺癌末期之後，為「留名後世」，決定開始鏟除排名在自己前面的兩名通緝犯，並大開殺戒的電影。
此片獲得了台灣金馬獎及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多項提名。片中男主角、金馬影帝阮經天的知名度回歸，名字幾乎每天都成為中國互聯網熱門搜索詞，連他在影片中戴的「粉紅小豬手錶」亦賣到斷貨。
不過，相較之下，預算6000萬台幣（約1370萬人民幣）的該片，去年底在台灣及香港陸續上映，票房平平，在台灣新台幣4700萬元（1070萬人民幣）。因此，該片為何在中國大陸席捲電影票房，甚至在影音串流平台「奈飛」（Netflix）台灣區影片奪下收視冠軍，引發熱議。
1973年出生於香港的導演黃精甫近年移居台北，在新冠疫情期間完成了這部預算僅台幣六千萬的影片。如今電影在中國大陸大賣，家鄉香港媒體讚譽其「強勢回歸」，黃導演低調簡短地向BBC中文表示，這部電影「無論在任何地方都不屬於能大賣的作品。現在有這樣的成績，當然感到非常意外」。
北京影評人弦子則告訴BBC中文說，這部影片在大陸熱賣，在另一面體現的其實是大陸觀眾「苦審查制度久已」的反應。她認為，《周處除三害》在其他市場，或許只是B級片的常規水平，但在暴力、情色鏡頭時常遭遇審查的大陸，這部電影卻大受歡迎，「體現了觀眾對暴力與娛樂性的渴望，這是成年人的正當需求」。
弦子強調，無論如何，這部電影「本質上是香港B級片在台灣的一次本土化移植。除了對宗教元素的強調一直是這些年台灣電影的熱門話題外，該片最大亮點還是出自香港黑幫、動作、B級片的類型風格，包含著暴力美學、血腥鏡頭、密集的動作場面、快節奏等元素，帶給觀眾『爽感』與視聽刺激，這是《周處除三害》在大陸獲得票房成功的關鍵之一」。
所謂B級片在電影工業中，原先被指預算低、演員較不知名、情節公式化、故事題材多半為大眾熟悉的類型，如恐怖片、科幻片等，在香港則是以黑幫電影為B級片類型片的主流。但B級片的風格及自嘲的特色，卻深深影響許多大製作的商業片及主流電影，許多香港電影導演都從B級片中獲取靈感。
以審查制度來看，B級片在香港多半被視為兒童不宜，青少年鼓勵父母陪同觀賞的電影類別。中國大陸則是沒有電影分級制度，但官方會嚴格執行審查電影。
不過，弦子也強調，《周處除三害》可以在中國大陸上映，也並不意味著審查正在放寬。說到底，「《周處除三害》的被追捧，也意味著（大陸）觀眾渴望觀影選擇權。」
台灣媒體《中央社》說，這部電影以華語電影中較少見的「以暴制暴」題材吸引觀眾，也讓不同觀影族群都能在片中找到共鳴，甚至有許多中國影迷製造了各種二次創作，產生了依據該電影情節的許多「網路迷因」（指網路爆紅事件，Internet memes）。
香港出生、台灣製造、大陸大賣
影片導演黃精甫在20年前曾以第一部描繪黑幫的商業電影大片《江湖》（Blood Brothers）成名，當年拿下香港金像獎新導演獎，同時迅速的成為當時香港影壇最注目的新導演。
但是，在香港鬧熱且複雜的商業影壇上拍片從來不容易，黃精甫拍了幾部電影之後在十年前突然慢下腳步，沒有作品產出。之後移居台灣，他向BBC中文解釋，在台灣適合生活及寫作，而台灣電影圈的伙伴們「在我流浪的時候保護及擁抱了我，讓我不至於太孤單」，並終於在十年後交出了這個作品。
不過，即使這部電影主題是台灣殺手亡命天涯的過程，許多分析和影評都認為，《周處除三害》同樣有著濃濃的「港片DNA」——有武打動作洗煉敏捷的槍戰及巷戰，有底層殺手的掙扎，以及男性視角為主訴說的江湖不歸路，這些都象徵著「香港元素」。
華語電影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溫祺德（Kristof Van den Troost）向BBC中文解釋，在華語電影中，黑幫電影特別是與香港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電影類型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 最明顯的是，黑幫世界是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它有大場面、聳人聽聞，也借此與香港電影人聞名全球的電影動作指導結合在一起，我想說這是他們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溫祺德向記者強調，黑幫電影和一般的犯罪電影同樣能處理各種道德困境，並涉及法治、警察權力、社會不平等、資本主義、現代與傳統的摩擦等議題，他們可以參與的主題類型非常豐富多元。
他指出：「由於黑幫電影往往講述權力鬥爭以及違法者與執法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它們最終也為各種類型的政治寓言提供了便利的載體。杜琪峰的『黑社會』電影應是香港電影界最著名的例子。」
政治隱喻？
事實上，將黑幫電影與政治隱喻掛鉤的說法，與許多網路上的評論相呼應。譬如，有許多影迷將影片《周處除三害》解讀為「政治寓言」，片中由金馬影帝陳以文飾演的從殺手轉為邪教教主的身份，被兩岸三地影迷各自解讀，並以電影中各種片段佐證自己的說法。
譬如，有「小粉紅」影迷聲稱，該片靈修堂的教主是「台獨」或「美國」，蠱惑了台灣人。但也有許多評論認為，該教主其實象徵著社會的「不公不義」，壓抑著不敢反抗的每個公民，因此最終需要有人「弄髒雙手」替大家解決問題，卻也反映著我們自身的懦弱。
台灣影評人羅比則告訴BBC中文說，他認為該片是一部「反英雄」（Anti-hero）的電影，這或也符合東方人心中「以眼還眼、以暴制暴」的「底層價值觀」，「是一個大家期盼會出現的偶像或梟雄。」因此，「這也反映了這個現代社會的問題——當透過正規方式無法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時，我們會期待由壞人來伸張正義」。
羅比又稱，《周處除三害》中的某些角色是隱喻政治上的人物，對他個人來說，那「只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意淫，是將電影做出不完整的過度解釋」。
面對電影大賣以及各式各樣的評論，導演黃精甫對BBC中文表示，事實上，就他而言，「嚴格來說《周處除三害》並非一部幫派電影，它更偏向於犯罪片，再嚴格一點來說，是一部『殉道者』的犯罪電影」。
「我對『殉道者』的題材特別著迷……一直都在描述『殉道者』，有關他們殉於『道義』、殉於『道德』、殉於『道』（本身）的故事。「《周處》要挑戰這座『殉道者』的高山，說實在的，一直是戰戰兢兢，步步為營……即便電影上映以後，心裏面還是有一種迴蕩，好像有些東西還沒講完，想要把角色再挖深一點，直到看見他或她們的腦細胞為止，」黃導演向BBC中文補充說。
譬如，中國大陸社交網站「豆瓣」上一名影評者李尋獐就說，他專為這個片子從北京飛了趟香港，「一是為要見識見識所謂『台灣影史極惡電影』在當下時態的創作語境裏究竟有多狠？二是想看看阮經天在內娛蹉跎十年後，再剃回圓寸演流氓，成色幾何。」
該影迷稱，沒有為此片失望並讚譽該片在宗教外衣遮掩之下，把主題說得很確實——「衝突的設置完全跳出了『黑吃黑』這個千層錦套頭，殺戮不是為了利益，也不為懲戒或報復，只是出於一個亡命漢對自己價值的執念」。
但是，許多中國大陸女權主義者觀察到該片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仍很老套，北京影評人弦子也同意這種批評。她告訴BBC中文說，女主角似乎只是個被動的角色，她們在電影中的生活及愛情都被男性以暴力控制，因此即便有精彩的暴力美學，「但同時也落入香港電影B級片厭女、意義淺顯的傳統窠臼了」。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陳智廷也表示， 讓台灣最有才華的新生代女演員王淨飾演「被動、受剝削、楚楚可憐的髮廊妹」，完全是「不必要」，而且在澎湖靈修中心的片段「混淆了邪教與基督教的儀式，因此削弱了批判力道」。
一位不願具名的知名台灣電影工作者告訴BBC中文稱，商業電影在大部分時間會因為滿足觀眾對娛樂的需求與渴望而賣座，「但如果電影賣座到一個超乎常理，變成所謂『現象級』作品的時候，它所折射出的社會集體意識、心理狀態、深層焦慮、時代氛圍，就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連結: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大陸拿下票房冠軍 – BBC News 中文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為何在中國火爆？ 審查何以放行？
文/RFA
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創下4億票房，這部借著中國典故，講述槍擊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畫面，為何能通過中國電影局審查，還獲得央視影評節目強力推薦？
台灣演員阮經天主演的《周處除三害》，講述一個黑幫分子陳桂林槍殺黑幫老大展開逃亡，當發現自己在通緝名單上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後，他決定除掉前「兩害」，死後留名。主角殺了「一害」後，以為可借由宗教洗滌重獲新生，意外揭發「教主」斂財害人惡行，而「教主」同時也是頭號要犯。一場以私刑處決教主與教徒們場景，引起中國社交媒體熱議，也讓《周處除三害》從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過4億人民幣，火熱程度直逼春節檔。
台灣電影轉進中國 政協委員電影公司宣傳行銷
台灣影評人Lizard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這部電影如果是中國拍攝，審查肯定過不了。但是，台灣製作電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導演黃精甫來自香港，製作團隊也是香港團隊，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別於台灣風格的黑社會電影。更關鍵的是，本片將版權賣給中國電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國的宣發團隊宣傳行銷後，從2月29號起，網路的關鍵資料折線圖就開始往上沖。 「它不是一個觀眾看完後產生的現象級電影，更像是被允許引發出來的現象。負責宣發的中國電影公司董事長傅若清，他是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要在中國電影大環境賣座，很需要靠這樣的關係，一定要過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過中國審查?
「中國電影局為什麼會允許這樣一部暴力指數很高的電影，在中國影院熱烈放映，這很耐人尋味。」曾經在中國擔任過編劇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對本台表示，中國電影不分級，中國從事電影的工作者都對於尺度這麼大的電影能通過審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國官方開綠燈放行可能的動機：「它是宣傳工具、也可能是統戰工具，還能是打擊民間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國的電影局直接歸屬中共的宣傳部(中宣部)管轄，這是負責對言論、意識形態進行主動操控的機構，審查通過加上宣傳機器央視力捧，這電影已經成為中宣部宣傳工具。「除了政治意圖外，沒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審查者眼裡，《周處除三害》可以引導中國觀眾看到貪腐橫行、邪教遍地，就是台灣的現實。正如同過去中國種種宣傳號召人們恨日本，塑造出一個軍國主義橫行、極端的歧視中國人的日本，但這並非日本社會的主流。為何在兩岸關係交惡下，放行大尺度電影，應該是想讓台灣影視人員可以意識到中國龐大的市場，要進入就必須服從中國規則。反之，如果批評中共、中國政府，或發表台獨言論就會受到懲罰。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13日對於《周處除三害》在大陸票房超過4億就說：「大陸之大，是台灣很多藝人難以想像的，也是他們心嚮往之的。」
分析：鼓勵對地下宗教攻擊
不只是中國官媒給予高度評價，就連「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號」也寫起了影評，吹捧起弄傷員警眼睛的槍擊犯，隻身闖進窩點，槍殺邪教頭目的行為，稱「人們再度意識到了，‘邪教’對於人心的摧殘，並佩服陳桂林迷途知返，敢於反抗‘邪教’的勇氣。」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緒是共產黨推波助瀾煽動起來，之後很難平息。中國將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法輪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視為「無惡不作的邪教」。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狂暴的仇恨情緒，需要警惕！
「這個政府需要不斷找到製造敵人，需要引導民眾仇恨的怒火，向某個地方宣洩。這電影有沒有可能成為政府新一輪迫害宗教的預示，現在還有待觀察，但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他說。
也許中國官方有意將觀影民眾沸騰情緒，導入對所謂「邪教」的追殺。但有的民眾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
武漢的田先生雖然還未看過本片，但是朋友圈裡轉發著電影「槍擊教主」的片段畫面，大家熱烈討論著主角該先殺教主，而非教徒們。「中國老百姓活得很壓抑，如果把這部電影引申到中國，你說要大家逃離，或者暗示大家要起來反抗暴政，‘魔頭’還在，怎麼去反抗？」
鼓勵孤狼會否成為雙面刃？
「對官方而言，裡面設定所謂的‘邪教’是法輪大法。對民眾而言，他可以認為‘邪教’隱喻共產黨，中國電影一個特殊的現象。中國觀眾最喜歡這種雙向詮釋。」Lizard補充說道。
Lizard並不認為，中國的民眾看完電影后，就會借機宣洩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秩序。因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為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處」是孤狼，並非上升到所謂的「信念層次」，因此並不構成對官方的危害。
「孤狼這種犯罪，中國抓捕後，還能拿來宣傳有這麼危險的悍匪，要更加強社會管制。孤狼要動搖整個政權結構，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權擔心民眾成群結黨，在片裡唯一有組織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實際上打的是組織。
消失的記憶 200多部新冠電影遭雪藏
《周處除三害》在中國的熱賣，並不代表中國的審查制度有所鬆手。相反地，中國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規模傷亡、封城引發民怨，成為不少電影人
創作的素材，但不見容於中國電影審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個驚人的數字：「一個電影公司老闆告訴我，他說COVID兩年多的時期，有200多部關於COVID的電影已經拍完，卻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著所有的投資血本無歸。」
他坦承在中國創作者心中有條「創作高壓線」，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還稍微寬鬆些，關於六四、維吾爾人、西藏問題都不能碰，更不能諷刺批評共產黨，尤其是它的領導人。如今，這條高壓線越來越低，有影人嘲諷地說，現在中國只有兩種不能拍。「這個也不能拍，那個也不能拍。」
「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這個審查制度之下，碰過幾次後，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論邊界在哪裡，我會小心翼翼絕不越過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憶，他曾在小說寫到一個1989年的天安門的六四學生們聚會的場景，創作時自知過不了關，只能改成校園鬥毆事件。他形容這多麼可笑，但這種自我審查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書籍、報紙還不是最嚴格的，電影、電視因為接觸人廣、影響力大，審查把關更嚴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