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 中美「競合關係」的三條深層邏輯
文｜約瑟夫·奈（來源｜《軟實力與中美競合》）
1 相互依存對中美是雙刃劍
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所謂「戰略威脅」。問題是中國帶來的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威脅？美國又能承受與中國牽涉多深？反復互動可以培養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但相互依存——在這種情況下，不破壞現狀更符合一個國家的普遍利益——則是系統性的。
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大自然提醒了我們中美兩國在經濟上是何等的深度關聯。然而，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制定了與中國進行第二次冷戰和經濟脫鉤的戰略，這讓兩國政治也陷入糾葛。
經濟交流能為雙方帶來福祉，但它也可以被用作戰略武器。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所謂「戰略威脅」。問題是，中國帶來的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威脅？美國又能承受與中國牽涉多深？
要理解中美之間的權力關係與相互依存，就得先瞭解美國的戰略目標。如果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一種零和博弈，那麼兩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越低越好，儘管在軍事和環境領域，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如果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將經濟脆弱性作為可資操縱的武器，戰略家們就會忽略相互依存也可以產生穩定威懾的積極作用。懲罰和拒絕是經典的威懾概念的核心，但它們不是唯一的勸誡方式。建立深度關聯是另一個重要手段，它可以讓身在其中的一方看到某個行動的成本有時會超過收益，在損人的同時並不利己。
對經濟相互依存會保證和平這種粗略的見解，有批評者指出，一戰就能證明這種聯繫並不能阻止主要交易夥伴之間發生災難性的衝突。確實如此，但這種論調又因為全然否認相互依存可以降低衝突的可能性而顯得矯枉過正。作家諾曼·安吉爾等人在1914年之前，曾經錯誤地以為經濟相互依存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但是，他們認為戰爭的成本會因為依存關係而大大增加的看法並沒有錯。
當然，誤判總是可能會導致衝突。1914年，大多數歐洲領導人錯誤地認為，戰爭會是短期的，成本是有限的。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沒能阻止日本襲擊珍珠港，儘管這部分是由於美國對日本的出口禁運。禁運操縱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這令日本人擔心如果不冒險發動攻擊，他們就會被扼殺。
深度關聯有時也被稱作「自我威懾」。這個術語本身不應成為分析人士忽視其重要性的原因。認為成本將超過收益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自我抑制可能源於對利益的理性計算。然而，我們應該記得，對目標的認知雖然重要，但它不是威懾中唯一重要的認知。這也應該提醒我們，國際威懾關係是複雜機構之間的一系列反復互動，這些機構並不總是單一行為體。此外，這些行為體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調整其認知。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所表明的那樣，反復互動可以培養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另外，相互依存——在這種情況下，不破壞現狀更符合一個國家的普遍利益——則是系統性的。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忽視相互依存的戰略成本。但是，我們不應該讓錯位的恐懼導致兩國全面脫鉤。當然，相互依存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不過，謹慎使用這把劍也會有助於戰略穩定。
2 與中國的冷戰是可以避免的
有人說川普總統給拜登總統留下了一場新冷戰。但現在中美之間還沒有發生冷戰，而川普也並不是問題的唯一根源。與蘇聯不同，美國不可能在不付出任何代價的前提下將美國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毋庸置疑，中美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因此，美國需要制定一個廣泛的對華戰略，包括避免事故、危機管理和保持高層溝通的機制與流程。
中美關係目前處於過去50年來的最低點。有人說川普總統給拜登總統留下了一場新冷戰，並將其定義為沒有硝煙的激烈競爭。但現在，中美之間還沒有發生冷戰，而川普也並不是問題的唯一根源。
然而，認為美國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經濟成本的前提下將美國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則是錯誤的。這也是為什麼冷戰的比喻具有誤導性。在冷戰時期，蘇聯對美國構成了直接的軍事和意識形態威脅，美蘇之間幾乎不存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相互依存關係。但是，美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每年超過5000億美元，更不用說還有數以百萬計的遊客等社會層面的交流。
美國及其盟國受到的影響來自與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相互依存的複雜機制。更多國家將中國而不是美國當作主要交易夥伴。與構成安全威脅的部分進行脫鉤是必要的，但全面的經濟脫鉤代價高昂，很少會有盟友跟進。
此外，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生態相互依存方面，物理和生物法則使脫鉤根本不可能，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憑藉一己之力解決這些跨國問題。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既涉及對他者行使權力，也涉及與他者一起行使權力。無論如何，美國都已經進入與中國的「競合關係」。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實現兩種相矛盾的目標的戰略。這種戰略絕對不是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
應對中國的挑戰需要更加複雜的戰略，需要將美國在國內外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起來，以捍衛自身並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一些悲觀主義者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率後，認為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實，如果美國將自己的盟友視為資產而不是拖累，那麼西方民主國家的財富總和在21世紀內將遠遠超過中國。
新冷戰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樣，目前的情形更像是1914年的情況，而不是1945年，當時所有大國都預計，發生的不過是短暫的第三次巴爾幹戰爭。然而，它們卻捲入了一場持續4年的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摧毀了4個帝國。一個成功的戰略必須防止出現這種「夢遊綜合征」。
如果美國以凍結中國資產或援引《對敵貿易法》作為回應，那麼世界可能會迅速地陷入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是一場熱戰。拜登政府需要制定一個廣泛的戰略來應對中國的挑戰，必須包括避免事故、危機管理和保持高層溝通的機制與流程。否則，中國、美國和整個世界都可能陷入災難性的後果。
3 中美競爭的邏輯
美國總統拜登的對華政策能否成功，將取決於兩國能否在生產全球公共產品方面進行合作，同時在其他領域展開競爭。中美關係是「競合關係」。這種競爭需要對矛盾的雙方予以同等重視。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如若處理不當，情形可能會非常危險；但若處理得當，競爭將會是有益的。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能否成功，部分取決於中國，但部分也取決於美國自身如何改變。保持美國在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至關重要，這需要對人力資源和研發進行投資。拜登政府針對這兩點提出了計畫。與此同時，美國必須應對新的跨國威脅，譬如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新冠疫情在美國奪走的生命超過了自1945年以來戰爭導致的死亡人數的總和。應對這些挑戰，需要美國與中國及其他國家展開合作。
拜登總統因此面臨著一項艱巨的議程，並將中美競爭視為「斯普特尼克時刻」。儘管拜登總統在講話中提到了羅斯福總統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並避免了具有誤導性的冷戰言論，但一個恰當的類比是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總統利用蘇聯發射衛星帶來的衝擊激發了美國對教育、基礎設施和新技術方面的投資。美國現在還能做到這一點嗎？
中國的實力確實在增長，但美國具有重要的長期實力優勢。首先是地理位置，美國的周圍是海洋和友好鄰邦，而中國則與鄰國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領土爭端。其次，美國還具有資源優勢。美國現在是一個能源淨出口國，中國則依賴經過印度洋的航線進口石油，而美國在印度洋上有著重要的海軍部署。
此外，由於擁有全球性機構和美元的國際霸權地位，美國的金融實力強悍。雖然中國渴望在全球金融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可靠的儲備貨幣依賴於貨幣的可兌換性、深厚的資本市場。美國還有人口優勢——美國的勞動力人口正在增加，而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已經開始下降。
在關鍵技術領域，美國也一直走在前沿。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而中國在研發方面投入巨大，目前在某些領域也具有良好的競爭力。中國還計畫到2030年成為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領先者。鑒於機器學習作為一種通用技術的重要性，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進步尤其重要。
另外，中國的技術進步不再僅僅基於模仿。美國對中國技術挑戰的成功回應，將更多地取決於美國國內的進步，而不是外部的制裁。
隨著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持續發展，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仍將低於21世紀初30%左右的水準。此外，隨著其他大國的崛起，大家集體行動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會變得愈加困難。儘管如此，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于未來幾十年內在整體實力上取代美國。
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促進了權力向該區域的橫向轉移，但亞洲內部也有其自身的權力平衡。中國的權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多國的制衡，美國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國保持與盟友的關係，美國被趕出西太平洋的前景就很渺茫。
但與中國競爭只是拜登總統面臨的問題之一。正如美國技術專家理查·丹齊格所指出的那樣：「21世紀的技術不僅在分佈上是全球性的，其帶來的影響也是全球性的。病原體、人工智慧系統、電腦病毒以及意外釋放的輻射可能會成為影響所有國家的難題。」因此，丹齊格主張：「我們必須推行協商一致的報告制度，共同控制，共用應急方案、規範和條約，緩解我們共同面臨的風險。」
在某些領域，美國的單邊領導力可以為如何提供公共產品這樣的問題給出大部分答案。但是，當涉及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新的跨國問題時，美國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雖然美國的領導力很重要，但美國無法僅憑一己之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溫室氣體和病毒不會受到國界或軍事力量影響。
在生態相互依存領域，權力博弈成為正和遊戲。因此，美國不能簡單地考慮對他人行使權力，還必須考慮與他人共同行使權力。在許多跨國問題上，賦予他人權力可以説明美國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中國提高能源效率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那美國將從中受益。因此，美國必須在競爭的同時與中國合作。
一些人擔心中國會將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與美國在傳統競爭領域的讓步聯繫起來。這種想法忽略了，如果喜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化或城鎮被洪水淹沒，將會給中國帶來多大損失。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雙邊關係緊張，但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是參加了近期由拜登總統發起的全球氣候峰會。
衡量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在於，中美兩國能否在生產全球公共產品方面進行合作，同時在其他領域展開激烈競爭。中美關係是一種「競合關係」。這種競爭需要對矛盾的雙方予以同等的重視。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文章節選自約瑟夫·奈：《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中信出版社，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