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繁花》 真娛樂假史實爭奇鬥豔
文/voa莊志偉
中國電視劇《繁花》以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商戰為背景，講述主角從赤貧致富的發跡故事。該劇去年底在官媒央視和網路平台播映一個多月來，不僅佳評如潮，還掀起上海旅遊商機，讓官媒疾呼「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
分析人士認為，該劇大獲成功，除了劇情和畫面皆動人外，導演王家衛勾勒出當年那個充滿營商活力的老上海，對照上海封城以來、中國經濟今日疲軟的窘境，恰恰成為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劑」。另有分析認為，該劇避開了敏感的政治紅線，因此並沒有反映當時真實的上海和中國。
《繁花》帶動的商機持續引爆。例如，上海和平飯店的「英國繁花套房」雖開出每晚16,888元人民幣(2,365美元)的高價，但從除夕夜到2月份的情人節、元宵節檔次都已被預訂一空。
另外，上海傳統小吃「排骨年糕」近期的網路搜索量暴增近10倍、1月初單周的外賣訂單量環比增長三倍，而同一時間在旅遊平台上的「上海私家團」等產品訂單增長也高達75%。
中國官媒追捧《繁花》商機
官媒《經濟日報》1月28日一篇題為《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的評論形容，上海這般久違的榮景，全拜電視劇《繁花》所賜，因其開播後，迅速成為上海民眾的熱議話題。儘管全劇已播畢，但影響力不墜，劇中主要場景如黃河路、外灘27號等地都登上網紅勝地，還有網民製作「繁花之上海逛吃攻略」來引路。
該文強調，想讓《繁花》持續變現、帶動消費，「還需要政府和旅遊部門齊發力，讓更多人參與到城市文化旅遊中來。」
《繁花》改編自中國作家金宇澄的同名虛構小說，經香港知名導演王家衛的精心雕琢下，以細膩的光影勾勒出劇中人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鏖戰於上海股市、餐飲與外貿服飾市場的恩怨情仇，以及主角阿寶的致富故事。
網民尤將劇中精彩對白視為商場箴言，例如將上海股市比擬為紐約帝國大廈「跑到屋頂要一個鐘頭，從屋頂跳下來只要8.8秒」、「市場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有自己」，以及「人嘛，總要被一樣東西套牢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繁花》如夢 港媒: 上海股市榮景不再
然而，這部自2017年籌拍、被譽為掀起「現象級」熱潮的電視劇，播映時的真實上海卻與劇中情節全然背道而馳，所引發的政經話題也格外受到輿論及學術界關注。
香港《南華早報》1月27日發表題為《枯萎的財富(Wilting Fortunes)》的分析稱，該劇設定的1990年代初期，上證綜合指數才剛開市不到兩年就飆漲167%，但今日的滬股卻自2021年底飆上高點以來，已蒸發掉1.45萬億美元，全中國的資本市場更從當時的總市值13萬億美元，萎縮了三分之一，逼得股民只能在痛苦的現實中緬懷昔日的輝煌。
港媒《香港01》1月27日的分析更堪玩味，該文直指，《繁花》首集以「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為引子，佐證中國股份制當時快速的改革步伐，但這些政績如今看來也已是明日黃花，與中國近年的政經走勢大相徑庭。
該分析稱，中國經濟現在走上「國進民退」的路線，外貿又因與西方國家交惡，導致出口創下7年來首次下跌，就連鄧小平本人也落入中共領導班子刻意營造的「揚毛抑鄧」論調中。
暗批資本遊戲 《繁花》避開政治紅線
對於《繁花》所衍生的政經意涵，在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李明軒表示，其劇情明顯異於中國現況，卻大獲官民一致好評，最主要原因應是，該劇符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說好中國故事」要求，尤其劇本改編後，避開了原著小說中1987年前的故事脈絡，不提政治改革、也不批判中國的舊威權思維。即便是財經領域，該劇也巧妙避開官方對資本炒作的底線，改走政治正確的主旋律：資本戰爭最終沒有贏家，憑藉自身實力、努力拚搏的人終能創業成功。
李明軒告訴美國之音：「所謂的底線就是，雖然說(劇情)裡面在講，資本市場這種股民跟那種機構之間在股市興風作浪、對決等等，可是到最後，這些操縱股市的人都沒有好的下場。」
儘管這出劇有其政治正確的一面，但不少網民還是看出熱鬧之外的門道，大發恐遭網管審查「刀鋒邊緣」的感歎。
有微博網民留言說：「主旋律作品看得很難受，《繁花》卻讓大家很認可，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意識形態其實和主旋律不同?」
另有網民開始懷念起當年的開放氛圍，感歎現在境內氣氛「比較像是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意識形態」。
學者看《繁花》 揭王家衛「沒寫的史實」
儘管電視劇是文藝娛樂作品，本不須像紀錄片般忠於史實，但分析人士直言，《繁花》的劇情之外，有許多導演王家衛避而不談的歷史背景更值得令人三思。
原籍中國四川、現移居台灣的作家上官亂說，90年代正值她童年期，她感受過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氛圍。她說，該片提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卻未明說，當時中國已改革開放達10年之久，鄧小平為何要繼續強調開放。上官亂認為，這劇情背後說不出口的歷史大事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上官亂說，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世界因中共把坦克車開進北京、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而對中國展開經濟與技術封鎖，加上當時北京領導班子在事件後停下改革開放腳步，鄧小平才會借南巡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繼續開放、吸引外商外資的決心。但《繁花》若刻意忽略這一敏感事件，恐讓部分劇情失去歷史脈絡。
上官亂告訴美國之音:「像主角為什麼連紡織機器都要到日本去買，而且還要衝破那麼多阻撓，只是因為他不認識日本人或者是不懂外貿的政策?不!真正的原因是當時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
此外，該劇還有一個更政治正確的面向，那就是，國家機關人員各個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就連在外貿公司上班的女主角收到一對耳環後，也堅持要用自己微薄的薪資買下，還因此被調查了很久。上官亂直言，這跟當年中國的腐敗實況嚴重不符。她說，當年的外貿管制環境下，外貿公司相當於外貿局，壟斷權力的結果是暗藏各種人事腐敗，跟《繁花》劇情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繁花》所描寫的90年代時期，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正好就在上海求學，並且從事外貿工作，他親身領略過當時的上海商業環境。他說，該劇所描寫的炒股、餐飲跟服裝等生意，看似競爭激烈，卻僅是上海商界金字塔頂端的視角，和多數老百姓真實的底層經濟生活連結性並不高。
夏明說，當年真正撐起上海經濟浪潮的是歷經六四事件後、下海經商的知識份子，以及已在上海頗具規模的各大外資企業。當時部分官員及其親屬利用特權掠奪低價物資，倒賣到市場上，謀取暴利，亦即所謂的「官倒」，還有更多官員直接將權力放入市場兌現，這些官場腐敗面和官商勾兌的攀附醜態都難透過《繁花》真實重現。
夏明告訴美國之音:「(當時)任何的民營企業家跑到上海去闖天下，必須得要攀附上海這些官員，甚至跟(周邊省份)浙江、杭州這些的書記、市長，甚至上海市政府市長的家人都會帶到公司裡邊任職等等。」
對於《繁花》受到中國官民好評的現象，夏明跟上官亂有不同的觀察。夏明分析，最新的中共領導班子中，習近平曾先後在浙江跟上海主持工作，下屬王滬甯、韓正等人也都有上海的地域背景，自然樂見這一部以上海「政治基地」為背景的電視劇為其鞏固話語權。
上官亂則從民間角度分析稱，中國影視產業長期遭遇從央視春晚到「過年就要吃餃子」等中國北方文化所壟斷，但《繁花》以上海方言為底蘊，打破此一格局，因此受到沿海地區觀眾的青睞。
《繁花》之後 學者: 盼中國一改「高人」相助的人治社會
台灣學者李明軒則於1月23日發文分析，《繁花》中的人物每逢事業難關或被逼至絕路時，總有「高人」現身，提供錦囊妙計或通天人脈，助其化險為夷，讓觀眾拍案叫絕。但她認為，這般劇情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人治」特色，因碰觸到人們心中最幽暗的痛苦跟難堪，才反而緊扣人心，但歸根究柢，她說，中國應累積群眾互信的社會資本，建立法治社會，也許才能讓人民得到幸福感跟公平正義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