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離模範生和海外生存敘事 用文學和音樂記錄自己的第二代台灣裔美國人
文/BBC中文呂嘉鴻
近年來，全球目睹了越來越多引人矚目的美國亞裔影視和文學作品的問世。從《菜鳥新移民》（Fresh Off the Boat）到《亞洲超級富豪》（Crazy Rich Asians），這些作品都探討了美國亞裔移民第二代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有分析指出，相較於第一代移民，亞裔第二代所必須應對更加劇烈的貧富差距、未被消除的種族歧視和衝突，以及其他重要挑戰。
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研究員劉文在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解釋，亞裔美國人面臨著許多心理挑戰，這與他們在美國社會中感到不適應有關，即便他們在經濟和教育方面擁有比起上一代更多的資源。
那麼，第二代「台美人」（台灣裔美國人）如何透過文學和音樂作品創作描述他們的經驗以及煩惱，還有對未來的想像？他們與第一代移民即他們父輩有什麼不同？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心理危機？
「微小的情感」
「她已經從神經科學博士班中輟學，並開始忽略了丈夫的來電。最近，她發現自己在公園裏走來走去，在地上留下一串果乾的蹤跡。某種程度上，這一切都是對她母親最近去世的回應。她知道這一點。但是，艾蓮諾不明白的是：你該如何哀悼一個你從未理解的母親？你該如何愛一個拒絕讓自己被了解的人？」
這是台裔作者張曉昂（Elysha Chang）對她去年出版的小說《放棄者的樂園》的介紹。這本小說主要圍繞在女主角艾蓮諾（Eleanor）的紐約生活展開。小說虛構了一位台灣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女孩艾蓮諾在母親過世後，如何哀悼母親的死亡並回溯過往，這些過去的回憶又如何影響她現在的婚姻與生活。小說中描繪了「不完美的移民家庭」，被認為打破了亞裔家庭作為移民楷模的迷思。
書中女主角的的父母於1970年代末從台北移民到紐約皇后區，並從事台美進出口貿易。然而，隨著兩夫妻事業的蓬勃發展，公司僱用了越來越多的職員，父母的婚姻開始出現裂痕，父親選擇以工作為由待在台灣，回美後則與母親時而激烈爭吵。最終，她的父親與姐姐與母親決裂，相繼離開了家，留下內向安靜的艾蓮諾與強勢的母親相依為命。艾蓮諾後來一路考上博士班，卻選擇終止學業，她又不顧母親反對，嫁給了一位美國博士班同學，之後母親病逝，她開始面對自己做過的每一個選擇。
張曉昂說，從構思到下筆，她花了約莫六年的時間去完成這本小說。雖然，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都是虛構的，但原型確實源自她自己的家庭。她的雙親也是在1970年代移居美國，而她自己則是在1980年代出生於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去到賓州大學教授寫作，如今與先生及幼子定居布魯克林。
她告訴BBC中文，她的創作初衷是透過創造艾蓮諾（Elenor）這個角色，去探討移民社群「內部」的關係，譬如移民家庭內部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互動，或其他家庭關係，而非將焦點全部聚焦在移民與他移居國家的關係。
張曉昂的解釋以及小說主角的際遇，似乎也符應了一些學者對於亞洲移民在美國的觀察。有學者認為第二代「亞美人」（亞裔美國人）雖然比起父母，衣食較為無虞，也不用煩惱國籍或簽證的問題，但他們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會面臨的問題包括如何與美國社會及父母的價值觀妥協，或者處理不同世代間的認同衝突，等等。
台灣中研院學者劉文告訴記者，亞裔美國人面臨著心理挑戰，這與他們在美國社會中感到不適應有關。曾在美東任教的劉文向BBC強調，儘管亞裔美國人在語言或文化上可能與非移民背景的本土美國人一致，但他們還是時而受到外界對他們種族背景的質疑和追問。她舉例說，韓裔學者樸洪（Cathy Park Hong 音譯）便稱這種現象為「微小的情感」，意指「微妙的侮辱和拒絕」，而這些看似不嚴重的問題卻會逐漸累積，最終演變成一種對「自身存在的危機感」。
「模範少數」帶來的壓力
此外，也有學者指出，與她們的父母不同的是，二代亞裔美國人時常要經歷「模範少數」概念帶來的壓力。這種壓力源於外界對亞裔高成就和成功的刻板印象，以及上一代對他們在美國主流社會「成功」的期許，可能導致心理健康問題。譬如自卑感以及缺乏心理健康的支持。時而，更嚴重的情況是，移民家庭內對孩子成功的期許，時而導致肢體和心理形式的家庭暴力。
譬如，前年在美國書市熱賣的自傳《我的骨頭知曉一切》，由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二代史蒂芬妮‧胡 （Stephanie Foo）記載的便是來自大馬的父母如何將移民美國的壓力及對小孩課業的期許，以虐待的方式移轉到小孩身上。她在成年後，因為精神瀕臨崩潰，最後花費數年處理複雜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並將求醫過程寫成此書。
胡小姐在書中回憶，1990年代就讀的矽谷中學，學生九成以上都來自亞洲及拉丁裔家庭。她深刻的憶及每回學校要發成績單的時候，每個同學都會陷入焦慮，在校園角落，有的人捲曲成胎兒的姿勢，把頭埋在雙膝之間，或有人全身發抖，或者陷入僵硬，他們都恐懼不夠好的成績單拿回家後，不免會遭致一頓毒打。多年後，學校輔導老師才告訴胡小姐說，當時學校的幾乎每個學生都有心理健康問題前來求助。
轉向思考普世價值
這些二代移民歷經的故事，與他們的父母漸漸有所區隔。後者可能多半掙扎於漂泊在外的鄉愁，而新一代的人更多時候是在探索自己生長於美國的身份認同，或如何在美國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張曉昂說：「雖然這是一本關於移民家庭的小說，但《放棄者的樂園》觸及了一些普世價值的思考，譬如個人追求理想或為自己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不過，這也不表示對「台美人」二代來說，他們對於父母家鄉台灣毫無任何情感或興趣。
張曉昂告訴BBC說，「台灣對我來說很特別。 這是我父母長大的地方，也是他們所有故事的發源地。 有一次，我的父母帶我們去了他們以前的學校、他們經常出沒的地方和聚會場所，我們甚至沿著他們過去上學時走的路走。 我聽說過很多關於台灣的事，但以前從未見過所有這些地方。 這就像走進一個故事。」
雖然是非典型的亞裔故事，但這本「非模範移民家庭」的小說卻被美國知名演員莎拉·潔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所創立的文學出版社簽下出版，在書市頗受好評。紐約時報書評稱，小說運用多重視角和不連貫的敘事方式，以不同的時間段呈現讓故事極具吸引力：「艾蓮諾不斷叮嚀自己：如果我肯，事情本可以簡單很多，這也使讀者對她這一次又將以何種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感到好奇。
「第一代想的是生存，後來的人負責講故事」
2022年，台裔學者徐華（Hsu Hua）的自傳《保持真誠》（Stay True: A Memoir）在北美受到關注並獲得極高評價，被列入《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年度十大最佳書籍」榜單。2023年此書獲得普立茲自傳文學獎（The Pulitzer Prize for Biography，普利策傳記文學獎）。
1977年出生於美國的徐華，成長於加州矽谷的庫比蒂諾市（Cupertino）。他的父母是來自台灣的平凡留學生。與許多台灣留學生的經歷相似，徐華的家族也陸續一個接一個移民美國。
然而，在書中，徐華揭示了一個他後來才得知的事實，那就是他的父親當年因參與台灣留學生組織的「保釣運動」立場屬於左派，因此得罪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被列入黑名單，多年無法回到台灣。直到徐華小學時，台灣結束「戒嚴」，黑名單和禁令解除，父親在權衡之後選擇回到台灣新竹，加入即將起飛的半導體工業。而徐母則留在美國照顧兒子。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父子倆透過傳真機談心、談音樂，甚至父親在傳真紙上向兒子解釋數學公式。這段深刻的經歷，在網上引起了許多台美移民家庭讀者的共鳴。
徐華觀察到，與他不同的是，他的父母對於「成為美國人」或對亞美人這些族裔標籤及政治認同興趣並沒有興趣。父母一開始是因為政治因素，畢業後留在在美國就業，隨後禁令鬆綁，父親回台工作。徐華中學時的暑假都是回台灣過的。上大學之後，父母多數時間待在台灣，即便後來父母與家族都移民到美西，徐先生觀察父母從未有要美國社會認同的焦慮，也對自己的身份沒有太多掙扎：「第一代移民腦子裏想的都是生存，後來的人便負責講故事。」他在書中說。
徐華後來就讀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而他的父母大部分時間則待在台灣。他隨後獲得哈佛大學的錄取，並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目前，他在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擔任英文系教授，同時也為《紐約客》撰稿。
徐華的移民生涯看似一帆風順，是亞洲移民家庭的典範，然而他在書中揭示了年輕時期經歷的種種起伏。這本書源於他的大學好友、日裔同學阿健（Ken）的死亡。徐華講述了他與一班好友一起參加一場家庭派對後，稍晚離開的阿健在停車場被三名陌生人持槍劫車，並不幸遇害。阿健的突然離世對徐華來說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沉重謎團。
在書中，除了倖存者的內疚感之外，還涉及到關於生命、友誼和暴力所帶來的各種疑問。他坦言，這些問題纏繞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死結。最終，當他度過了40歲的門檻並成為一個父親後，徐華有了能力將這些結清晰地整理並解開它們，這個過程最終成為了這本書。
美國作家龍·史派思（Ryu Spaeth）評論說，徐華的這本書帶來了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因為，與多數移民不同的是，在1990年代矽谷成長的徐華並沒有渴望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相反，他以一種「嘲諷藐視」的態度回應了讓他感到幾許疏離的美國。
史派思分析，徐華這本書因此「體現了90年代的理念，即白人主流是可悲地不酷（uncool）」。有趣的是，徐華的一個最好的朋友竟然是一個非常白人化、不那麼「酷」的亞洲人。
徐華後來反思，他早逝的朋友理解並接受了他當時想要成為「酷文青」的種種行為和言語。這段友情帶來了許多收獲，值得他永遠珍惜，即便他的摯友已溘然長逝。
徐華在書中稱他不願意將阿健的逝世及暴力，置放在美國亞裔如何遭受暴力的外部結構中解釋。他坦言，他反而盼望這些經歷從個人對於友誼及回憶的整理中談起。徐華拒絕了記者的採訪垂詢。
用音樂記錄遭槍擊後的康復過程
徐華書寫的是摯友阿健的死亡以及那段珍貴的年少時光，對楊海濤（Haitau Yang）來說，他只能以音樂來回溯創傷。
2017年，時年20歲的大學生楊海濤，在蒙大拿州停車場凖備取車，有兩個人走過來，之後警方調查發現他被誤認成兇嫌仇家。其中一人走近他，只說了一句話後開槍，將一發子彈射入他的腦袋，粉碎了他的腦骨。
楊海濤告訴BBC中文，他不是特別能夠精確憶起當下意外發生的那一刻，「也很不想回想起那些細節」。他只記得當意外發生時，身體感到冰冷，之後他失去記憶。事實上，被送往醫院後，楊海濤被宣判為「醫學死亡」，在醫院中待了兩周奇蹟般地醒了過來，並需要一年時間的恢復。
也是意外發生18個月後，他才開始重拾創作。他告訴記者，他需要一個出口來將當下及療傷過程的感受和情感發洩出來。他強調，創作音樂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別人而存在，「它是我表達自己回憶並處理那段意外的方式。」
楊海濤與另一位樂手威利（Willy Krieg Tai ）組成了黑金屬（black metal）樂團，在疫情期間，一人在台北，一人在美國田納西州，隔海合作創作音樂。與楊海濤一同接受採訪的威利向記者說楊海濤通過音樂完全地表達了自己，雙方隔海創作過程非常順暢。
重金屬搖滾樂團名稱「冷」（Laang）是源於楊海濤回憶自己躺在血泊中、昏迷於醫院時唯一的感受，這個名字帶有獨特的意義。在康復過程中，他經歷了壓倒性的恐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和孤立感，這些情感都以「冷」的感覺表現出來。楊海濤表示：「Laang是我釋放情感的方式，也是我觀察康復過程的方法。每張專輯代表著我康復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事實上，楊海濤的母親來自台灣，他是挪威與台灣的混血兒。七歲以前他一直在台灣居住。之後他隨著父母的工作回到挪威，之後又到西雅圖落腳。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在台灣、歐洲和美國三地間遷徙。目前，他在美國攻讀認知心理學博士。「冷」的音樂不僅包含重金屬搖滾的元素，還融入了台灣民間宗教的概念，探討輪迴、地獄和死亡的象徵意義，而且唱的是中文。
據此，楊海濤告訴BBC說，用中文歌詞的理由之一是他希望跟台灣有更多連結，過去離開台灣太久，在意外發生後，他希望重整的，不僅是這起意外還有自己過往的許多對音樂及生命的想法。而這些創作就像「寫日記一樣」，他自然不會忽略他的台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