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需要的是「南方方案」，而不是「民主峰會」
愛德華·盧斯（《金融時報》駐華盛頓首席評論員、專欄作家）
【文/愛德華·盧斯，譯/觀察者網 劉嘯雲】
21世紀的歷史給美國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教訓：民主是不會在槍口下誕生的。值此美軍入侵伊拉克20周年之際，美國更應謹記這一點。在Zoom這一「安全空間」內也是同理。
美國總統拜登于本周以視頻形式舉行第二屆「全球民主峰會」，會議頗具超現實主義色彩——與會國家包括印度（該國正以莫須有的罪名監禁反對派領袖拉胡爾·甘地）、以色列（該國領導人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試圖干涉司法獨立）和墨西哥（該國總統人安德列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試圖阻礙民主選舉）。如果連這樣的國家都能算作民主的「朋友」，那還有誰是民主的敵人呢？
拜登的理想是高尚的——「民主峰會」沒有邀請被美國和西歐視作「不民主」國家的匈牙利和土耳其。不過，拜登的手段似乎不怎麼高明——瑞典研究機構V-Dem的資料顯示，過去五年間，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由不足50%躍升至75%。這一駭人的變化正是「民主衰退」的絕佳例證。
當然，美國確實有理由相信，民主制度的傳播合乎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問題是，美國在傳播民主方面收效甚微。
美國對中東施加了最多的「大棒」，也給予了最多的「甜棗」，最終卻無功而返。近年來阿拉伯世界中唯有突尼斯「皈依」了民主制，而這唯一的「皈依者」最近也遭遇了政變。同時，以色列以非民主的方式佔領了阿拉伯的領土，即便撇開上述事實不論，以色列內部是否民主也仍是有待商榷的。
拜登曾提名莎拉·瑪律根（Sarah Margon）為民主和人權助理國務卿。然而，莎拉對以色列的批評招致了參議院的反對，其提名因此於1月被撤回。吊詭的是，對有志于從事人權工作的人而言，爭取民主似乎反而成為了污點。
美國在促進民主的過程中取得的唯一一次絕對勝利是二戰後面向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的命運既不取決於西方，也不取決於中俄，而取決於所謂「全球南方」。因此，從務實的角度出發，美國應傾聽全球南方的聲音。
根據聯合國的投票記錄，全球南方國家大多對烏克蘭的命運漠不關心。這些國家辯稱，西方對全球南方的衝突似乎同樣漠不關心。在衣索比亞北部，內戰已持續兩年，導致約60萬人喪生，四倍于俄烏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儘管後者尚無準確資料）。然而，俄烏衝突每天都高踞新聞頭版，衣索比亞內戰卻每隔數月才能在報紙上佔據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正如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去年所言：「歐洲必須擺脫這樣一種心態，即歐洲的問題就是世界的問題，但世界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實際上，蘇傑生批評的不只是歐洲，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不過，鑒於印度需要聯合美國以對抗中國，蘇傑生謹慎地沒有提及美國；出於同樣的理由，拜登也對印度的民主倒退緘口不言。
這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美國聲稱中國的新疆政策為「種族滅絕」，這堪稱最嚴重的指控；與此同時，卻對印度穆斯林的遭遇避而不談。
如果西方願意傾聽全球南方的聲音，就會發現後者的一貫訴求是從國際社會獲得更多經濟援助，從而發展清潔能源、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現代醫療。中美兩個大國中，誰對全球南方幫助更大，誰就更有可能影響全球南方未來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俄烏衝突的爆發使這一問題顯得更為迫在眉睫。
拜登政府正致力於提出一個完備的方案，以幫助美國更好地應對全球南方事務。然而，相關官員也承認，這一方案尚未最終完成。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注資多於所有西方國家的總和，此事有利有弊。馬里、柬埔寨和玻利維亞能否走向民主，取決於他們自己。美國若想促使南方國家走上民主道路，最好少說教、多傾聽。
【本文翻譯自《金融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