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還能再搶救一下嗎？
文/丹尼爾·茲比拉天（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史蒂夫·列維茨基（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導讀
1月6日美國國會遭暴力衝擊事件，提醒了我們美國民主的潰敗。目前共和黨與民主黨的二元對立，是美國自憲政制度重建以來史上最深刻的兩極化，引發了現在的打破規範、挑戰美國民主制度的瘟疫。
本文節選自《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書，作者認為川普政府及共和黨組織核心空洞化導致了美國目前的政治危機，通過分析德國基民盟的建立，試圖為美國的危機尋找出路。由於兩位作者受限於立場，僅僅從民主黨的角度出發對共和黨進行批判。然而美式民主積弊已久，拯救之路任重道遠，作者對於民主黨寄予厚望是否能成真，依然有待時間的考證。
【文/丹尼爾·茲比拉天、史蒂夫·列維茨基，轉引自觀察者網】
在美國，政治學家們提出過[1]許多種選舉改革——僅舉幾例，終結重劃選區不公、開放初選、強制投票、選舉國會議員的替代規則——這可能緩和美國的黨派敵意。然而其效力的證據仍很隱晦。我們認為專注在驅動美國兩極化的兩個潛在力量會比較有價值：種族宗教重組和惡化的經濟不平等。我們認為，處理這些社會基礎必須要重新洗牌美國政黨所代表的東西。
共和黨[2]向來是兩黨裂痕的主要驅動者。2008年起，共和黨有時在掣肘、黨派敵意與極端政策立場方面表現得像個反體制政黨。它的25年右傾過程是組織核心空洞化造成的。過去25年來，共和黨的領導架構被掏空了精華——先是因為資金充裕的週邊團體興起（像是Americans for Tax Freedom、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和其他許多），他們的募款能力讓他們多多少少能主導許多共和黨民選官員的政策議題，接著還有福斯新聞等右翼媒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像柯赫兄弟等富裕的外部金主與有影響力的媒體名人，比共和黨自己的領袖更能夠影響民選的共和黨官員。共和黨仍在全國各地勝選，但是以前所謂的共和黨「建制派」如今變成了幽靈。如此空洞化[3]讓黨很容易被極端派掌控。
減少兩極化必須靠共和黨改革，甚至直接解散重組。首先，共和黨必須重建自己的體制。意思是在四個關鍵領域奪回領導階層控制權：財務、草根性組織、宣傳和提名候選人。唯有黨內領袖擺脫外部金主與右翼媒體的掌控才能進行自我改造。這需要重大的改變：共和黨人必須排除極端元素；他們必須建立更多元的選民結構，讓黨不再重度依賴萎縮中的白人基督徒鐵票；他們也必須設法不靠白人民族主義，或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弗雷克所謂的「民粹、排外和煽動的食糖亢奮」[4]訴求贏得選舉。
重新建立美國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是個苦差事，但是這種轉變是有歷史先例的——而且在更艱難的情境中成功。只要成功，保守政黨改革[5]會觸發民主的重生。特別戲劇性的例子是西德在二次大戰後的民主化。這項成就的核心是個被低估的發展：德國的中間偏右基督教民主聯盟（CDU）[6]從喪失信用的保守與右翼傳統的廢墟中組成。
1940年代之前，德國從未有過組織良好、能勝選的保守派政黨，而同時是既溫和且民主。德國的保守主義[7]長期被內部分化與組織缺陷摧殘。尤其是保守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激烈分化製造了極端派與專制勢力可利用的中間偏右政治真空。這個趨勢在希特勒掌權時達到最低潮。
1945年之後，德國的中間偏右在不同的基礎上重建。基民盟遠離極端派與專制派——主要由具備「無懈可擊的」反納粹資格[8]的保守派人物（像是康拉德·艾德諾）創立。該黨的成立宣言表明它直接反對舊政權與其代表的意義。
基民盟黨魁赫密斯（Andreas Hermes）曾形容斷層規模之大，在1945年評論說：「舊世界沉沒了，[9]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基民盟提供了德國民主未來的清晰願景：[10]拒絕獨裁體制、擁抱自由與包容的「基督徒」社會。[11]
基民盟也把基本盤拓展與多元化，招募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這是個挑戰。但是納粹與二次大戰的創傷說服了保守天主教與新教徒領袖們克服曾經分裂德國社會的長久歧異。如同某基民盟地方領袖所說，「天主教與新教徒的密切合作，[12]以前只發生在監獄、地牢與集中營，終結了舊衝突並開始建造橋樑。」
當天主教與新教的基民盟新領袖們在1945到46年創立期挨家挨戶到信徒家，他們實現了即將重塑德國社會的中間偏右新政黨。基民盟變成了德國戰後民主的支柱。
美國在鼓勵基民盟成立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美國今天要從這些成功案例學習，幫助搶救自己的民主，真是歷史的一大諷刺。言明在先：我們無意把川普或其他任何共和黨人跟德國納粹畫上等號。
但德國中間偏右的成功重建提供了共和黨一些有用的教訓。就像德國經驗，現在的共和黨人必須從陣容裡排除極端派，與川普政府的專制與民族主義傾向劃清界線，在白人基督徒之外設法拓展黨的基本盤。
基民盟或許提供了一個模型：如果共和黨放棄白人民族主義並軟化其極端自由市場意識型態，廣泛的宗教保守訴求能讓它建立可以長久的基本盤，例如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同時也潛在吸引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選民。
當然，德國保守主義的重建是在重大災難之後。基民盟別無選擇只能自我翻新。現在共和黨面對的疑問是這種翻新能否在我們掉入更深刻的危機之前發生。領袖們能鼓起遠見與政治勇氣在造成進一步傷害之前重新調整越來越失能的政黨嗎，或是我們需要一場災難才能引發改變？
雖然民主黨不是美國加深兩極化的主要動力，還是可以扮演角色去減輕它。有些民主黨人提議過讓党專注在重新吸引所謂白人勞工階級，或沒受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這是希拉蕊在2016年慘遭敗選創傷之後的顯著議題。
伯尼·桑德斯和一些溫和派[13]強烈主張民主黨必須贏回在鏽帶、阿帕拉契山脈等地失去的藍領選民。許多意見領袖認為，要做到這點，民主黨必須從擁抱移民與所謂「認同政治」的立場退讓——這個定義含糊的詞彙通常包括促進種族多元性，還有最近的反員警暴力倡議，像是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在《紐約時報》的特約社論中，潘恩（Mark Penn）和史坦（Andrew Stein）[14]敦促民主黨人放棄「認同政治」並軟化對移民的立場以贏回白人勞工的選票。雖然很少明講，核心訊息是：民主黨必須抑制少數民族影響力才能贏回白人勞工階級。
這種策略或許能減少黨派兩極化。如果民主黨要放棄少數民族的要求或把他們放到議題的底層，幾乎確定會贏回某些中低收入白人選民。實質上，黨會回到八○到九○年代的樣子——公共面貌是壓倒性白人而少數民族選民頂多只是次要夥伴。民主黨會名符其實地開始顯得像共和黨對手。而且當他們在移民與種族平等方面靠向川普的立場（意思是，兩者都要削減），他們會顯得對共和黨鐵票比較沒有威脅性。
我們認為這是個餿主意。我們必須極力強調，尋求削減少數民族團體在黨內的影響力不是減少兩極化的正途。這會重演我們國家最恥辱的一些錯誤。美國開國先賢們讓種族宰製保留，最後導致了南北戰爭。
當民主黨與共和黨終於在重建失敗之後妥協，他們的和解方式再度以種族排斥為基礎。六○年代的改革給了美國人第三次機會建立一個真正多種族的民主國家。雖然這個任務格外困難，我們非成功不可。如同我們的政治學者同僚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寫的：
此事的簡單真相[15]就是世界上從未建立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達成沒有特定種族團體占多數、政治平等、社會平等與經濟全民共用。
這是美國的大挑戰。我們不能逃避。
但是民主黨還有其他辦法幫助重新建構政治環境。現今美國黨派敵對的強度[16]反映出不只種族日益多元化還有經濟成長趨緩、所得分配階層下半部的工資停滯、貧富越來越不平等的綜合效應。現今種族色彩的黨派兩極化[17]反映了種族多元性在一段經濟成長趨緩的期間急升（1975年至今），尤其對低收入底層者而言的事實。
對許多美國人而言，近幾十年來的經濟變化[18]讓工作越來越沒保障，工時加長，升遷機會減少，帶來社會仇恨升高的結果。憎惡推動了兩極化。所以，克服我們深化中的黨派分裂的辦法之一就是，真正去處理長期被忽視的部分人口的生計顧慮——無論他們是什麼種族。
以解決經濟不平等為目標的政策可能加劇也可能紓緩兩極化，看怎麼安排而定。不像其他許多先進民主國家，美國的社會政策一向很依賴資產審查——只把利益分配給落在某收入門檻以下或符合其他資格的人。
資產審查計畫製造出許多中產階級公民認為只有窮人從社會政策獲利。又因為種族與貧窮在美國歷史上有重疊性，這些政策可能帶來種族汙名化。反對社會政策者通常用種族指控的措辭反對資產審查計畫——雷根說到用食物券買牛排的「福利女王」[19]或「小富翁」就是個主要例子。因為覺得受惠者沒資格的認知，福利在美國變成了貶義詞。
相對的，北歐國家拋開僵化的資產審查而採取比較廣泛的社會政策目標[20]模式可能對我們的政局有和緩效果。造福每個人的社會政策——主要例子是社會安全系統與聯邦醫療保險——可能幫助減少憎惡，在美國選民的裂痕間建立橋樑，確保社會支持更長期的收入不平等政策，而又不會帶來種族反彈的話柄。
全面的健保就是個明顯例子。其他例子包括更激進的提高基本工資，或普遍性發放基本收入——曾經被認真考慮過，甚至被尼克森政府送交國會的政策。另一個例子是「家庭政策」，[21]這個計畫提供父母有薪假期，補貼雙薪家庭的子女托育，讓幾乎所有人享有學齡前教育。美國政府在家庭的支出[22]目前是先進國家平均的三分之一，跟墨西哥與土耳其差不多。
最後，民主黨可以考慮[23]更全面的勞動市場政策，像是加強職業訓練，補貼工資給受訓與升等訓練的員工，高中與社區大學畢業生的在職進修計畫，還有外地員工的交通津貼。這類政策不只可能降低促成憎惡與兩極化的經濟不平等，還可能有助形成一個廣泛、長久的大聯盟，把美國政局重組。
當然，採用政策解決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在政治上很困難——部分是因為政策企圖解決的兩極化（造成制度性僵局）。我們對建立多種族大聯盟——包括少數民族與藍領白人的障礙——沒有任何幻想。[24]我們無法確定普遍性政策會提供這種大聯盟的基礎——只知道這代表比現行的資產審查計畫更有機會成功。不過，雖然艱難，民主黨還是必須解決不平等的問題。畢竟這不只是社會正義問題而已。我們民主制度的健全就靠它了。
比較我們目前的困境與其他國家或歷史上的民主危機，美國很明顯跟其他國家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憲政體制，雖然比歷史上其他國家古老又茁壯，仍然可能被其他地方扼殺民主的同樣病徵侵襲。所以到頭來，美國民主要靠我們美國公民。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終結民主；也沒有任何領袖能一手拯救它。民主是個共有企業。它的命運要靠我們所有人。
在二戰中最黑暗的時代，美國的未來岌岌可危，作家E·B·懷特受美國聯邦政府作家戰時委員會（Writers’ War Board）請托撰寫對「什麼是民主？」的簡短解答。他的答案很謙遜但是啟發人心。他寫道：
委員會當然知道民主是什麼。[25]就是走路靠右邊。就是不要推擠的「不要」。就是拆穿繡花枕頭的漏洞；就是高帽子上面的凹陷。民主就是不斷懷疑過半數的民意有過半數的機率正確。就是在圈票亭裡的隱私感，在圖書館裡的共同參與感，到處都有的活力感。
民主是報紙的讀者投書。民主是九局上半的比數。是尚未被證明錯誤的點子，歌詞還沒寫壞的一首歌。是熱狗上的芥末與配給咖啡裡的奶油。民主是戰時委員會的要求，在戰爭中某天的早上，想要知道什麼是民主。
E·B·懷特所描繪的平等主義、文明、自由理性與共同目標，是二十世紀中葉美國民主的精華。如今不只在美國還有整個工業化西方，這個願景正遭受攻擊。光是恢復逝去年代的自由派民主理想不足以復興現今的西方民主國家。
我們不僅必須恢復民主規範，還要把它延伸到整體越來越多元的社會上。這是個嚇人的挑戰：歷史上很少社會能夠種族多元化又真正民主。但是有個先例與希望。一百年前在英國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勞工階級曾被成功整合進入自由民主的制度——幾十年前這種事還被許多人視為不可能呢。
在美國，儘管有許多相反的負面預測，早期的幾波移民——義大利和愛爾蘭天主教徒、東歐猶太人——也被成功吸收到民主生活中。歷史教導我們民主與多元化是有可能協調的。這是我們面對的挑戰。歐洲與美國的前幾個世代作出了非凡的犧牲，捍衛我們的民主制度，對抗強大的外部威脅。我們這個把民主視為理所當然長大的世代，現在面臨著不同的使命：我們必須防止它從內部死亡。
注：
1.政治學家們提出過：舉例，參閱佩爾西利（Nathaniel Persily）編輯，《美國政治對立的解答》（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共和黨：哈克和皮爾森，《偏離中堅：共和國革命與美國民主的侵蝕》（Off Center：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Haven, C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曼恩與歐恩斯汀，《比表面看起來更糟》；格羅斯曼與霍普金斯，《不對稱政治》；巴柏（Michael Barber）和麥卡提（Nolan McCarty），〈對立的成因與後果〉（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佩爾西利編，《美國政治對立的解答》。
3.如此空洞化：佩爾西利，〈更強大的政黨是政治對立的解答〉（Stronger Parties as a Solution to Polarization），收錄於佩爾西利編，《美國政治對立的解答》，p. 123。
4.「民粹、排外和煽動的食糖亢奮」：佛雷克（Jeff Flake），《保守黨的良心：拒絕毀滅性政治以及回歸原則》（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 A Rejection of Destructive Politics and a Return to Principle》（New York : Random House, 2017），p. 8。
5.保守政黨改革：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保守政黨與民主的誕生》（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6.基督教民主聯盟：麥爾（Charles Maier），〈兩個戰後年代與二十世紀西歐的穩定〉（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 no.2 , pp. 327–52。
7.德國的保守主義：齊布拉特，《保守政黨與民主的誕生》，pp. 172–333。
8.「無懈可擊的」反納粹資格：赫爾夫（Jeffrey Herf），《分裂的回憶：兩德的納粹過往》（Divided Memory :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70。該黨早期的某些人物與納粹政權有關係，讓黨在這方面一直受到批評。
9.「舊世界沉沒了」：凱利（Noel Cary），《通往基督教民主的道路：從溫特霍斯特到艾德諾的國天主教與政黨系統》（The Path to Christian Democracy : German Catholics and the Party System from Windthorst to Adenauer）（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p. 147。
10.基民盟提供了德國民主未來的清晰願景：普雷德姆（Geoffrey Pridham），《西德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 in Western Germany）（London : Croom Helm, 1977），pp. 21–。
11.「基督徒」社會：同前，p. 32。
12.「密切合作」：引述自同前，pp. 2–28。
13.伯尼·桑德斯和一些溫和派：潘恩（Mark Penn）和史坦（Andrew Stein），〈民主黨人，回到中堅〉（Back to the Center, Democrats），《紐約時報》，二○一七年七月六日；桑德斯（Bernie Sanders），〈民主黨如何停止敗選〉（How Democrats Can Stop Losing Elections），《紐約時報》，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亦參閱里拉（Mark Lilla），〈身分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紐約時報》，二○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14.潘恩和史坦：潘恩與史坦，〈民主黨人，回到中堅〉。還有里拉，〈身分自由主義的終結〉。
15.「此事的簡單真相」：艾倫（Danielle Allen），〈夏洛蒂鎮不是舊戰爭的延續，是新的意義〉（Charlottesville Is Not the Continuation of an Old Fight. It Is Something New），《華盛頓郵報》，二○一七年八月十三日。
16.黨派敵對的強度：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現今種族色彩的黨派兩極化：戈登（Robert Gordon），《美國經濟成長的起與落：從南北戰爭以來的美國生活標準》（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p. 13。
18.近幾十年來的經濟變化：克雷默（Katherine Kramer），《怨恨的政治：威斯康辛的農村良知與史考特·沃克的崛起》（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p. 3。
19.「福利女王」：羅培茲（Ian Haney Lopez），《狗哨政治》（Dog Whistle Politic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0.社會政策目標：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家庭政策」：克魯曼（Paul Krugman），〈改革者的下一步是什麼？〉（What’s Next for Progressives?），《紐約時報》，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22.美國政府在家庭的支出：同前。
23.民主黨可以考慮：維倫斯基（Harold Wilensky），《美國政治經濟的全球展望》（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 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 225。
24.我們對建立多種族大聯盟沒有任何幻想：這樣何時有效的範例，參閱席克勒（Eric Schickler）對新政大聯盟的修正記述，《種族重組》。
25.委員會當然知道民主是什麼：懷特（E. B. White），〈民主的意義〉（The Meaning of Democracy），《紐約客》，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